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疲惫的脸上，那行字格外刺眼：“姐，我想吃榴莲，能转我一千吗？酒店楼下就有水果店，我买了马上回来。”
凌晨一点四十分，我，田颖，一个四十二岁的企业普通管理工作人员，正坐在一千公里外一家廉价酒店的床上，为一个认识仅三个月的男人转账。我的手指在确认支付的按钮上悬停片刻，窗外突然划过一道闪电，将房间照得惨白。
“小辉，这么晚了，明天买不行吗？”我试图让声音听起来温柔些，尽管喉咙发紧。
“可我现在特别想吃，姐。你大老远来看我，我开心嘛。”他发来一个撒娇的表情，我的心顿时化成了水。
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响起，伴随着雷声轰鸣。小辉发来一个亲吻的表情：“姐你真好，我五分钟就回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三个月前，我们在一个读书论坛相识，他二十三岁，自称是自由撰稿人。在我单调如灰色墙壁的生活里，他是我偷偷打开的一扇窗，窗外是想象中才有的春光。
五分钟过去了，楼道里寂静无声。我走到窗前，雨水如注，模糊了整座城市的光影。楼下哪有什么水果店，只有空荡荡的街道和被风雨摧残的行道树。
“小辉？”我发消息，系统提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
我的手机从手中滑落，撞在地毯上发出闷响。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我扶着墙壁才没有瘫软在地。一千块钱，还有今天下午我刚给他买的两套名牌西装——花了我整整三个月的工资。
雨更大了，敲打窗玻璃如同无数指尖在抓挠。我机械地走到卫生间，镜中的女人眼袋明显，头发凌乱，眼角细纹在灯光下无可遁形。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不断拍打自己的脸，试图清醒这个荒谬的噩梦。
四十二岁的我，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第一次“遇见”小辉是在一个失眠的深夜，他在论坛里评论我发的读书笔记，称我为“真正懂文字的人”。作为一个在机械重复工作中消磨了二十年的小主管，作为一个丈夫早逝、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寡妇，这种认可何其珍贵。
我们开始私信往来，他谈吐风趣，又带着年轻人少有的体贴。他知道我工作辛苦，总在我加班时发来关心；他记得我偏爱红茶，寄来他家乡的特产；他甚至在情人节快递一束花到我办公室，卡片上写着“致我最欣赏的女性”。
我的心像久旱的田地迎来甘霖，明知这场感情如同悬崖边跳舞，却还是义无反顾地陷了进去。当小辉提出见面，我毫不犹豫地请了年假，飞越千山万水来到这座南方小城。
今天下午在车站，当他捧着廉价的塑料花束走向我时，我竟感动得眼眶湿润。他比照片上更加英俊，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略显紧身的t恤，却有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颖姐，你比我想象中更有气质。”他拥抱我，身上有淡淡的皂香味。
我带他去商场，为他购置衣物时，他推辞的样子那么真诚：“姐，这太破费了，我只是个普通小伙，配不上这么好的东西。”
“你值得，”我执意刷卡，享受着为他花钱的快感，“年轻人穿得体面些很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多么可笑而可悲。我需要被需要的感觉，需要证明自己除了是一个平庸的员工、一个尽责的母亲外，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但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颓然坐在床边，开始清点损失。钱包里只剩六百现金，回程机票是明晚的。这意味着我要在这座陌生城市度过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带着被欺骗的耻辱。
手机突然震动，我本能地屏住呼吸——是小辉发来的短信？难道他的微信只是意外被注销？
但屏幕显示的是我女儿小雨的名字。我的心猛地一沉，想起离家时对女儿编造的谎言——我说公司组织优秀员工旅游，三天两夜。
“妈，你到了吗？玩得开心吗？”小雨十七岁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清澈得像山泉。
我强压哽咽，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到了，这里很美。你按时吃晚饭了吗？冰箱里有我包的饺子...”
“吃啦！妈，你别老把我当小孩。对了，刘叔叔下午送来一箱苹果，说是单位发的，分我们一半。”
刘叔叔是我的同事刘明，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妻子五年前病逝后一直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他对我有好感是办公室公开的秘密，偶尔送些水果零食，找借口和我聊几句。但我总是礼貌地保持距离，觉得他太过平凡，配不上我内心残存的浪漫幻想。
现在想来，我是多么愚蠢。真实的关怀视而不见，却沉迷于虚幻的甜言蜜语。
挂断电话后，我做了决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场荒唐的闹剧。明天我会像正常游客一样观光，晚上飞回家，继续做我的田颖——那个可靠的母亲，尽责的员工。
但命运似乎偏要撕开我的伪装。
第二天清晨，我在酒店餐厅遇见了张大姐，公司财务部的老会计，恰好也在这座城市度假。她惊讶地看着我：“小田？你不是说回家照顾生病的姨妈吗？”
我的谎言被当场戳穿，支支吾吾编造了新谎言，说临时改变了计划。张大姐眼神狐疑，但没再多问。
这一巧合却像一记警钟。我决定提前回家，去机场改签了机票，当日下午就回到了我熟悉的城市。
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女儿飞奔过来拥抱我，然后疑惑地问：“妈，你的行李怎么这么少？不是说买了很多特产吗？”
我这才想起，为了给小辉买衣服，我几乎花光了所有预算，连答应女儿的礼物都没有买。
“行李丢了，”我又开始撒谎，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无底洞，“航空公司说找到了会通知我。”
夜里，我辗转难眠，终于起身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小辉留下的零星信息——他提过的毕业院校、家乡小镇、发表过文章的杂志名称。每一个线索都如同断线，指向虚无。那所大学根本没有叫陈辉的毕业生，那本杂志早已停刊多年。
真相如冰水浇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第二天上班，我精神恍惚，在审核一份重要合同时漏掉了关键细节，差点造成重大损失。刘明发现了问题，悄悄提醒我：“田姐，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我感激地看着他，突然有种想把一切和盘托出的冲动。但耻辱感让我闭紧了嘴。
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周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警察，说在一起网络诈骗案中发现了我的转账记录，需要我配合调查。
恐慌如野草般在我心中蔓延。如果这事公开，我的工作、女儿的未来、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尊严，都将付诸东流。
“你打错了，”我颤抖着挂断电话，整个人如坠冰窟。
接下来的日子，我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每一个陌生号码都让我心惊肉跳，每一次办公室的窃窃私语都让我怀疑是在议论自己。我瘦了八斤，眼下的乌青连粉底都遮盖不住。
小雨摸着我的脸问：“妈，你最近怎么了？”刘明也多次关切地询问，甚至有一次默默帮我完成了棘手的工作报告。
我终于明白，我无法独自承担这个秘密的重压。在一个加班后的黄昏，当办公室只剩我和刘明时，我向他坦白了一切。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语无伦次，等待着评判和嘲笑。
刘明沉默地听完，递给我纸巾，轻声说：“我前妻病重时，我也曾被骗过。癌症患者的家属是最脆弱的猎物，他们骗我说有特效药，我几乎花光了积蓄。”
我惊讶地望着他，从未听他提起过这段往事。
“人有时候不是傻，只是太需要一点希望了。”他笑了笑，眼神温暖，“这事就你我知道，我会帮你注意是否有后续问题。你还得为小雨坚强呢。”
那一刻，我趴在办公桌上放声大哭，为我的愚蠢，也为这意想不到的善意。
生活逐渐回归平静。我重新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女儿中，对刘明多了一份若有若无的情愫，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适当距离。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六，我带着小雨回老家看望母亲。村里弥漫着深秋的凉意，落叶铺满了熟悉的小路。母亲高兴地张罗着一桌好菜，邻居程阿姨也来串门，说起她儿子大壮最近遇到的“好事”。
“那姑娘长得俊，还是个大学生，主动追我们家大壮，给他买这买那。”程阿姨脸上放光，“昨天还说要带大壮去旅游呢。”
我手中的筷子差点掉落，这熟悉的情节让我不安。在我再三追问下，程阿姨才透露更多细节：那姑娘和大壮是在网上认识的，不到一个月就要见面，还主动提出全程付费。
“阿姨，这可能是骗局，”我尽可能委婉地提醒，“现在网络诈骗很多。”
程阿姨顿时拉下脸：“小颖，你是在城里待久了，看不起我们乡下人？觉得没有姑娘会看上大壮？”
我还想说什么，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程阿姨饭没吃完就气呼呼地走了，母亲叹气说：“你程阿姨好不容易为大壮高兴一回，你就别泼冷水了。”
但我整夜难眠，大壮憨厚的笑容和我被骗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找大壮谈谈心。
在我耐心引导下，大壮终于透露更多细节：那姑娘要他先转两千块“诚意金”才肯见面，他正为此发愁。
“这是典型的诈骗，”我肯定地说，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大壮从最初的怀疑到震惊，最后感激地握着我的手：“颖姐，谢谢你，我差点就去借钱了...”
解救了可能受害的大壮，我心情复杂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手机响起，是刘明发来的消息，说公司有新项目，觉得我适合负责。末尾，他加了句：“小雨说她想吃红烧肉，晚上我带食材过去做饭吧？”
我回复了一个“好”，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远处，夕阳正缓缓沉入地平线，将田野染成金色。
我加快脚步，心中明了：每个人都有软肋，都会犯错，但只要我们敢于直面真相，生活总会留有一扇希望的窗。而我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