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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74年8月29日，上午9点17分。
地点：清水湾邵氏影城邵逸夫的办公室。
邵逸夫独自站在红木大班台后，背对着门口，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挺直的脊背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线条。
他手里捏着刚送来的、还带着油墨和清晨露水气息的《鬼马双星》首日上座率初步统计报告，捏着纸张边缘的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凸起、发白。
那纸上几个简短的百分比数字，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烫眼：重点监测的十八家戏院，首场平均上座率92%，黄金晚场更是全线爆满，多家戏院临时加开午夜场……预期的打压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像是往火堆里浇了一瓢油，燃得更旺了。
这近乎满堂彩的数据，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抽在他这位掌控香江影坛近二十年的大亨脸上，火辣辣地疼。
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此刻凤凰影视的办公室里，会是怎样的志得意满；那个叫郑硕的年轻人，又会是何等的踌躇满志。
“哗众取宠……市井杂耍……”邵逸夫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冰冷的词，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市场现实迎面重击后的清醒和震怒。
他意识到，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仅仅在排片上做些小动作，或者等待市场自然冷却了。
必须立刻反击，而且要从更根本的层面——电影的艺术价值和格调——发起攻击，动摇其正当性，才能遏制住这股看似势不可挡的势头。
“逸华！”邵逸夫猛地转身，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将那份报告重重拍在桌上。
“立刻联系《华侨日报》的沈社长，就说我邵逸夫有要事相商。中午……最晚下午，我要看到他们的评论文章见报！”
方逸华应声而入，看到邵逸夫铁青的脸色和桌上那份报告，心里已然明了：“六哥，主题和口径是……？”
邵逸夫走到窗边，望着片场内忙碌的摄影棚，冷冷地说：“主题就定……《电影艺术还是市井杂耍？》。不必点名，但要点透。
重点批判那种一味追求低级趣味、用粗俗笑料迎合市井、缺乏艺术深度和社会责任感的创作倾向。
要站在电影艺术和健康风尚的高度来谈。”他顿了顿，补充道：“告诉老沈，文章语气要看似客观公允，但立场必须鲜明。稿费按最高标准付。”
“明白，我马上去办。”方逸华快步离去。
当天中午十二点整，与邵氏兄弟公司关系密切的《华侨日报》便在增发的娱乐版头条，刊登了这篇署着笔名、却明显带着邵氏兄弟印记的评论文章。
文章用词考究，看似在探讨一种普遍现象，但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近期某部靠“市井笑料”赢得票房的新片，是“对电影艺术的亵渎”和“对观众审美趣味的误导”。
指责其“只有热闹，没有门道”，“纵然能博人一笑，终究难登大雅之堂”。
这篇文章像一颗投入水塘的石子，立刻激起了涟漪。
到了下午两三点，另外几家仰仗邵氏广告投放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报，也仿佛收到了统一指令般，相继发表了类似调门的文章。
有的标题更加直接尖锐，如《警惕银幕‘垃圾食品’泛滥》、《电影格调沦丧，谁之过？》，集中火力攻击《鬼马双星》的“低级趣味”和“缺乏艺术价值”。
全都刻意回避其惊人的上座率和观众自发的好评，试图从美学和道德层面将其定性为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而非“优秀的电影创作”。
邵逸夫通过旗下媒体发起的舆论围攻全面展开，但此刻在凤凰影视公司的办公室里，郑硕对这场风暴的到来却显得异常平静。
陈自强有些气恼：“邵老六这招太阴了！打不过就泼脏水，说我们格调低！”
郑硕快速浏览着这些报纸，脸上非但没有怒容，反而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他放下报纸，对略显焦急的陈自强说道：
“急了，邵逸夫这次是真的有点急了。他不用再在排片、设备上搞小动作，而是开始用‘艺术’、‘格调’这种大词来攻击我们。
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实实在在的票房，已经打疼他了，他找不到别的有效办法了。”
他站起身，走到那幅香江地图前，看着上面代表合作影院的标记：“他越是强调阳春白雪，就越显得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的电影是拍给每天挤巴士、为两餐奔波的老百姓看的，不是拍给电影沙龙里那些评论家看的。他说我们低俗，恰恰说明我们接地气。”
“那我们……要不要也在相熟的报纸上写文章反驳？跟他论战？”霍建宁谨慎地问道。
“没必要。”郑硕果断摇头，“他说他的阳春白雪，我们放我们的市井烟火。论战反而抬举了他那套说辞。
我们要做的，是让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用脚投票。自强，你让下面的人，把这两天观众散场时的真实反应，比如那些笑弯了腰、看完还津津有味讨论的场面，送到《今日头条》那边去，让他们用社会新闻的形式报道出去。
不用夸，就写实就行。老百姓的真心笑声，就是最好的反驳。”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另外，把我们首日，尤其是加开场次的票房数据，挑几家重点戏院的，做得醒目一点。
明天一早在《今日头条》和《星岛日报》上公布出去。
邵逸夫想打口水仗，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看看是少数人的‘高雅’评论有分量，还是成千上万普通观众买票支持更有力量。”
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楼下中环熙攘的人群，对身旁的陈自强淡然说道：“不过邵老六亮出了他的底牌，我们不出出牌，也显得有点你小气。”
郑硕深知，在传统媒体渠道上，刚刚起步的凤凰影视难以与根深蒂固的邵氏兄弟正面抗衡。
他决定避实就虚，采取一套全新的策略。下午16点刚过一点的时候，《今日头条》娱乐版推出了一个名为“市民观影心声”的专栏，首期刊登了一位观塘纺织女工的来信：
“我是在纺织厂做了十年的女工，每天站着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周末能喘口气。
昨天我和厂里姐妹一起去看了《鬼马双星》，许冠文在电影里那个被平底锅砸到头后一脸懵的样子，活脱脱就是我前天在旺角街市为了一毛钱菜价和菜贩讨价还价的模样。
我在电影院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因为这演的就是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啊！”
这封朴实无华的来信刊出后，在市井间引起了强烈共鸣。接着，一位深水埗的码头工人来信写道：
“我们扛大包的，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后去大排档喝瓶啤酒，看看电影。
邵氏那些武侠片打得是好看，但总觉得离我们太远。许冠文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总是吃亏却从不放弃的小人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那种苦中作乐的劲儿，正是我们这些底层打工仔最真实的生活态度。”
郑硕特意指示编辑部，对这些来信不做任何修饰，保留原汁原味的市井语言。
同时，他派出手下记者深入各个工人聚居区，记录普通市民的观影感受。记者在九龙城寨的一家茶餐厅采访到一位年近六十的洗碗阿姨：
“我每天从早到晚洗十几个小时的碗，手都泡白了。儿子孝顺，硬是塞钱让我去看电影放松一下。
许冠文在电影里那个存钱买表却总也存不够的段落，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这么一分一厘地攒钱供孩子读书。
电影散场时，我听到旁边好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阿姨都在抹眼泪，这电影懂我们老百姓的心。”
这些真实的声音通过《今日头条》持续刊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间舆论浪潮。
更妙的是，郑硕安排将这些来信编辑成一份特刊，直接送至各家戏院的经理手中。
一位在北角经营戏院多年的经理在阅读这些来信后，主动增加了《鬼马双星》的排片量，他对旁边的助手说：
“我放电影三十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普通观众自发为一部电影说话。
邵氏兄弟的那些影评写得再高明，也比不上这些普通观众的一句‘这电影演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来得有分量。”
郑硕这一着棋，巧妙地绕开了传统媒体的壁垒，直接诉诸最广大的市民阶层，用最真实的声音为《鬼马双星》铸就了一道邵氏难以攻破的舆论防线。
郑硕心里清楚，邵逸夫发起的这场舆论战，看似站在道德和艺术的制高点上，实则正在一步步拉大邵氏兄弟公司与普通市民的距离。
而在1974年的香江，决定电影最终命运的，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标准，而是街头巷尾的升斗小民。
郑硕就是要把这场较量，从排片、宣传的明争，转向更深刻的关于电影为谁服务的暗斗。
而他对于赢得这场暗斗，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