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办公大楼的走廊在清晨七点格外寂静，瓷砖地面被保洁阿姨的拖把拖得发亮，倒映着廊灯昏黄的光。她推着拖把车慢慢走过，不锈钢水桶与地面摩擦，发出“咕噜——咕噜——”的规律碰撞声，在空旷的走廊里荡出淡淡的回音。方玉明的秘书小李抱着文件袋，第三次停在那扇熟悉的门前——浅棕色的木门紧闭着，门把手上的铜环还沾着晨露，与往常这个时间早已敞开、能听见里面翻文件声的状态格格不入。
“张叔，方县长今天没来？”他侧身问路过的收发室老张，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文件袋的边缘，袋里是今早要签的泄洪区补偿款批文。
老张摇摇头，手里的报纸抖得“沙沙”响，头版头条的“治淮工程稳步推进”标题格外显眼：“没见着车。怪了，他那辆半旧的帕萨特，天天五点半就泊在楼下车位，今儿个愣是没影。他可是出了名的‘朝五晚九’，除非天塌下来。”
小李心里“咯噔”一下，像被冰锥扎了个窟窿。他掏出钥匙插入锁孔，金属碰撞声在寂静里格外清晰。转动的瞬间，他注意到门缝里透出的光线——不是往常办公室日光灯管那种冷白，而是窗帘缝隙漏进的晨光，带着种诡异的暖黄，像谁在屋里点了盏油灯。
推开门的刹那，一股淡淡的檀香扑面而来，不是寺庙里那种厚重的香，是带着点草木气的清浅味道。这味道很陌生，方玉明从不燃香，他总说“闻着呛得慌，不如喝口茶清净”。办公室里依旧井井有条：文件柜的玻璃门擦得锃亮，能照见天花板的吊灯；桌上的紫砂壶里还剩着半杯凉茶，茶渍在杯壁上凝出深褐色的圈；甚至连他常穿的深蓝色西装都整齐地挂在衣架上，袖口的褶皱都被抚平了，仿佛主人只是出去接个电话，过会儿就会推门进来，笑着说“小李，把昨天的纪要拿给我”。
只有办公桌中央显得格格不入——那份“治淮二期规划图”被平铺在绿色桌布上，边角用两块黄铜镇纸压得严丝合缝，镇纸上刻的“公正”二字被晨光照得发亮。小李走近一步，呼吸骤然停滞：原本应该用蓝色标注泄洪区的河段，被人用红笔狠狠圈出，旁边写着一行潦草的批注：“南移三百米，保新区还是保老城？”字迹边缘带着些微颤抖，墨痕在纸页上晕开了细小花纹，像是写下时笔尖都在抖，内心正经历着刀割似的挣扎。
更奇怪的是图上的符号——几个用红墨水画的三角，顶点都尖尖地指向新开发区的核心地带，那里被开发商用黄色马克笔标着“商业中心”。小李猛地想起上周的常务会议，方玉明拍着桌子和开发商代表争执的样子，他气得太阳穴青筋直跳：“那片是古河道遗址！底下全是流沙层，地质疏松得很，根本不能建商业区！汛期一来，楼塌了谁负责？”当时对方翘着二郎腿，冷笑着反驳：“方县长是老糊涂了？现在谁还管什么古河道？新区建起来，Gdp上去了，老百姓才有活路！”
他掏出手机想给方玉明打电话，指尖按在拨号键上却直抖。听筒里传来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冷汗顺着脊椎爬上来，凉得像泼了桶冰水。他突然注意到桌角的垃圾桶——里面有个揉成团的信封，牛皮纸的，边缘被捏得发皱。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白纸，印着一行宋体打印体：“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落款，墨迹却黑得刺眼。
“小李！出什么事了？”办公室主任推门进来，手里的搪瓷杯“哐当”撞在门框上。看到小李失魂落魄攥着信纸的样子，他吓了一跳。当看清桌上的规划图时，这位在官场摸爬滚打三十年的老油条脸色“唰”地白了，皱纹里的血色都褪得干干净净：“快！给市纪委和公安局打电话！别耽搁！”
消息像长了翅膀般传遍县政府，不到半小时，办公楼里就炸开了锅。有人说凌晨三点看到辆黑色轿车停在办公楼后巷，车窗贴了深色膜，看不清里面的人；有人回忆起方玉明昨天下班时反常的沉默，往常他总会跟门卫大爷说句“明天见”，昨天却只是点了点头，脚步匆匆的；更有人想起他上周提交的《新开发区地质风险评估报告》，本该上常委会讨论，却莫名其妙地压在了文件堆底，问起时，办公室只说“领导忙，先放放”。
方玉明的妻子王慧接到电话时，正在菜市场挑鲫鱼——竹筐里的鱼活蹦乱跳，银白的鳞片闪着光，那是丈夫最爱喝的汤，他总说“熬得奶白，喝着暖心”。她手里的塑料袋“啪”地掉在地上，活蹦乱跳的鱼在瓷砖上挣扎，尾巴拍打着地面，溅起细小的水花，像极了她此刻的心跳，慌得没了章法。“他昨晚没回家……”她的声音发颤，指尖冰凉，突然想起昨晚十一点接到的陌生来电，对方是个男声，沙哑得很，只说了句“方县长在忙”就挂断了，当时她只当是加班赶文件，现在想来却处处透着诡异——丈夫加班从不会不接她的电话。
公安局的技术人员很快赶到，蓝色的警戒线把办公室围了起来。他们在规划图的镇纸下发现了一枚不属于方玉明的指纹，纹路清晰，像是戴了薄手套留下的；在窗台缝隙里提取到半枚模糊的鞋印——44码，边缘有锯齿状的花纹，技术员蹲在地上看了半天，眉头紧锁：“像是某种军用靴的纹路，不是市面上常见的款式。”更令人不安的是，方玉明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不见了，那台他总带着的黑色 thinkpad，里面存着新区地质勘探的原始数据。而他办公室的监控录像，恰好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出现了黑屏，像是被人用信号干扰器屏蔽了。
“这不是简单的失踪。”刑侦队长蹲在窗边，手指捻着窗台的灰尘，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人在议论，有人在张望，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短。“有人想让他永远闭嘴，还特意留下了这个。”他指向规划图上那个红笔圈出的新区位置，那里正在建全市最高的商业中心，钢筋架子已经搭了三层高。投资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周那份被压下的评估报告里——“宏业集团”，老板是市里有名的企业家，据说后台硬得很。
王慧坐在警车里，手里紧紧攥着丈夫的老花镜。这副陪伴了方玉明十年的眼镜，今早被清洁工发现在办公楼前的花坛边——镜腿上有明显的折痕，像是被人用力掰过，镜片上沾着些微泥土，还有几根干枯的草屑，像是被人粗暴地扔在那里。她突然想起丈夫昨晚出门前说的话，当时他站在玄关换鞋，灯光照在他鬓角的白发上，他顿了顿，声音很轻：“如果我没回来，记得看看书房第三层的蓝色文件夹。”
当时只当是他加班累了说的玩笑话，此刻却成了穿心的利刃，扎得她眼眶发酸。她望着县政府大楼顶层迎风飘扬的红旗，红得刺眼，突然明白丈夫这些年的坚守有多沉重——他不是固执，不是不懂“变通”，是一个老党员在用命守护底线，守护那些住在老城区的百姓，守护那条不能被随意改动的泄洪道。
太阳升高了，驱散了清晨的凉意，金色的光洒在办公楼的台阶上，却驱不散笼罩在县城上空的阴霾。规划图上的红笔批注在阳光下格外刺眼，红得像血，仿佛在无声地呐喊：有些真相，注定要用热血来浇灌才能破土而出；有些人，就算沉在水底，也要把真相托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