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的慕容俊派慕容恪去攻打中山，慕容评到鲁口攻打王午。魏国中山太守、上谷人侯龛紧闭城门坚守。慕容恪往南夺取常山，把军队驻扎在九门，魏国赵郡太守、辽西人李邽献出整个赵郡投降，慕容恪对他优厚安抚，带着李邽回头又去围攻中山，侯龛没办法就投降了。慕容恪进入中山后，把中山的将帅、土豪几十家迁到蓟城，其他百姓都让他们照常生活。慕容恪的军队军令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慕容评到了南安，王午派他的将领郑生迎战，慕容评把郑生杀了。
悦绾从襄国回来后，慕容俊才知道张举说传国玉玺在襄国是瞎扯，一生气就把张举杀了。常炜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在中山，慕容俊把囚禁的常炜放了，还让他的孩子们去见他。常炜上疏感谢慕容俊的恩德，慕容俊亲手写了批示回复说：“你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我是看在咱们是同乡的份上才关照你。现在天下大乱，你的孩子们都能来到你身边，这难道不是上天的眷顾吗！上天都眷顾你，何况是我呢！”还赐给常炜一个妾，三百斛谷子，让他住在凡城。任命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孙兴很擅长安抚百姓，中山也就安定下来了。
库傉官伟带着他的部众从上党来投降燕国。
姚弋仲派使者来向东晋请求投降。冬天十一月，东晋朝廷任命姚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任命他的儿子姚襄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
逄钓逃回渤海，召集以前的手下背叛燕国。乐陵太守贾坚派人给乡亲们说明情况，让他们看清形势，逄钓的手下就慢慢散了，逄钓没办法，只好来投奔东晋。
吐谷浑的叶延去世，他的儿子碎妥继位。
当初，桓温听说石氏内乱，就上疏请求出兵收复中原，可这事儿过了好久都没回音。桓温知道朝廷依靠殷浩来制衡自己，心里特别气。不过他向来了解殷浩的为人，倒也不怎么怕他。因为国家没有其他大的变故，所以他俩就这么僵持了一年多。虽然表面上有君臣的名分，但也就是维持着关系而已，桓温控制的八州的人力和物资，几乎都没怎么为国家所用。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朝廷下诏不允许。十二月辛未这天，桓温直接上表就出发了，带着四五万人顺着长江往下游进军，把军队驻扎在武昌，这下朝廷可吓坏了。
殷浩想着要不辞职躲开桓温，又想用驺虞幡让桓温的军队停下来。吏部尚书王彪之对会稽王司马昱说：“这些想法都是为他们自己考虑，可不是为了保住国家，为殿下您着想啊。要是殷浩辞职，人心就会离散恐慌，天子就会孤立无援，到那时候，肯定得有人承担责任，除了殿下您还有谁呢！”他又对殷浩说：“要是桓温上表问罪，你可是首当其冲。你现在身负重任，和桓温之间猜疑的裂痕已经形成，这时候你想当个普通人，哪有那么容易全身而退呢！你就先冷静等着。让宰相给桓温写封信，表达真诚的态度，跟他分析清楚利弊，他肯定会退兵。要是他不听，就下诏书。再不听，那就只能以正义来制裁他了。你干嘛无缘无故这么慌，自己先乱了阵脚呢！”殷浩说：“决定大事儿本来就难，这几天都快把人憋闷死了。听了你这个主意，我心里才有点底了。”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
抚军司马高崧对司马昱说：“殿下您应该写封信，给桓温讲清楚利害关系，他自然会退兵。要是他不听，那就整顿六军出征，谁对谁错，到时候就见分晓了！”于是他当场就替司马昱写了封信，内容是：“外敌入侵的祸乱应该平定，时机也应当抓住。这确实是为国家做长远打算，是重要的战略谋划，能够成就这番事业的，除了您还有谁呢？只是每次兴师动众，都得以物资实力为根本。物资转运的艰难，古人都觉得头疼，一开始不能不慎重考虑。之前之所以对此深感疑虑，原因就在这儿。然而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会让众人惊骇，各种流言蜚语，想来您也多少听到了一些。有些人一心怕失去利益，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或许会有人望风惊慌，一时间人心溃散。要是这样，那声望和实际利益都会丧失，国家大事也就完了。这都是因为我昏庸懦弱，德行和信誉都不显着，不能让百姓安定，不能巩固国家的根基，所以我内心愧疚，对好朋友也感到惭愧。我和您虽然职责有内外之分，但安定国家、保卫家园，目的是一样的。天下的安危，就看您的德行。应当先想着让国家安宁，再图谋对外发展，使国家基业昌盛，大义彰显，这就是我对您的期望。我这一片赤诚之心，怎么能因为顾虑嫌疑而不坦诚相告呢！”桓温看了信，马上上疏惶恐地表示感谢，然后把军队撤回驻地。
朝廷打算举行郊外祭祀。会稽王司马昱问王彪之：“郊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大赦天下呢？”王彪之说：“自从东晋中兴以来，郊祀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我一直觉得这样不合适。那些凶狠愚蠢的人，觉得一郊祀就肯定大赦，就会心存侥幸了！”司马昱听从了他的建议。
燕国的慕容俊前往龙城。
丁零的翟鼠带着他的部下投降燕国，被封为归义王。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片段聚焦于东晋永和年间的政治军事动态，涉及前燕扩张、东晋内部权力博弈、周边部族归附等多重历史线索，生动展现了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的生存策略与时代特征。透过这段文字，我们既能看到军事征伐的铁血逻辑，也能窥见政治权谋的复杂博弈，更能感受到乱世中个体与群体的命运浮沉。
前燕的扩张：军事征服与政治整合的双重奏
前燕在慕容俊的领导下，正处于强势扩张期，其军事行动与治理策略的配合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慕容恪攻中山一役，堪称“攻心为上”的经典案例：先通过收服赵郡太守李邽孤立中山守军，再以“厚抚降将、安堵百姓”的政策瓦解抵抗意志，最后迁入豪强、任命能吏（孙兴）实现长效治理。这种“军事打击+政治安抚+制度重建”的组合拳，使前燕在扩张中不仅获得领土，更能快速稳定新征服地区，为其霸业奠定基础。
慕容评斩杀郑生、库傉官伟与翟鼠归附等事件，则反映出前燕在北方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前燕对降将的处置展现出弹性：对妄言欺君的张举坚决诛杀以正纲纪，对有才识的常炜则释放优待以收人心，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术，使其能在部族林立的北方不断吸纳力量。
部族博弈：乱世中的生存抉择
此时期北方部族的归附与叛离，深刻反映了乱世中弱小势力的生存逻辑。姚弋仲的请降与前燕的册封，本质上是一场政治交易：姚弋仲以部族臣服换取合法地位与实际利益（都督江北诸军事、高陵郡公等职），前燕则通过册封扩大势力范围、稳定边疆。这种“名义臣服+实质自治”的模式，成为十六国时期中央政权与地方部族关系的常见形态。
逄钓的叛而复败，则揭示了地方势力挑战强权的艰难。在燕军的强大压力与贾坚的“攻心”策略下，其部众“稍散”，最终“来奔”，说明乱世中缺乏根基的反叛难以持久。吐谷浑叶延去世、子碎妥继位的记载，虽笔墨简略，却暗示着边疆部族政权的延续性，它们在中原乱局中保持相对独立，成为多元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内耗：权力斗争与北伐困境的恶性循环
东晋朝廷的“内忧”远胜于“外患”，这段史料将其内部权力博弈刻画得入木三分。桓温请战北伐“事久不报”，实则是朝廷忌惮其势力膨胀而刻意压制。当桓温“拜表辄行”、率军至武昌时，朝廷的“大惧”与殷浩的退缩，暴露了东晋士族政权的虚弱本质——与其说担忧北伐成败，不如说恐惧桓温借机揽权。
王彪之与高崧的应对策略，堪称士族政治的“生存智慧”：既不激化矛盾（反对殷浩去位），又以“款诚”姿态安抚桓温，最终通过一封书信化解危机。但这种“以妥协求稳定”的方式，虽暂避冲突，却埋下更深隐患——桓温的军事实力未受制约，朝廷的权威进一步弱化，“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的局面持续恶化，为日后桓玄之乱埋下伏笔。
值得肯定的是，王彪之反对郊祀大赦的主张，展现出务实的政治眼光。他敏锐意识到“凶愚之人将生心于徼幸”，这种对制度严肃性的维护，在动荡时代尤为可贵，也反映出东晋士族中仍有理性治国的声音。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秩序重构逻辑
这段史料虽短，却浓缩了乱世政治的核心逻辑：军事力量是生存根基，但单纯依靠武力难以持久；政治智慧体现在平衡各方利益、构建稳定秩序；而权力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决定政权的生命力。前燕的扩张成功与东晋的内耗困境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团结稳定”对乱世政权的重要性——前燕通过整合内部力量、吸纳外部资源不断壮大，东晋却因权力倾轧错失北伐良机，最终走向衰败。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时期的政权更迭与部族流动，本质上是北方民族融合与政治秩序重构的过程。前燕对汉地的治理经验、部族政权的生存策略、东晋的制度困境，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与大融合”时代的生动注脚，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