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硕双手插在西裤口袋里站在落地窗前。楼下德辅道中车水马龙，有轨电车叮当作响，行人如织，几个主妇模样的女人正说笑着走进对面一家挂着“正大便利店”招牌的店铺。
陈自强静立在他身后半步，手里还拿着刚送来的最新票房简报。郑硕没有回头，目光依然停留在街景上，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了然：
“自强，你看到没有？邵逸夫先生到现在，用的还是十年前甚至更早的那套方法。
他以为通过几家大报的影评，通过tVb的权威声音，就能像指挥自家片场的演员一样，引导观众应该看什么、喜欢什么、评价什么。”
他轻轻摇了摇头，嘴角泛起一丝复杂的笑意，既有对对手误判的嘲讽，也有一丝对时代变迁的感慨。
“他不明白，或者说，不愿意明白，”
郑硕转过身，目光锐利地看向陈自强：“现在的香江，已经不是他当年带着胶片机闯南洋时的香江了。
老百姓每天看着报纸，听着电台，在茶餐厅里听南来北往的人议论，在工厂里和工友争辩，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怎么花，看什么电影让自己开心，不会再轻易被几篇高高在上的评论所左右。”
他走到办公桌前，指尖点了点那份票房简报上依然亮眼的数据：“这场较量，早就不是《鬼马双星》和《声色犬马》两部电影谁更好看那么简单了。
这是我们和邵氏之间，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影理念，甚至是两种经营哲学的正面交锋。”
郑硕踱步到墙上那幅巨大的香江地图前，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影院和便利店的位置，红蓝交织，如同战场沙盘。
“邵逸夫先生信奉的，是他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行业权威、他掌控的庞大院线、以及他所认定的那种‘大片厂’标准和规则。
他相信，只要握紧了这些资源，定义了什么是‘高雅’、什么是‘艺术’，市场就要跟着他的指挥棒走。”他的手指划过那些代表邵氏核心院线的红色图钉。
“而我们……”他的手指移向那些代表正大便利店和合作影院的蓝色图钉，语气坚定起来。
“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楼下这些来来往往的普通人，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主妇，是工厂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是写字楼里熬夜加班的职员。
我们相信真正的市场需求，就藏在他们日常的喜怒哀乐里。电影，首先得让他们觉得好看、有趣、有共鸣，他们才愿意掏钱买票，这才是最硬的道理。”
郑硕深吸一口气，目光深邃：“1974年的香江，变化很快。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寻找机会，努力工作，也开始渴望看到讲述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而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或者江湖侠客。
他们需要一种更直接、更接地气的娱乐。邵氏兄弟那套体系很强大，很完整，但有时候，船大难掉头。”
他转过身，总结道：“而我们的优势，恰恰在于我们更贴近这片正在变化的‘土壤’，我们更懂这些新兴市民想要什么，并且愿意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把电影送到他们面前。
邵先生或许还在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而我们，已经和这些新的观众站在一起了。”
窗外，香江的午后阳光正好，街道上熙熙攘攘，充满活力。
与此同时，与邵氏兄弟素有宿怨、且敏锐洞察到市场新风向的《星岛日报》，迅速在其财经版块刊发了一篇重磅市场分析文章，标题旗帜鲜明——《市民用脚投票，〈鬼马双星〉票房证明一切》。
这篇文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立刻激起了巨大的舆论涟漪。
文章开篇没有纠缠于抽象的艺术争论，而是直指核心：“电影，究其根本，是一门需要观众买票入场才能生存的艺术。
评判一部电影成功与否，最硬性、最无法作伪的标准，便是票房。
这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成千上万普通市民用自己的血汗钱，在琳琅满目的娱乐选项中做出的真实选择。
《鬼马双星》上映首周即引发的全城观影热潮和惊人的票房数据，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其深受市民欢迎的程度。
这种来自市场的自发认可，其分量远超任何脱离大众的精英评断。”
接着，文章巧妙地运用了商业对比手法：“我们不妨算一笔经济账。据公开资料估算，邵氏兄弟公司近期推出的部分大制作影片，单部成本动辄高达四五十万港币，其中明星片酬、奢华布景占据巨大开销。
而反观《鬼马双星》，以其不到三十万港币的制作成本，目前所创造的票房收益和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其投入产出比显然更具市场效率。
这不得不让人思考，电影投资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为了堆砌视觉奇观、维系某种‘高端’姿态，还是为了更有效地创作出能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并能带来合理商业回报的文化产品？”
文章更进一步，犀利地点破了争议背后的实质：“当下围绕《鬼马双星》的某些批评声浪，看似围绕艺术理念之争，实则难以掩盖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冲突。
当一种新的、更贴近普通市民审美和消费能力的电影制作与营销模式取得成功，并对原有市场格局带来冲击时。
既得利益者通过掌握的话语权对其进行‘去价值化’解读，试图重新定义‘好电影’的标准，这在商业竞争中并不罕见。然而，时代在变，观众也在成长。
试图忽视市场真实反馈，一味强调审美权威的做法，恐怕难以长久。”
《星岛日报》的这篇报道，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站队或情绪化反驳上，而是试图构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对抗邵氏所代表的传统权威。
它将评判电影成败的标准，从少数精英掌握的“艺术格调”拉回到了由广大市民参与的“市场选择”上，用实实在在的票房数据和商业效率，为《鬼马双星》的成功提供了难以驳斥的论据，同时也巧妙地揭示了竞争对手可能的商业焦虑。
这对于当时正在逐渐壮大的、渴望看到反映自身生活的电影的香江普通市民而言，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声援和价值认同。
这场舆论战，也因此从单纯的口水仗，升级为了关于电影为谁服务、由谁评判的更深层次理念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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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麻地上海街一家名叫“荣发”的老式茶餐厅里，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却吹不散满屋的烟火气和议论声。
刚交完夜班的的士司机陈师傅，穿着一件洗得泛黄的汗衫，坐在靠门口的卡座上，一边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及第粥，一边对同桌的另外两个司机同行大声抱怨，声音盖过了后厨炒锅的哐当声：
“喂，你们看没看昨天那份报纸？又有人在说《鬼马双星》格调低，没艺术！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他们那些写文章的，住半山，饮洋酒，当然不懂我们开十几个钟头车，腰酸背痛收工后，只想看场戏笑一笑，轻松一下的意味！
这有什么错？难道非要看邵氏那些打打杀杀、飞来飞去的武侠片，才叫有格调，才叫高级？”他越说越激动，勺子敲得碗边叮当响。
旁边一个稍年长的司机老周，呷了一口浓茶，慢悠悠地接话：“就是啊，阿陈你说得对。我们这些揸方向盘、搬货、打工的，一天到晚够辛苦啦。
许冠文演的那个小人物，倒霉、抠门、但是乐观，不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亲切，笑得出声，就是好电影！
那些什么专家，离‘地’太远，我看他们是‘砖家’才对！”
这种不满和逆反情绪，像水渍一样，迅速在街坊间蔓延开来。许多家庭主妇在菜市场相遇，话题也变成了这个。
“管他什么格调不格调，我老公昨晚笑得前仰后合，说一个月都没见他这么开心过！这个周末，我也带儿子女儿去看！”
结果，看《鬼马双星》变成了一种新的家庭集体活动，甚至带点“支持我们自己的电影”的意味。
周末的北角皇都戏院门口，人龙排得拐了几个弯。一位刚带着三个年幼子女走出戏院的父亲，额头上还带着汗，脸上却堆满了笑容。
他一边给孩子们买雪糕，一边对熟识的街坊感慨：“难得，真是难得！细路仔（小朋友）从头笑到尾，我同老婆也笑到肚痛！一家人这么开心，这样的电影，几多年没看过了？值回票价啦！”
草根观众用最直接的方式——掏钱买票，拖家带口地走进戏院，来表达他们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批评的无视和反抗。
你越说它“格调低”，我们越要看看它怎么个“低”法，越要证明我们普通人的笑声也是有分量的。
于是，各大戏院排队购票的队伍，在争议声中，反而越来越长。邵逸夫本想用“格调”打压对手，没想到却亲手给《鬼马双星》烧旺了另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