冬天，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
孙启荣踩在结着薄冰的泥路上，脚底的胶鞋已经磨得见了麻线，雪水顺着裂口渗进去，凉得脚趾发麻。
他背上那只灰布书包鼓鼓囊囊，却没有几本像样的课本。
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常年卧病在炕，瘦得像一把柴火，咳嗽声整夜不断；父亲整日抱着旱烟袋，烟雾遮着眼神，不下地干活，也不去做工，只会在村口和人闲聊，换不来半粒粮食；两个妹妹一个七岁，一个四岁，穿着打了补丁的棉袄，冬天的手脚开裂流血，蹲在灶前烤火时缩成一团。
粮食只剩下半袋玉米面，母亲每天用手揣着数，舍不得多倒一点。
可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家里还是咬牙把最好的口粮留给他吃，把能卖钱的鸡、鸭、甚至母亲的陪嫁都拿出去换学费。
“启荣啊，你是咱家的盼头，将来要有出息。”母亲说这话时，眼角全是干裂的纹路，却带着亮光。
村里人看见他，总要夸一句：“这娃有文化，将来一定能跳出这片地。”
每逢这时，孙启荣心里都会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像是背负着全家的期望，又像是被人高看一眼的暗爽。
他比同龄人聪明，识字早，作文能合理运用成语，念课文声音抑扬顿挫。老师夸他脑子灵，邻居夸他“是读书的料子”，这让他很快意识到，“文化人”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张通行证。
有了这层身份，他走进谁家，都会被高看一眼；和人说话时，别人会下意识放低声音，带几分尊敬。
这种感觉，让他在少年时就懂了一个道理——知识不只是为了考试，它还可以让你抬起头来，让别人看你不一样。
那天早晨，他站在村口，望着通往镇上的土路。路边的白霜在阳光里闪着光，远处传来驴蹄声和卖菜的吆喝。
他攥紧书包带子，脚底被雪水泡得刺骨，却仍旧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
“总有一天，我要让别人仰着头看我——不管用什么办法。”
八十年代初，镇上的初级中学比村小学多了一股子“新鲜味”。
窗户上贴着蓝色的塑料纸挡风，课桌换成了成排的长条桌，黑板边上挂着“为四化建设培养栋梁”的标语，红底白字。
可对于十五岁的孙启荣来说，这一切都不如隔壁班那个女孩更能吸引注意力。
她叫张爱华，扎着两根麻花辫，笑的时候眼睛会微微弯起来，像一弯新月。
她的父亲是镇供销社的主任——在那个年月，这相当于半只脚踏进了城里人的生活。她穿的棉袄是蓝色灯芯绒的，袖口整洁干净，手套是买来的毛线织品，不像村里孩子穿的都是旧衣服。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校门口的早读之前。
冬天的晨风很冷，她站在门口翻课本，呼出来的白气在阳光下像一团细雾。
有几个男生在一旁小声打趣，她只是低头笑了笑，没有搭理。
孙启荣站在几步之外，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意识到——这样的人，能改变命运。
不是像母亲说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接近、获得、占有，从而借她的家庭、她的资源，替自己开出一条更宽的路。
他开始刻意在张爱华面前表现自己。
课堂回答问题时，总会把声音抬高半分，让她能听到；课间偶尔“无意间”借她的钢笔，然后在归还时顺手帮她修好松动的笔帽；放学后，他会提前走到路口，假装等朋友，实际上是为了在她回家路上“偶遇”，帮她提沉甸甸的书包。
张爱华很快对他露出了信任的笑容。
有一次，她悄悄告诉他，父亲在镇上有认识的厂长，明年可能帮她安排去厂里实习，甚至有机会分宿舍——那是很多农村孩子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机会。
孙启荣眼神没变，心却猛地一沉又一亮：机会近了。
他开始帮她抄作业、带早点、挡下那些调笑她的男生，甚至在一次家访中刻意让她父亲看见自己帮她搬书。
张爱华的父亲果然露出赞许的表情，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孙啊，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
那一刻，孙启荣心里泛起一种奇妙的算计感——和他在村里用“文化人”身份换米饭的感觉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换来的可能不止是一顿饭，而是一扇门，一条路，一生的轨迹。
那些年，孙启荣几乎用尽所有手段，努力守护着和张爱华之间的那条脆弱纽带。
他以为靠近张爱华，就能顺利攀上那条通往城里的“阶梯”。他用尽心思讨好她，甚至不惜在背后编织谎言，步步为营。
然而，现实并不如他想象的顺畅。
张爱华家里的阻力逐渐显现。
张父的目光日渐严厉，甚至有人暗示他“别做无用功，这姑娘不是你能碰的”。
而张爱华，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微笑渐渐收敛，麻花辫下的眼神变得复杂难辨。
孙启荣咬紧牙关，却知道自己挤不进那个圈子。
年复一年，那个曾经被他视为通往未来唯一出口的“靠山”，成了他无力攀附的高墙。
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望着冰冷的天空，心中决然：
“这条路走不通，就换条路。”
放弃张爱华，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挫败后的无奈抉择。
他将目光投向了新的目标——那些更隐秘、更深远，甚至能让他彻底翻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