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丑这天，慕容宝下了道大赦令，只要是参与过密谋的，全都免罪，官复原职。然后开始论功行赏，封将军、封侯的多达几百人。辽西王慕容农被打得头骨碎裂，脑浆都露出来了，慕容宝亲手给他包扎伤口，这才保住一命。之后任命慕容农为左仆射，没多久又升为司空，兼任尚书令。馀崇主动来归降，慕容宝觉得他忠诚可嘉，封他为中坚将军，让他掌管宫中警卫。还追赠高阳王慕容隆为司徒，谥号“康”。
慕容宝把高云封为建威将军，给了个夕阳公的爵位，收为养子。这高云是高句丽王室的旁支，当年燕王慕容皝打败高句丽，把他们一族迁到青山，从此世代都是燕国的臣子。高云这人性情沉稳，不爱说话，当时没几个人看得上他，只有中卫将军长乐人冯跋觉得他志向气度不一般，跟他成了老铁。冯跋的老爹冯和，曾经跟着西燕的慕容永混，当到将军，慕容永败亡后，全家搬到了和龙。
另一边，东晋的仆射王国宝和建威将军王绪，靠着会稽王司马道子这棵大树，受贿贪污，奢侈无度，没个上限。他们瞅着王恭、殷仲堪不顺眼，就劝司马道子削弱这俩人的兵权，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王恭他们也不傻，一边整修武器、操练兵马，一边上表请求北伐；司马道子心里犯嘀咕，下诏书说夏天农忙，让他们都解除戒备。
王恭偷偷派使者跟殷仲堪合计，想收拾王国宝这帮人。桓玄因为一直没得到重用，憋着一肚子火，想借殷仲堪的兵力搞事情，就忽悠殷仲堪说：“王国宝跟咱们这帮人早就不对付，就盼着咱们赶紧完蛋。现在他手握大权，又跟王绪穿一条裤子，想干啥就干啥；王恭是皇帝的大舅哥，他未必敢动。但您是先帝破格提拔的地方官，大伙儿都觉得您虽然有点想法，却不是当封疆大吏的料。要是他下诏书把您调回朝廷当中书令，让殷觊来当荆州刺史，您咋办？”殷仲堪说：“这事儿我愁好久了，你有啥招？”桓玄说：“王恭这人最恨奸臣，您该偷偷跟他结盟，像当年晋阳起兵那样清君侧，东西两边一起动手。我虽然不算啥能人，也愿意带着荆州的豪杰们冲在前头，这可是齐桓公、晋文公级别的大功啊！”殷仲堪听着心动，就对外联络雍州刺史郗恢，对内跟堂兄南蛮校尉殷觊、南郡相陈留郡人江绩商量。殷觊说：“做臣子的各守本分，朝廷的是非，哪是地方官能管的！晋阳起兵那事儿，我可不敢掺和。”殷仲堪死缠烂打，殷觊急了：“我既不跟你一起干，也不反对你，行了吧？”江绩也坚决说不行。殷觊怕江绩惹祸，当场打圆场，江绩却说：“大丈夫哪能用死来威胁？我江仲元活了六十岁，就差找个合适的死法了！”殷仲堪怕他太刚直坏事，就用杨佺期顶替了他。朝廷听说这事儿，把江绩调回当御史中丞。殷觊趁机称病辞职，殷仲堪去看他，说：“哥，你这病看着真让人担心。”殷觊说：“我病顶多是死我一个，你那病可是要灭门的！你好自为之，别惦记我了！”郗恢也不肯跟着干。殷仲堪正犹豫呢，王恭的使者到了，他一咬牙答应了，王恭高兴坏了。甲戌这天，王恭上表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起兵讨伐。
当初，晋孝武帝很信任王珣，可孝武帝突然驾崩，王珣没赶上受顾命，一下子失了势，就变得沉默寡言。丁丑那天，王恭的奏表到了，朝廷内外戒严，司马道子问王珣：“那两个藩王造反，你知道不？”王珣说：“朝政好坏我都没掺和，王恭、殷仲堪搞事，我哪知道啊！”王国宝吓得六神无主，派了几百人去守竹里，结果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兵都跑光了。王绪给王国宝出馊主意，让他假传相王（司马道子）的命令，把王珣、车胤骗来杀了，除掉大家眼里的名人，再挟持皇帝和相王出兵讨伐那两个藩王。王国宝答应了。王珣、车胤来了，王国宝又不敢下手，反倒向王珣问计。王珣说：“王恭、殷仲堪跟你没多大仇，无非是争点权力利益罢了。”王国宝慌了：“他们是想把我当曹爽收拾吗？”王珣说：“这叫啥话！你有曹爽那罪过吗？王恭难道是司马懿那样的人？”又问车胤，车胤说：“当年桓温围寿阳，打了好久才拿下。现在朝廷派兵，王恭肯定死守。要是京口没打下来，上游的殷仲堪又杀过来，你咋应付？”王国宝更怕了，赶紧上疏辞职，到宫里待罪。没过多久又后悔，假传诏书恢复自己的官职。司马道子本来就糊涂懦弱，想息事宁人，就把锅甩给王国宝，派骠骑咨议参军谯王司马尚之把王国宝抓起来送廷尉。这司马尚之是司马恬的儿子。甲申那天，赐王国宝自尽，在闹市斩了王绪，派使者去见王恭，好好认错，王恭这才撤兵回京口。王国宝的哥哥侍中王恺、骠骑司马王愉都请求辞职；司马道子因为王恺、王愉跟王国宝是异母兄弟，平时也不对付，就都没追究。戊子那天，宣布大赦。
殷仲堪虽然答应了王恭，却一直犹豫不敢出兵；听说王国宝等人死了，才赶紧上表起兵，派杨佺期驻守巴陵。司马道子写信劝他，他就撤军了。
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才十六岁，却很有才华，当时是侍中，他劝司马道子：王恭、殷仲堪迟早是祸害，得偷偷做准备。司马道子就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把自己卫府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给他。
魏王拓跋珪因为军粮不够，命令东平公拓跋仪离开邺城，移驻巨鹿，在杨城囤积粮草。慕容详派出六千步兵，想找机会偷袭北魏的各个据点；拓跋珪打败了他们，杀了五千人，活捉七百人，又把俘虏都放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十六国时期后燕与东晋的政治风波，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人性的复杂博弈与制度的深层困境。透过字里行间的权谋交锋，可窥见那个分裂时代的政治生态与历史走向的必然。
后燕：权力重构中的温情与隐患
后燕慕容宝在平定内乱后推行的“大赦封赏”策略，是乱世中巩固权力的经典操作。对“与会同谋者除罪复职”展现了政治宽容，而“拜将军、封侯者数百人”则通过利益再分配重构统治基础。慕容宝亲手为辽西王慕容农裹创的细节，虽显君臣温情，却难掩宗室权力过重的隐患——慕容农身兼左仆射、司空、领尚书令三要职，集行政、监察、中枢大权于一身，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对馀崇的提拔与对慕容隆的追赠，体现了“赏忠悼亡”的政治智慧。而收养高句丽支属高云为子的举动，则暗藏民族融合与政治拉拢的双重意图。高云“沉厚寡言”却被冯跋赏识的记载，看似闲笔，实则为后来冯跋拥立高云建立北燕埋下伏笔，印证了“时人莫知”的潜龙往往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推手。
东晋：士族内斗与皇权旁落的恶性循环
东晋朝堂的混乱堪称士族政治衰败的缩影。王国宝、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纳贿穷奢，不知纪极”，暴露了士族掌权者的腐化；而其与王恭、殷仲堪的矛盾，本质是中央与方镇的权力博弈。道子“裁损兵权”的尝试引发“中外恟恟不安”，显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极度衰弱。
桓玄的挑唆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他精准抓住殷仲堪的心理弱点——“人情皆以君为虽有思致，非方伯才”，以“晋阳之甲”的典故煽动起兵，将个人野心包装成“桓、文之勋”的正义之举。这场谋划中，各方态度鲜明：殷觊坚守“人臣守职”的底线，江绩以“未获死所”明志，郗恢消极观望，展现了士族内部价值观的分裂。殷仲堪最终以杨佺期取代江绩，既是排除异己，也预示着荆州军事集团的崛起。
王恭起兵后的局势演变，尽显东晋政治的荒诞。王国宝的无能暴露无遗：戍守竹里的士兵因风雨溃散，欲杀王珣、车胤又不敢下手，从“矫诏杀人”到“上疏待罪”再到“诈称复职”，一系列操作尽显其色厉内荏。王珣的劝解“王、殷与卿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一语道破这场争斗的本质；车胤以“桓公围寿阳”的典故警示，则点出中央军的虚弱。
会稽王道子的“委罪国宝”是典型的政治甩锅，通过牺牲王国宝、王绪换取暂时和平，却无法解决中央与方镇的根本矛盾。而十六岁的元显建议“潜为之备”，虽显少年才俊，却加速了东晋内部的军事化分裂。殷仲堪“闻国宝等死乃始举兵”的犹豫，更暴露了地方势力的投机心态——他们并非真心“清君侧”，而是借题发挥争夺利益。
乱世政治的共性规律与历史启示
这段史料揭示了分裂时代的政治共性：权力合法性的脆弱导致“论功行赏”成为常态，而“大赦除罪”实质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承认；宗室与士族的权力膨胀始终威胁中央集权，慕容农的专权与王恭的起兵本质相同；个人野心往往借“清君侧”“兴义兵”的名义展开，桓玄的煽动与王恭的起兵皆属此类。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后燕试图通过宗亲纽带巩固权力，却因宗室太强而内耗；东晋想通过士族共治维持平衡，却因士族内斗而崩溃。高云的沉默与冯跋的识人之明，王国宝的无能与元显的早熟，共同构成了乱世的群像图谱——在制度缺失的背景下，个人选择与偶然事件往往成为历史转向的关键。
这段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镜鉴：权力缺乏制约必然滋生腐败（王国宝之流）；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失衡终将引发动荡（王恭起兵）；以利益捆绑而非制度构建的统治难以长久（后燕的封赏与东晋的姑息）。这些教训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断重演，成为理解传统政治运作的重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