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的暮春，东海郡郯县的雨总带着三分绵密。
时任东汉大司农的王朗府邸里，西跨院的海棠正开得盛，淡红花瓣沾着雨珠，落在青石砖上洇出浅痕。
内室中，稳婆抱着刚降生的女婴轻声道贺：“大人，夫人生了位千金，眉眼亮堂，是个有福气的！”
王朗疾步走进来，见襁褓中的婴孩闭着眼，小拳头却攥得紧实，鼻尖小巧，唇线清晰，竟有几分自家书房里藏的汉白玉佩般的温润。
他想起妻子杨氏孕期曾梦青鸾栖于庭前老槐，醒后便觉胎动安稳，当下便捻须道：“就叫‘元姬’吧，‘元’为始，盼她守得住本心，也辨得清世途。再取字‘惠君’，愿她有蕙质，亦有君子般的明达。”
王家本是东海望族，自西汉王吉以儒学传家，历经数代未坠门风。
王朗更是当世名儒，早年与孔融论辩《春秋》，后为《周易》作注，连曹操都曾赞他“通经知礼，可为天下师”。
元姬自小长在书堆里，乳母抱着她在书房外晃悠时，她不闹不哭，只盯着父亲伏案书写的背影；三岁时，王朗教长子王肃念《诗经》，她竟在旁跟着哼出“关关雎鸠”的调子，虽吐字不清，节奏却分毫不差。
五岁那年，王朗特意考她，指着《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一句问：“惠君可知，为何要‘三省’？”
彼时元姬正蹲在廊下喂蚂蚁，闻言便起身拍了拍裙摆，仰着小脸道：“爹爹常说，做人要知对错。省‘为人谋而不忠’，是怕对不住托付；省‘与朋友交而不信’，是怕丢了真心；省‘传不习乎’，是怕学了本事却用不上。”王朗愣住，随即大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我儿竟懂这般道理，比你兄长当年强多了！”
八岁这年，王朗邀了几位故友来府中论政，话题聊到“管蔡之疑”——当年周公辅政，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夺成王之位，后被周公平定。
座上宾客皆赞周公圣明，痛斥管蔡叛逆，唯有元姬端着茶盏从廊下经过，脚步顿了顿。
王朗见她驻足，便笑着招手：“惠君也来听听，你说管蔡当诛吗？”
宾客们本以为孩童只会附和，谁知元姬走到席前，规规矩矩行了一礼，轻声道：“周公辅成王时，成王尚幼，天下人只知有周公，不知有天子。管蔡是文王之子、成王之叔，恐权柄尽落周公手，成王终成傀儡，故有流言，未必全是叛逆之心。若成王早能亲政，周公早归鲁地封国，让天下人看清周公无篡权之意，管蔡或许也不会走到那般地步。”
话音落时，满座皆静。
一位白发老臣抚掌叹道：“王大人，此女见识竟胜我辈腐儒！寻常人只看表面忠奸，她却能看到‘势’的厉害——权力失衡，再好的人也会生疑。”
王朗望着女儿澄澈的眼睛，心中既有骄傲，又添了几分隐忧：乱世之中，这般通透的心思，是福，还是祸？
那年秋冬，中原疫病再起，王朗奉命前往兖州赈灾。
临行前，他把元姬叫到书房，指着案上的《左传》说：“惠君，这书里写了太多兴亡事，你要记得，乱世里，明辨是非不难，难的是在是非之间，守住自己的分寸。”元姬似懂非懂地点头，伸手抱住父亲的腿：“爹爹早去早回，女儿等你教我读新注的《周易》。”
王朗走后，杨氏身子渐弱，元姬便主动帮着打理内院。
她虽年幼，却分得清哪些丫鬟手脚勤快，哪些嬷嬷做事稳妥；账房先生报上来的用度单子，她能指出“每月灯油钱比上月多了三百文，许是后厨多添了两盏夜灯”；冬日里，她让管事把库房里的旧棉絮拆了，掺上新棉，分给府里的老仆——这些事，她做得条理分明，连管家都暗叹：“大小姐这心性，倒比寻常世家公子还沉稳。”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嗣位魏王。
消息传到郯县时，元姬正在跟母亲学刺绣。
杨氏拿着信笺的手微微发抖，元姬却放下针线，轻声道：“母亲莫慌，魏王虽去，世子既已继位，必不会乱了大局。只是……今后这天下，怕是要变了。”
她走到窗前，望着院外落了一半的梧桐叶，忽然想起父亲临走时说的“守住分寸”。
那时她还不懂，所谓分寸，不仅是待人接物的规矩，更是在时代洪流里，不被裹挟、不迷失本心的定力。
而她不知道的是，这场“天下之变”，终将把她从东海王宅，推向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舞台。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定都洛阳。
次年，王朗因辅佐有功，被封为兰陵侯，召入洛阳任职。
十岁的元姬随家人北上，离开生活了十年的东海郯县时，她特意把父亲教她读的第一本《论语》装进了行囊——那本书的封皮已经磨破，页边还有她幼时用墨点画的小记号。
洛阳城比郯县繁华得多，朱雀大街上马车络绎不绝，酒肆的幌子在风里招摇，连空气中都飘着脂粉与香料的气息。
但元姬不喜这些热闹，每日除了跟着母亲学礼仪，便是躲在新宅的书房里读书。
王朗公务繁忙，却仍坚持每晚抽半个时辰考她功课，有时聊到朝堂之事，元姬也敢说出自己的看法。
一次，王朗说起朝中大臣为“是否恢复肉刑”争论不休，有人说肉刑能震慑罪犯，有人说太过残忍。
元姬听了，便问：“爹爹，百姓犯法，是因为不怕法，还是因为活不下去？若是年成不好，赋税又重，百姓没了活路才犯法，就算用了肉刑，也还会有人犯；若是官吏清廉，赋税公平，百姓能安居乐业，谁又愿意去犯法呢？”
王朗闻言一怔，随即叹道：“你说得对，刑罚只是‘术’，让百姓有活路才是‘本’。可惜朝堂上的人，多盯着‘术’，忘了‘本’。”
他看着女儿，忽然想起老友钟繇曾提过，想为儿子司马昭求娶一位知书达理的世家女子——钟繇是魏国重臣，与自己交好，司马昭虽年幼，却已显露出沉稳的性子。
王朗心中一动，却没立刻说出口，只想着再看看元姬的成长。
黄初四年，钟繇调任太傅，住进了洛阳城的钟府。
一日，王朗带着元姬去钟府赴宴，说是赴宴，实则是两家有意让儿女相见。
元姬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襦裙，头发梳成双环髻，簪着一支小巧的玉簪，安静地跟在母亲身后。
宴会上，各家子弟都在比拼才艺，有的舞剑，有的弹琴，有的背诵自己写的诗。
司马昭当时十二岁，穿着青色的锦袍，坐在角落里，不参与喧闹，只偶尔替父亲钟繇添酒。
元姬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见一位老仆端着果盘不稳，快步上前扶住，还轻声说了句“小心脚下”——那动作自然，没有半分世家子弟的傲慢。
后来，钟繇提议让孩子们去后园赏梅，元姬便跟着众人走到园子里。
腊梅开得正好，香气清冽，几个世家公子围在一起争论“梅与雪孰美”，司马昭却独自站在一株梅树下，望着枝头的花苞出神。
元姬走过去，轻声问：“你觉得梅和雪，哪个更好？”
司马昭转过身，见是王朗家的女儿，便拱手行礼：“元姬小姐。我觉得，梅因雪而显风骨，雪因梅而有香气，没有孰好孰坏，只看少了哪个，都少了几分意趣。”
元姬眼睛一亮：“你说得对！就像朝堂上的大臣，有的擅长治军，有的擅长治民，少了哪个，都不行。”
两人站在梅树下，从花草聊到诗书，又聊到父亲们常说的天下事。
司马昭说起自己曾随父亲去过许都，见那里的百姓虽不如洛阳富庶，却比战乱时安稳了许多；元姬则说起东海的风土，说那里的渔民靠海为生，最怕的是台风和苛捐杂税。
聊着聊着，夕阳西下，仆人来催着回席，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回去的路上，王朗问元姬：“今日见了钟家的二郎（司马昭排行第二），觉得他如何？”
元姬脸上微红，轻声道：“他不张扬，懂体谅人，还能说出‘梅雪相依’的话，是个知进退的人。”
王朗听了，心中便有了主意。
次年，在王朗和钟繇的商议下，两家定下婚约——元姬许配给司马昭。
定亲那日，钟府送来的聘礼里，有一支羊脂玉簪，簪头雕着一朵梅花，旁边还卧着一只小小的雪兔。
元姬拿着玉簪，想起那日在梅树下的对话，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
杨氏看着女儿的模样，轻声道：“惠君，今后你便是钟家的媳妇了，要记得谨言慎行，更要记得，夫妻之间，当以真心相待。”
元姬点头，把玉簪放进锦盒里，也把母亲的话记在了心里。
黄初七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改元太和。
这一年，元姬十四岁，按照当时的习俗，该出嫁了。
出嫁前一晚，王朗把元姬叫到书房，递给她一本自己手抄的《礼记》，扉页上写着“守正、明辨、包容、坚韧”八个字。“惠君，”王朗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嫁入钟家，不比在自家自在。
钟家是重臣之家，朝堂上的风波迟早会波及到家里。
你要记住这八个字：守正，不做亏心事；明辨，看清人和事；包容，善待身边人；坚韧，扛过难走的路。”
元姬接过书，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爹爹，女儿记住了。”
出嫁那日，洛阳城飘着细雪，元姬穿着大红的嫁衣，坐在花轿里，手里紧紧攥着那本《礼记》。
花轿从王宅出发，经过朱雀大街，往钟府去。
她掀起轿帘的一角，看着外面的雪景，忽然想起七岁时父亲教她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她知道，从踏入钟府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将不再只有书墨香，还有柴米油盐，更有乱世朝堂的风风雨雨。
但她不害怕——因为父亲教她的道理，母亲教她的温柔，还有那个在梅树下与她聊得投机的少年，都成了她心里的底气。
元姬嫁入钟府时，司马昭刚满十六岁。
两人虽有婚约在前，却仍带着几分少年少女的羞涩。
钟府的规矩比王宅严，下人们各司其职，连走路都要轻手轻脚。
元姬初来乍到，先跟着婆母张氏学打理内宅——张氏是钟繇的继室，性子温和，对元姬颇为疼惜，却也不放松对她的要求。
每日清晨，元姬要先去给婆母请安，然后查看内宅的用度账册，再去库房清点物资。
钟府人多，光是丫鬟仆妇就有上百人，难免有口角争执。
有一次，负责洗衣的张嬷嬷和负责缝补的李嬷嬷因为一块绸缎吵了起来——张嬷嬷说李嬷嬷私藏了上好的蜀锦，李嬷嬷说张嬷嬷故意把她缝好的衣物洗坏了。
两人吵到元姬面前，都红着脸要讨公道。
元姬没立刻断对错，而是先让两人坐下，给她们各倒了杯茶，轻声道：“张嬷嬷，您说李嬷嬷私藏蜀锦，可有证据？李嬷嬷，您说衣物被洗坏，是哪件衣物，坏在了哪里？”
张嬷嬷愣了愣，支支吾吾说不出证据；李嬷嬷则起身去拿衣物，指着领口处的一道裂口说：“就是这件，昨日刚缝好的，今日洗了就裂了。”
元姬拿起衣物看了看，又摸了摸布料，笑道：“李嬷嬷，这布料是去年的旧锦，经纬已经有些松了，您缝的时候用的线太粗，又缝得太紧，洗的时候一泡，线一缩，自然就裂了。不是张嬷嬷洗坏的。”
又转向张嬷嬷：“张嬷嬷，蜀锦是府里的贵重物，都有账册记录，李嬷嬷若真私藏，账册上定会有缺漏，您若怀疑，咱们可以一起去查账册，可不能凭空冤枉人。”
两人听了，都低下了头，互相道歉。元姬又道：“咱们在一个府里做事，就像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今后若是有误会，先想想有没有证据，再想想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别一上来就吵架。”
自那以后，内宅的人都知道，这位少夫人虽年轻，却明事理、有分寸，再也没人敢随意争执。
司马昭起初还担心元姬应付不来内宅之事，见她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心中既佩服又欢喜。
每晚他从外面回来，元姬都会备好热茶和点心，等他一起吃饭。
两人饭后常坐在书房里，司马昭说起白天在朝堂上听到的事，元姬便静静听着，偶尔提出自己的看法。
太和四年，钟繇病重，卧床不起。
府里的大事小事都落到了司马昭肩上，他既要处理朝堂公务，又要照看父亲，忙得焦头烂额，有时回到家，连饭都顾不上吃。
元姬看在眼里，便主动分担——她每日亲自去给钟繇煎药，守在床边照顾，还把内宅的事安排得妥妥当当，不让司马昭分心。
钟繇清醒的时候，见元姬端着药碗，小心翼翼地喂自己喝，便拉着她的手说：“惠君，委屈你了。昭儿性子急，有时说话直，你多担待。”
元姬轻声道：“公公放心，二郎待我很好。您安心养病，府里的事有我呢。”
钟繇叹了口气，又道：“如今朝堂上不太平，曹爽（大将军）和司马懿（太尉）明争暗斗，昭儿年轻，容易被卷进去。你要多劝劝他，凡事忍一忍，别冲动。”元姬点头：“儿媳记住了。”
钟繇去世后，司马昭悲痛万分，整日守在灵堂里，不吃不喝。
元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端着粥走进灵堂，跪在他身边：“二郎，公公走了，咱们都难过。可你若是垮了，谁来撑起这个家？谁来完成公公的遗愿？公公生前最看重你，你这样作践自己，公公在天有灵，也会心疼的。”
司马昭抬起头，眼睛通红，声音沙哑：“我没用，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能好好陪他。”
元姬握住他的手，轻声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父亲病重时，你每日奔波，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现在，你要好好活着，把钟家撑起来，这才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
在元姬的劝说下，司马昭渐渐恢复了精神，处理完钟繇的后事，便重新投入到朝堂事务中。
只是，曹爽与司马懿的争斗越来越激烈，司马昭作为司马懿的次子司马师的好友（司马懿与钟繇交好，两家子弟往来密切），难免被曹爽一派视为眼中钉。
有一次，曹爽的亲信何晏在朝堂上故意刁难司马昭，说他在父亲守孝期间“私自宴请宾客”，有违孝道。
司马昭气得脸色发白，想当场反驳，却被元姬事先递给他的一个眼神拦住了。
散朝后，司马昭回到家，怒气冲冲地说：“何晏分明是故意找茬！我守孝期间，连门都没出过，哪里来的宴请宾客？”
元姬给她倒了杯凉茶，轻声道：“二郎，我知道你委屈。可何晏是曹爽的人，他就是想激怒你，让你在朝堂上失态，好抓住你的把柄。你若真的反驳，他说不定还会拿出更多‘证据’——那些证据或许是假的，但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
司马昭冷静下来，问道：“那我该怎么办？”
元姬道：“明日上朝，你不用辩解，只说‘守孝期间，若有不当之处，还请陛下和诸位大人指正，臣定当改过’。你越平静，何晏越没辙。况且，陛下（曹叡）也不是昏君，他知道何晏是在借题发挥。”
次日上朝，司马昭果然按照元姬说的做了。曹叡见他态度诚恳，又想起钟繇生前的功绩，便淡淡说了句“钟卿守孝勤勉，朕亦知晓，何卿不必多言”，一句话便压下了这场风波。
散朝后，司马懿特意拉住司马昭，赞许道：“二郎今日行事沉稳，颇有你父亲之风。”
司马昭心中明白，这沉稳的背后，是元姬的提点。
自那以后，司马昭越发看重元姬的见解。
每逢朝堂有棘手之事，他都会先与元姬商议。
太和六年，曹叡下令大修洛阳宫，征调了数万民夫，百姓怨声载道。
司马昭回家后，皱着眉说：“陛下此举，怕是会耗损国力。可满朝文武，要么迎合陛下，要么不敢直言，我若上书劝谏，会不会触怒陛下？”
元姬正坐在灯下缝补司马昭的锦袍，闻言停下针线，道：“陛下并非不明事理，只是登基以来，一直想做出一番政绩，才急于修宫彰显威严。你若直接劝谏‘不可修宫’，陛下定会觉得失了颜面；不如换个说法，先说‘洛阳宫确实需修缮，以显大魏气象’，再提‘如今秋收刚过，民夫需归家耕作，若强行征调，恐误了来年收成’，最后建议‘分三年修缮，每年秋收后征调民夫，既不耽误农事，也能完成修宫之事’。”
司马昭眼前一亮，次日便按元姬的建议上书。
曹叡看后，果然没有动怒，反而称赞他“既顾全大局，又体恤百姓”，还采纳了分三年修缮的建议。
此事过后，司马昭对元姬更是敬佩，常对身边人说：
“内子之智，胜我十倍。”
元姬不仅在朝堂之事上为司马昭分忧，在府中也始终秉持“包容”二字。
钟繇的继室张氏身子弱，元姬便每日亲自去请安，嘘寒问暖，还时常把自己宫里赏赐的补品送到张氏房中。
司马昭的庶妹钟琰年纪尚小，性子活泼，偶尔会犯些小错，比如打碎了府里的古董花瓶，或是对丫鬟发脾气。
每次张氏想责罚钟琰，元姬都会拦下来，轻声道：“妹妹年纪小，不懂事，我来教她便是。”
她从不疾言厉色，只是把钟琰叫到身边，耐心地跟她说“古董花瓶是先父留下的念想，该好好爱惜”“丫鬟也是爹娘生养的，要懂得尊重”。
钟琰起初还不服气，可久而久之，见元姬待自己真心，又讲得句句在理，便渐渐收敛了性子，还主动跟元姬学读书、学礼仪。
府里的人都说，有元姬这样的少夫人，是钟家的福气。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曹叡病逝，年仅八岁的曹芳继位，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
自此，曹爽的野心越发膨胀，他大肆提拔亲信，排挤司马懿一派，甚至连郭太后都被他迁到永宁宫软禁起来。
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司马昭整日忧心忡忡，回家后常常唉声叹气。
元姬见他如此，便温了一壶酒，陪他坐在书房里。“二郎，我知道你担心司马懿大人的处境，也担心钟家会被卷进去。”元姬轻声道，“可如今曹爽势大，咱们硬碰硬，只会吃亏。司马懿大人久经沙场，城府极深，他定然有自己的打算，咱们只需按他的吩咐行事，守住自己的本分，等待时机便是。”
司马昭叹了口气：“可曹爽已经开始削夺我们的兵权了，再等下去，恐怕……”“越是危急，越要沉住气。”
元姬打断他，“你还记得父亲当年教你的‘守正、明辨、包容、坚韧’吗？现在便是‘坚韧’的时候。曹爽行事张扬，不得人心，他越是打压异己，就越容易出错。咱们只要不给他抓住把柄，等到他出错的那一天，局势自然会逆转。”
果不其然，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去高平陵扫墓之机，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城，史称“高平陵之变”。
政变当天，司马昭接到司马懿的密令，要他带兵守住司马门，防止曹爽的亲信进城。
他心中紧张，临行前，元姬握着他的手说：“二郎，此去务必小心，记住‘不滥杀、不急躁’。司马懿大人要的是平定叛乱，不是滥杀无辜，你若能做到这两点，便是大功一件。”
司马昭点点头，带着兵去了司马门。
他谨记元姬的嘱咐，遇到曹爽的亲信，只下令“拿下”，不允许士兵随意杀戮；遇到想进城的百姓，便耐心解释“城内有变故，待局势稳定后再让你们进城”，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高平陵之变最终以司马懿的胜利告终，曹爽及其亲信被诛杀，曹魏的政权落入司马懿手中。
事后，司马懿论功行赏，特意表扬司马昭“治军严明，不滥杀无辜，有大将之风”，还赏赐了他许多金银珠宝。
司马昭回到家，把赏赐交给元姬，笑着说：“这些赏赐，有一半是你的功劳。若不是你提醒我‘不滥杀、不急躁’，我恐怕早就闯祸了。”
元姬接过赏赐，却没有丝毫喜悦，反而皱起了眉头：“二郎，我倒觉得，这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司马懿大人虽然平定了曹爽，可他手握大权，陛下年幼，今后朝堂的局势，恐怕会更加复杂。咱们钟家，怕是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司马昭闻言，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来。
他知道元姬说得对，高平陵之变后，钟家与司马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后司马家的兴衰，便与钟家的兴衰息息相关。
而元姬，这位从东海王宅走出来的女子，也将在这场更加汹涌的魏晋风云中，继续以她的智慧和坚韧，守护着钟家，也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掌控朝政，却并未急于篡权，而是以“辅政大臣”的身份稳定局势。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师继掌大权，废除了曹芳，立曹髦为帝。
两年后，司马师在平定毋丘俭、文钦之乱时病逝，司马昭接过了兄长的权力，成为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被封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后又进封晋公、晋王。
随着司马昭地位的提升，钟府也变成了“相府”，往来的官员络绎不绝，府中的事务也越发繁杂。
元姬作为“相府夫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她不仅要打理好内宅，还要应对前来拜访的官员家眷，处理各种礼仪往来，同时，还要继续为司马昭出谋划策，辅佐他应对朝堂上的各种挑战。
当时，曹魏的旧臣中，仍有不少人忠于曹氏，对司马昭的专权不满。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叛，还联合了东吴，声势浩大。
司马昭接到消息后，决定亲自率军出征平叛。
临行前，他把元姬叫到书房，忧心忡忡地说：“诸葛诞手握重兵，又有东吴相助，此次出征，恐怕短时间内难以取胜。洛阳城空虚，若有人趁机作乱，该如何是好？”
元姬沉思片刻，道：“二郎放心，洛阳城有司马孚大人（司马懿之弟）镇守，他老成持重，定能守住城池。我留在府中，也会多加留意——一是约束府中人，不许他们随意议论朝政，以免被人抓住把柄；二是密切关注官员家眷的动向，若有异常，及时通报司马孚大人；三是妥善处理府中的事务，让你在前线没有后顾之忧。”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你出征前，一定要安抚好朝中大臣，尤其是那些中立派的官员。可以对他们说，此次平叛是为了平定战乱，保护百姓，待叛乱平定后，定会论功行赏，不会亏待任何人。这样一来，他们便不会在你出征期间给你添乱。”
司马昭听从了元姬的建议，出征前特意召集朝中大臣，安抚人心，又把府中的事务托付给元姬，才放心地带兵前往寿春。
司马昭出征后，元姬果然按照计划行事。
她每日除了打理内宅，还会派人暗中观察官员家眷的动向。
有一次，她得知诸葛诞的亲信卫臻的家人在府中密谋，想联络其他官员家眷，趁夜打开洛阳城门，接应诸葛诞的军队。
元姬立刻派人将此事通报给司马孚，司马孚迅速派人将卫臻的家人抓获，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司马孚得知此事后，对元姬赞不绝口：“相府夫人不仅有智慧，还有胆识，若不是你及时通报，后果不堪设想。”元姬却谦虚地说：“这是我分内之事，能为司马大人和二郎分忧，是我的荣幸。”
在前线，司马昭也遇到了难题——诸葛诞坚守寿春城，东吴的援军又不断赶来，魏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
司马昭派人送回书信，向元姬诉说前线的困境。
元姬接到书信后，仔细分析了局势，给司马昭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诸葛诞虽坚守寿春，但其粮草有限，东吴援军虽多，却与诸葛诞互不信任，这是他们的弱点。你可以一方面继续围困寿春，切断诸葛诞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派人去东吴援军的营地，挑拨他们与诸葛诞的关系，让他们互相猜忌。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军心便会涣散，到时候再发动进攻，定能一举破城。”
司马昭接到信后，茅塞顿开，立刻按照元姬的建议行事。
他下令魏军继续围困寿春，同时派能言善辩的谋士去东吴援军的营地，散布“诸葛诞想独占功劳，不愿与东吴分功”的谣言。
东吴援军的将领本就对诸葛诞心存疑虑，听到谣言后，更是不愿再全力相助，渐渐减少了对寿春的支援。
几个月后，寿春城内的粮草耗尽，士兵们饥寒交迫，军心涣散。
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下令发动总攻，一举攻破了寿春城，诸葛诞战死，叛乱被平定。
司马昭凯旋归来时，洛阳城内百姓夹道欢迎。
他回到相府，第一时间找到元姬，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此次平叛成功，全靠你的妙计。若不是你提醒我抓住诸葛诞和东吴援军的弱点，我恐怕还在寿春城外僵持不下。”
元姬笑着说：“这都是二郎你指挥有方，我只是提了些微不足道的建议罢了。”
随着司马昭的权势越来越大，朝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劝他“代魏称帝”，但司马昭始终没有答应。
元姬看出了他的顾虑，便在一次饭后，轻声问他：
“二郎，你是不是在担心，若代魏称帝，会留下‘篡权’的骂名？”
司马昭点点头，叹道：“父亲和兄长一生辅佐曹魏，我若取而代之，恐怕会被后人指责。况且，现在还有不少人忠于曹氏，若强行称帝，恐会引发新的叛乱。”
元姬道：“二郎的顾虑不无道理。但如今曹魏的气数已尽，陛下（曹髦）年幼，无法掌控朝政，百姓们更希望有一位能安定天下的君主。你若能先稳定局势，发展生产，让百姓安居乐业，等到民心所向之时，再顺天应人，登基称帝，便不会留下骂名。相反，若你一直犹豫不决，反而会让朝中人心浮动，给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
她顿了顿，又道：“还有，你可以先让大臣们奏请陛下，封你为晋王，加九锡（古代帝王对大臣的最高赏赐，象征着特殊的荣誉和权力），这样既可以彰显你的地位，也可以试探朝中大臣的态度。若大多数大臣都支持，说明民心已向你倾斜；若有大臣反对，你也可以及时应对，消除隐患。”
司马昭觉得元姬说得很有道理，便采纳了她的建议。
不久后，在司马昭的暗示下，朝中大臣纷纷奏请曹髦，封司马昭为晋王，加九锡。
曹髦虽不情愿，却也无力反抗，只能下诏同意。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建立晋国，设置百官，离称帝只有一步之遥。
此时的元姬，已经成为了“王后”，她不仅要打理晋王府的事务，还要参与制定晋国的礼仪制度。
她借鉴古代的礼仪，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既庄重又实用的礼仪制度，得到了朝中大臣的一致认可。
然而，就在司马昭准备登基称帝之时，却突然病重。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元姬的手，眼中满是不舍：“惠君，我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最大的福气。可惜，我没能完成最后的大业，今后，就拜托你和炎儿（司马昭长子司马炎）了。”
元姬强忍悲痛，含泪点头：“二郎放心，我定会辅佐炎儿，完成你的遗愿，让天下安定，让百姓安居乐业。”
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继承了晋王的爵位。
此时的元姬，已经是“王太后”，她以太后的身份，全力辅佐司马炎。
她时常教导司马炎：“你父亲一生勤勉，为的就是安定天下。你要记住，做君主的，最重要的是体恤百姓，任用贤才，不要学曹爽那样飞扬跋扈，也不要学曹操那样多疑猜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让晋国长治久安。”
在元姬的辅佐下，司马炎迅速稳定了局势，得到了朝中大臣的支持。
咸熙二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曹奂禅让，登基称帝，建立晋朝，史称“晋武帝”。
司马炎登基后，尊元姬为“皇太后”，还追尊司马昭为“文帝”，追尊司马懿为“宣帝”。
成为皇太后的元姬，并没有恃宠而骄，反而更加低调。
她从不干预朝政，只在司马炎遇到难题时，才会以母亲的身份，给他提出一些建议。
她还时常告诫宫中的妃嫔和大臣的家眷，要节俭度日，不要铺张浪费。
在她的影响下，晋初的宫廷风气十分简朴，朝中大臣也纷纷效仿，形成了一股良好的风气。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元姬病重。
司马炎得知后，亲自守在她的床边，日夜照料，流泪道：“母后，您一定要好起来，儿子还需要您的教导。”元姬轻轻抚摸着司马炎的头，轻声道：“炎儿，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今后，你要继续任用贤才，体恤百姓，守住晋国的江山。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晋国才能长久。”
不久后，元姬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司马炎悲痛万分，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谥她为“文明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