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接见西夷使团，如同在帝国这台精密而庞大的机器上，又按下了一个加速键。来自外部的刺激与内部积蓄的变革动能相互叠加，使得新政的推行与旧势力的转型，都进入了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阶段。星火已然播撒，正呈燎原之势，而在火光映照下，众生百态，各显神通。
通州漕运码头，刘文炳的“合规王国”并未止步于账目清晰与流程优化。在初步掌控了几个关键节点后，他的野心随着利益的增长而膨胀。他从格物院“借”来的赵算与钱理，如今已成了他麾下炙手可红的“改革干将”。
受到格物院“标准化”思想的启发，刘文炳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他要推行“漕船标准化”。
以往，往来漕船大小不一，制式各异，导致装卸效率低下，仓位计算复杂，也给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刘文炳召集了依附于他的几个造船工坊主，拿出了赵算等人根据历年数据测算出的“最优”漕船尺寸、载重和结构图纸。
“往后，凡欲承接官府漕运业务的船只，须按此规制建造或改造！”刘文炳不容置疑地宣布，“如此，装卸有定式，仓位有定数，调度有定规，可大幅提升效率！”
此令一出，在漕运相关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拥有非标船只的小船主叫苦不迭，改造费用对他们而言是笔沉重的负担。而那几个提前得到消息、已开始按新规准备的大工坊，则暗自窃喜，看到了垄断漕船建造和维修业务的巨大前景。
刘文炳对此心知肚明。他并非出于公心要提升整个漕运体系的效率，而是要借此机会，将漕运的核心资源——运输工具，也纳入他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他的权力与利益范围。他允许小船主以船只入股或借贷（自然是他控制的钱庄）的方式进行改造，实质上是在用规则的制定权，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行业洗牌和财富再分配。
“效率”，成为了他排除异己、构建私利王国最冠冕堂皇的武器。这“标准化”的星星之火，在私欲的驱动下，正悄然改变着运河经济的生态。
京畿卫所百户孙得功的织布自救，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效，但远未解决根本问题。粗糙的“京卫”粗布，在市场上竞争力有限，换回的银钱仅能勉强维持参与织布军户家庭的温饱，对于改善整个卫所的破败状况、更换破旧军械，无异于杯水车薪。
残酷的现实迫使孙得功思考更深。光织布不行，还得找销路，甚至……控制上游原料。
他注意到，《工坊革新简报》中提到，江西的夏布工坊之所以成功，在于形成了从苎麻种植到纺织再到销售的完整链条。
“咱们这里不产苎麻，但……咱们有荒地，有劳力啊！”孙得功召集手下几个还有点想法的总旗、小旗，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能不能跟布政使司申请，把卫所旁边那些没人种的荒地利用起来，咱们自己种麻？或者，跟附近村民合作，咱们出人护卫他们免受骚扰，他们种的麻优先按约定价格卖给咱们？”
这个想法让手下们面面相觑。军户种地本是常事，但以往种的是粮食，如今要去种经济作物，还要跟民间打交道，这再次冲击了他们固有的观念。
“百户大人，这……这能行吗？咱们是军户，去种麻贩布，像什么样子？”有人犹豫。
“不像样子？等着饿死就像样子了？”孙得功有些恼火，“朝廷都允许咱们‘以工商补军资’了！光靠织那点破布，能换来几杆新式火铳？能修葺这快要塌了的营房？”
他指着远处荒芜的田地：“地就在那儿荒着！人就在这儿闲着！咱们不想法子，难道等着天上掉馅饼？就算最后不成，也不过是费把子力气，总比坐以待毙强！”
在孙得功的强力推动下，卫所开始尝试与地方里正、乡老接触，商讨合作种麻的可能性。这个过程磕磕绊绊，充满了不信任与固有的隔阂。但孙得功的尝试，代表着一部分底层军事单位，在生存压力下，正试图突破制度的桎梏，艰难地向一种“亦兵亦工亦农”的混合模式探索。这缕微弱的火苗，虽然摇曳不定，却蕴含着打破僵化军户制度的潜在力量。
南京国子监内，沈文澜等人的“经济社”并未停留在空谈。受到皇帝接见西夷时表现出的对具体知识的兴趣，以及《京报》开始刊登“实务探讨”文章的鼓舞，沈文澜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实证研究”。
他利用家族关系，获得了苏州府近十年来的部分粮价、丝价数据以及气候记录（主要是水旱灾害）。他带领社内同窗，运用在格物院生徒那里请教来的简单统计方法，试图找出物价波动与气候变迁、乃至漕运通畅程度之间的关联。
这项工作枯燥且繁琐，需要极大的耐心。许多同窗中途退出，认为这是胥吏之务，非士子应为。但沈文澜坚持了下来。当他初步绘制出几条起伏的价格曲线，并发现其与某些灾害年份存在明显对应关系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认知愉悦。
“以往读圣贤书，只知‘谷贱伤农’，却不知其‘贱’至何种程度，与何相关。”沈文澜在社内分享他的初步发现，“今观数据，方知天时、地理、物流，皆关乎民生休戚。圣人所言‘敬天保民’，岂是空谈？需落实于此等具体事功之上！”
他将自己的初步分析和建议（如建立常平仓信息互通机制、优化漕运调度以平抑物价）整理成文，虽显稚嫩，却言之有物，投给了《京报》的“实务探讨”版面。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会得到刊发，但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风正在少数士子中萌芽：从义理思辨，转向关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这思想的星火，或许比任何技术或制度的改变，更能影响帝国的未来。
开封周王府，“豫丰号”的资本触角在继续延伸的同时，周王朱睦柛授意长史，开始了另一项更为长远的投资——人才。
他注意到沈文澜这类年轻士子的价值。他们既有传统的儒学功底，又开始接触和思考实务，是未来可能影响朝局的新生力量。朱睦柛不求这些人直接为王府效力，那太着痕迹，风险也大。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隐性的“善缘”。
“豫丰号”暗中设立了一项“英才助学基金”，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向那些像沈文澜一样出身尚可、但家境并非极其富裕、且致力于“经济实学”研究的年轻士子，提供不附加明显条件的资金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书籍、游学访师、出版着述。
同时，周王也开始留意格物院中那些背景相对简单、表现出色但晋升无门的低阶官员或优秀生徒。通过“豫丰号”控制的工坊或商会，以高薪聘请他们担任“技术顾问”，或资助他们进行一些“民用技术”的研发。
朱睦柛深知，权力和财富终须依附于人与知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提前投资那些掌握新知识、具备新思维的人才，无论他们未来是步入朝堂，还是深耕技术，都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给王府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这是一种超越了眼前商业利益的、更为深谋远虑的布局，其效果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但周王愿意等待。
西苑精舍，朱厚照案头关于各方动向的报告愈发繁多。刘文炳的“漕运标准化”，孙得功的“卫所产业链”摸索，沈文澜的“实证研究”，周王府的“人才投资”……这一切，都未能逃过他的眼睛。
“陛下，刘文炳借标准化之名，行垄断之实，恐非国家之福。”有御史弹劾。
“孙得功身为军官，却行商贾之事，与民争利，败坏纲纪，应予申饬。”兵部有官员表示不满。
“沈文澜等士子，不务正业，钻研锱铢小道，有辱斯文。”礼部也有微词。
朱厚照听着，却并未轻易下结论。
“刘文炳其心可诛，然‘标准化’之思路，于漕运确有益处。可令工部、漕运总督衙门介入，制定真正公允的漕船标准，而非由他私相授受。”
“孙得功是被逼无奈，其心可悯，其行可勉。可令兵部会同地方，研究卫所参与屯垦、工坊之可行性，制定章程，加强管理，而非一味禁止。”
“沈文澜之文章，朕看过了。虽显稚嫩，然其关注民生、注重实证之心，值得鼓励。《京报》可酌情刊发，引导风气。”
他如同一个高明的园丁，既看到了一些蔓生杂草试图抢夺养分，也看到了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新芽。他的策略不是简单地拔除或呵护，而是进行引导和规范，将那些有益的“星火”引导向能够照亮帝国前路的方向，同时剪除那些可能引发火灾的荆棘。
“传旨，”朱厚照下令，“于翰林院下，设‘实务策论馆’，选拔对经济、工贸、水利、算学等有研究之士子入馆学习、着述，优秀者可直接授官。另，令格物院编纂《百工标准基础》，择其简易可行者，刊印分发各地工坊，助推产业提升。”
他不仅要利用底层的活力，更要建立上层的制度和文化，来接纳、引导和升华这股力量。他深知，真正的变革，不仅仅是利益的驱动，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和文化的认同。他正在做的，就是为这燎原的星火，开辟出更宽阔的燃烧场，并小心地控制着火势，以期最终锻造出一个全新的、更强大的帝国巨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