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燕京,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的窗户敞开着,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明坐在长桌一端,手里的香烟已经燃到一半。周明、刘王、刘少、任弼等人分坐两侧。
桌上摊着厚厚一摞材料,最上面是“关于原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李宇轩情况的调查报告”。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重要战犯处置问题”的特别会议,已经开了三个小时。
周明坐在人明右侧,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档案。档案封面上写着“李宇轩”。他刚念完李宇轩的履历摘要:黄埔军校办公室总务主任、第三战区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东南军政长官……
“情况就是这样。”周明放下档案,环视与会者,“李宇轩现在金陵,由第三野战军临时看管。怎么处置,请大家发表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总政治部,他五十来岁,豫章口音很重:“按政策,李宇轩属于甲级战犯。陆军一级上将,东南最高指挥官,这个级别不送功德林,说不过去。下面的同志会有意见——为什么杜与明、王耀五这些中将都进去了,他一级上将反而特殊?”
“但他抗日有功。”说话的是统战部副部长,戴眼镜,文质彬彬,“1938年江城会战,他的第三战区在皖南牵制了日军一个师团。1942年浙赣会战,他指挥部队在金华、衢州一线血战,伤亡三万人,拖住日军两个月。这些,历史档案里都有记载。”
“功是功,过是过。”一位副部长摇头,“抗日有功的国民党将领多了,难道都不算战犯?那我们还搞什么战犯管理所?”
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角落里的电扇嗡嗡作响,吹不动凝重的空气。
“我来说几句。”说话的是陈义。他刚从魔都赶来,风尘仆仆,但精神很好,“李宇轩这个人,我打过交道,周明同志知道。
周明点头:“是的。当时我们在重庆得到情报,李宇轩给第三战区的命令是‘以驱赶为主,勿使事态扩大’。
“这是事实。”陈义继续说,“还有1946年内战爆发后,他的第三战区和我们接触不多。
“相对较轻也是罪责。”一个年轻的干部说,“他毕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代表反动阶级。不处置,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怎么体现革命的彻底性?”
争论开始升温。有人主张严惩,有人主张宽大,有人主张“关起来再说”。
人明一直没说话。他坐在主席位置,一根接一根抽烟,眼睛半眯着,像在听,又像在想别的事。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七八个烟头。
“主席,您的意见呢?”周明看向人民。
人明掐灭手里的烟,缓缓开口:“李宇轩……我认识。”
会议室安静下来。
“1914年,我在星城第一师范读书,他是兼课老师,教军事理论。那时他20出头,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但讲课很平和,没有旧军人的架子。”人民的声音有些悠远,“有一次课后,我问他:李先生,您觉得华夏怎样才能强大?”
他顿了顿,仿佛回到那个年轻的午后。
“他说:人民同学,这个问题很大。但我认为,第一要统一,第二要工业化,第三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我说:那农民问题呢?土地问题呢?他想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这是我没想到的。军队和工业很重要,但基础还是老百姓要吃饱饭。”
人明又点起一支烟:“那时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站在统治阶级那边,但至少……愿意听不同意见,愿意思考。后来他去了黄埔,跟了大队长,走了另一条路。但听说在黄埔,他讲课还是强调‘军人为民’,不是为某个人、某个党。”
他吸了口烟,看向周明:“周明,你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吧?”
“听过。”周明点头,“他讲《军人伦理学》,说‘军人的忠诚,首先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然后才是对长官的忠诚’。这话在当时很大胆,因为大队长正强调‘绝对服从’。”
“所以这个人,”人明敲了敲烟灰,“有他自己的原则。抗日时期,他打得不错。内战时期,他消极对待。最后时刻,他让部队放下武器,减少流血。这些,都是事实。”
总政治部副主任欲言又止。
人明看出来了,摆摆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功是功,过是过,政策是政策。我的意见是:该送功德林,还是要送。”
与会者都有些意外。
“但是,”人明话锋一转,“送进去,怎么对待,是另一回事。李宇轩和其他战犯不一样。第一,他抗日有大功。第二,他保护过我们的同志。第三,他在最后时刻做了正确选择。所以,我的意见是:送进去,走程序,但内部要特殊关照。”
他看向总政治部:“你们担心下面有意见?那就把道理讲清楚。抗日有功的,我们永远承认;做过好事的,我们永远记得。但历史问题要处理,程序要走。送进功德林,不是要整他,是要保护他——现在外面还有国民党特务想救他吧?”
周明接话:“确实。我们得到情报,军统有一支特别行动队潜入大陆,目标之一就是‘清除叛将’。李宇轩如果不在我们控制下,反而危险。”
“所以,”人明总结,“送功德林,对外体现政策的严肃性,对内实际是保护。等过一段时间,局势稳定了,再考虑下一步。你们看怎么样?”
没有人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