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北平。
暮色中的东单牌楼一带华灯初上，铺面陆续挂起灯笼。叫卖声、车马声、留声机里周璇的嗓音混杂在一起，织出一幅繁华市井图。可若细看，便会发现这繁华之下暗流涌动。
“山田洋行”“松本屋”“东亚药房”……一块块日文招牌悄然林立，穿插在中式建筑之间。穿和服、踏木屐的男子三三两两走在街上，有些谦逊低头、有些却昂首阔步，目光审视着这座千年古都。
“他娘的，小日本又多了！”穿着旧警服的老王蹲在街角馄饨摊旁，低声骂了句，“去年这时才多少？现在倒好，一条街走出十个东洋人！”
卖馄饨的老张头擦着碗，眼皮都不抬：“少说两句吧王警官，人家是来做生意的。”
“做生意？”老王冷笑，“你见过哪家洋布行天天有穿军靴的人进出？”
老张头手一顿，叹了口气，没再接话。
这样的对话在1936年的北平并不罕见。自《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势力在华北迅速扩张。据统计，1935年4月底，北平有日侨1661人，而到1936年底，这个数字已激增至4478人——一年半时间，暴涨近两倍！
他们明面上是商人、职员、学者，甚至还有开诊所的“医生”。但背地里，许多人却干着见不得光的勾当。
北平城的东单牌楼一带，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入了秋，天色暗得早，才过申时，各家商铺就已点起了灯。众多招牌中，属“山田洋行”最为惹眼——门面开阔，装潢气派，橱窗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东洋绸缎，引得不少太太小姐驻足。
店掌柜山田一郎是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穿着体面的西式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北平官话，见人先带三分笑。伙计们更是训练有素，对顾客殷勤周到，对外人也彬彬有礼。任谁看了，都要赞一声“规矩买卖人”。
然而在这光鲜表象之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暗流。
“王警官，您说这山田洋行，是不是有点邪门？”
说话的是小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城里做了三年的送货工。此刻他正蹲在警局门口，跟老警察王守义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王守义是地道的北平人，在警局干了整整二十年，今年开春刚升了巡长。他眯着眼嘬了口烟袋，慢悠悠地问：“怎么个邪门法？”
“别的洋布行都是前店后厂，他们倒好，前店后‘房’。”小李压低声音，“后院那栋小楼成天拉着帘子，可一到深夜，就总有穿西装的人进进出出。有好几回我半夜送货经过，还看见有小汽车停在后门。”
最让小李印象深刻的是上月的一次经历。那日他给山田洋行送茶叶，恰逢掌柜不在，伙计让他直接送到后院客厅。
“我一进门就傻眼了，”小李比划着，“墙上挂着一张老大老大的地图，上面插满了小红旗小蓝旗，密密麻麻的。那哪是做生意用的啊？倒像是……把山啊、河啊、路什么缩小放在上面。”
王守义的烟袋顿了顿，眉头渐渐锁紧。二十年从警生涯养就的直觉告诉他，这事不简单。
三天后，王守义借查户口之名，走进了山田洋行的后院。
山田掌柜依旧笑容可掬，亲自引着他四处查看。就在经过那间客厅时，王守义故意放慢脚步，目光敏锐地扫过室内——果然如小李所说，墙上挂着一张详细的北平城地图，上面标注的各色旗标，分明指向的是军事驻地、政府机关、水源地等要害所在。
“山田先生对北平的地理很是熟悉啊。”王守义状似无意地说。
山田脸上的笑容丝毫未变：“做生意嘛，总要研究市场分布。王警官您说是不是？”他边说边自然地掩上客厅的门，动作流畅不见一丝慌乱，唯独那双眼睛里，寻不到半分真切笑意。
当晚，王守义在值班日志上郑重写下：“日商山田洋行涉嫌测绘军事地图，疑有间谍行为。”但这事很快就被上司知道了，他被叫进了上司办公室。
迎接他的，是披头盖脸的怒斥和喝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