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隐去已近一月，其播撒的知识与思想，如同投入湖中的巨石，最初的惊天波澜虽已平复，但湖面之下，更复杂、更汹涌的暗流，正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与对“天幕遗产”的争夺中，加速汇聚、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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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南：慕容吴的“格物新政”与内部裂痕
姑苏皇城，慕容复并未因天幕隐去而懈怠，反而加紧了将其理念转化为实际国力的步伐。
· “格物新政”全面推行：
1. 科举改制： 在传统经义之外，增设“明算科”（数学、逻辑）与“格致科”（基础物理、天文地理），选拔通晓新学的人才入仕。
2. 官学革新： 在各州县官学中，强制加入天幕所授的算学、基础格物、律法常识等内容。同时设立“皇家格物院”（区别于天幕学府），集中资源研究火药、冶金、造船、农具改良等实用技术。
3. 经济刺激： 对采用新式纺织机、改良农具的工坊与农户，给予税收减免；鼓励海商探索新航路，寻找“天幕所述之海外作物与矿产”。
· 新旧势力的冲突加剧：
新政触动了依靠旧学晋身的士大夫阶层和传统地方豪强的利益。
“陛下！科举乃为国取士，当以圣贤文章、治国方略为本！岂能容这些奇技淫巧、锱铢算计之学登堂入室？” 朝堂上，老臣痛心疾首。
地方上，有豪强抵制新式农具推广，担心佃户效率提升后影响其地租收入；有守旧文人私下串联，诋毁新学为“亡国之兆”。
慕容复虽以铁腕推行，但“格物新政”在加速吴国发展的同时，也在其内部撕开了第一道明显的裂痕——新兴的技术官僚与商人阶层，同传统的文人官僚与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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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地：北元的“汉法”实验与族群张力
大都方面，脱欢与伯颜对天幕知识的应用更为务实和谨慎，聚焦于巩固统治。
· “汉法司”的设立： 在伯颜主持下，北元正式成立“汉法司”，职责并非全盘汉化，而是 “采汉法之可用者，以固根本” 。重点整理适用于汉地基层治理的律法条文、税赋制度，并尝试引入天幕所述的更精确的历法与农业知识，以稳定汉地生产，保证税源。
· 技术人才的“圈养”： 北元将俘获或招揽的汉人工匠、通晓新学的儒生，集中安置于几个重点军工作坊和官营农场，给予相对优厚的待遇，但严格限制其自由，旨在将其技术能力剥离于汉人社会整体，专为元廷服务，防止技术扩散增强汉人反抗潜力。
· 族群政策的微妙调整： 天幕“文明融合”的警示，让北元高层意识到一味高压不可持久。他们开始尝试有限度地提拔少数“忠诚可靠”的汉人官员进入中低层管理机构，并允许蒙古贵族与汉人世侯进行更深入的经济合作（如联合经营矿场、牧场），试图构建利益共同体。然而，根深蒂固的族群等级与猜忌，使得这种“融合”举步维艰，反而可能因利益分配不均引发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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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荆襄：襄阳的“知识堡垒”与生存博弈
身处夹缝的襄阳，对天幕知识的吸收呈现出独特的生存智慧。
· “格物苑”的转型与深化： 在黄蓉主持下，格物苑不再仅仅是研究机构，更成了 “军民用技术转化中心” 。集中力量于几项关键生存技术：基于杠杆滑轮原理的城防器械改进、基于光学原理的了望镜研制、基于新农学知识的城内有限土地精耕细作、以及外伤治疗与瘟疫防治的医药研究。
· “汉水学堂”的悄然兴起： 利用相对安全的水道，襄阳与周边心存宋室的州县、乃至一些仰慕郭靖黄蓉的江湖势力，建立了秘密的知识交流网络。“汉水学堂”并非实体，而是一套通过商船传递加密书册、交流技术心得和各方情报的隐秘体系。襄阳，正试图将自己打造为一个乱世中的“知识灯塔”和“抵抗枢纽”。
· 与吴国复杂的关系： 襄阳既依赖吴国的物资通道（尤其盐铁），又警惕其吞并野心。在天幕知识应用上，与吴国既有合作（如某些民用技术交流），更有竞争和保密（如核心城防与医药技术）。郭靖坚守的“保境安民”独立路线，因知识的注入而有了更坚实的技术基础，也面临着更复杂的博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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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上：周泰的“远望”与蒲寿庚的“新棋盘”
天幕带来的航海与天文知识，正迅速改变海洋格局。
· 吴国水师的“探索舰队”： 周泰得到慕容复全力支持，组建了一支由改良帆船（应用新流体力学知识）、装备初步星象导航仪（简陋的牵星板、改良罗盘）的“探索舰队”。其任务不仅是巡逻，更是 “向南，寻找新的岛屿、航路与资源” ，试图为吴国开辟新的财富与战略空间，减轻对北方战线的依赖。
· 蒲氏商团的“知识套利”： 蒲寿庚则利用其横跨多方的信息网络，成为了天幕知识在海外传播与应用的关键节点。他将中原的新技术（如改良瓷器、纺织术）带往南洋、天竺乃至更远，换取巨额利润和稀有物资；同时，也将海外的新物种（如耐旱作物）、新技术（如某些独特的造船工艺）和情报带回，贩卖给各方势力。他不再仅仅是商人，更成了一个利用知识差进行全球套利的“信息与科技捕客”，其影响力与危险性同步增长。
后幕时代的序幕刚刚拉开，各方势力已依据各自的理解与需求，对天幕遗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与运用。知识的武器，正在重塑权力的版图，而更剧烈的碰撞，显然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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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