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停时
李家客厅的红木立柜，是光绪年间传下来的老物件，柜顶正中央摆着的西洋座钟，比这柜子还要年长两岁。黄铜铸就的钟壳擦得锃亮，能映出人影，钟面上罗马数字的漆虽有些磨损，却丝毫不影响它的体面。钟摆是实心黄铜的，挂在细钢条下，晃了近一百年，滴答声比老北京胡同里的更夫敲梆还准——清晨六点，闹铃准会“叮铃铃”响，唤醒全家；夜里十二点，厚重的钟声能穿三层墙，连院外的老槐树都似能听得见。老辈人总说，这钟是李家的“定海神针”，只要它还在走，家里就安稳。
李老爷子李修明，年轻时在上海的“亨达利”钟表行当过学徒，一手修表的手艺在街坊邻里间出了名。退休后，他最宝贝的就是这座座钟，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软布擦钟壳，再凑近听会儿钟摆的声音，要是哪下滴答声慢了半拍，他能琢磨一整天。“这钟的齿轮，比人的骨头还金贵，得好好伺候。”他常跟儿孙们说。
可打上个月入秋，这钟就像中了邪。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李老太太赵桂兰。她有起夜的习惯，凌晨三点多摸黑去厨房倒热水，总觉得客厅里少了点什么——往常那均匀的滴答声没了，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揉着眼睛走到红木柜前，借着窗外的月光一看，心猛地一沉：黄铜钟摆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像被冻住的蝴蝶，时针和分针齐齐指在三点零三分，连秒针都没了动静。
“老头子！钟停了！”赵桂兰的声音带着颤，把李修明从梦里喊醒。李修明披件外套就跑出来，戴上老花镜，掏出随身携带的小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打开钟壳。齿轮咬合得严丝合缝，没卡壳；发条拉出来看，弹力十足，没松劲；连最娇气的游丝，都绷得笔直，没变形。他又检查了钟摆的配重，黄铜块牢牢固定着，没歪半分。
“怪了。”李修明嘀咕着，重新把钟装好，上满发条。随着“咔嗒”一声轻响，钟摆又开始晃起来，滴答声重新填满客厅。可谁也没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赵桂兰起夜时，又听见了那该死的寂静——钟又停了，还是停在三点零三分。
李修明不信邪，连着三天拆了装、装了拆，每次都没找出毛病，可钟还是准时在凌晨三点停摆。家里人渐渐慌了，赵桂兰偷偷托老街坊找了个算命先生，先生捏着手指算半天，说“钟为阳，停则阴聚，主丧”，吓得她当天就给远在深圳的大儿子李建国、南京的小女儿李建英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你们快回来看看吧，家里的钟不对劲，怕是要出大事。”
李建国赶回来那天，天阴沉沉的。他刚进家门，就看见父亲坐在藤椅上，脸色蜡黄，咳嗽得直不起腰。赵桂兰说，自从钟出了毛病，老爷子就没睡过安稳觉，总琢磨着钟的事，饭也吃不下，精神一天比一天差。李建国赶紧带父亲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ct、心电图、血常规查了个遍，医生说没查出大毛病，就是年纪大了，气血虚，开了些补身体的药，让回家好好休养。
可药吃了几天，李修明的精神头没见好，反而更萎靡了。他坐在藤椅上，能打一下午盹，连最爱听的评弹都懒得开，以前每天擦钟的习惯，也改成了远远地看着，眼神里满是愁绪。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赵桂兰也犯了迷糊——去菜市场买菜，忘了带钱包；回家开门，找了半天钥匙，最后发现钥匙就插在门上；做饭时，把盐当成糖放，菜咸得没法吃。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红木柜上的座钟，成了全家人的心病。没人敢在夜里听它的声音，可又忍不住竖着耳朵等，生怕那滴答声突然消失。李建国的媳妇王秀莲，跟小区里的老张聊天时，说起家里的烦心事。老张一拍大腿：“你咋不找陈默呢？那小伙子有本事，前年我老家的老宅子，晚上总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找了多少人都没用，陈默去看了看，挪了挪院子里的石狮子，就好了。他不是搞封建迷信，是真能看出些门道。”
李建国捏着老张给的电话号码，犹豫了两天。他是搞工程的，向来不信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可看着父亲日渐憔悴的脸，母亲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还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思，拨通了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很稳，没有想象中的故弄玄虚，只说：“李师傅，您先别急，我明天过去看看。您把老爷子最近的情况跟我说说，还有那钟停摆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规律。”
第二天一早，陈默就来了。他穿了件浅灰色的衬衫，背着个旧帆布包，进门没先看钟，倒是先走到李修明的藤椅旁，弯下腰问：“老人家，您最近是不是总觉得累？呼吸也比以前浅了，说话没力气？”
李修明愣了愣，点了点头：“是啊，总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说话都得歇会儿。”
“您夜里睡得好吗？会不会醒好几次？”陈默又问。
“醒，怎么不醒。”赵桂兰在旁边接话，“一到后半夜就醒，醒了就听钟的声音，要是没听见滴答声，心就慌。”
陈默点点头，没再多问，走到红木柜前，蹲下来看座钟。他没碰钟，只是盯着黄铜钟摆看，眼睛一眨不眨，看了足足十分钟。然后，他又走到李修明的卧室门口，轻轻推开一条缝，站在那儿听了会儿，才转身对李建国说：“李师傅，把钟挪到阳台去吧，离老人家的卧室远点儿，别放在客厅了。”
“挪钟？”赵桂兰急了，赶紧走过来，“这钟摆了一辈子，就放在这儿，挪了会不会更不好？老辈人说，家里的老物件不能随便挪，会动了家的气场。”
陈默笑了笑，解释道：“阿姨，不是动气场，是这钟跟老爷子‘对上气’了。您看这钟摆的摆动，每分钟刚好三十五下，我刚才听老爷子的呼吸，每分钟也是三十五下左右——老人家年纪大了，气息弱，这钟又是百年老钟，灵敏度特别高，就跟老爷子的呼吸频率共振了。”
他指着钟壳，继续说：“凌晨三点，是一天中阳气最弱、阴气最盛的时候，这种共振会达到顶峰，就像两根琴弦，一根动，另一根也跟着动，最后弦就绷不住了。这钟的机械结构特别精密，一旦共振太强，就像被‘黏’住了似的，自然就停摆了。”
“那……那算命先生说的‘主丧’，是假的？”赵桂兰的声音还有些发颤。
“是假的。”陈默肯定地说，“这钟不是预示不祥，是它太灵敏，把家里的‘气’映出来了。老人家病着，你们又担心，这股子沉郁的气裹着钟，它自然走不顺。钟停了，你们更担心，气更沉，形成了恶性循环。”
李建国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可看着陈默笃定的样子，又想起父亲的身体，还是决定试试。他找了块干净的蓝布，小心翼翼地把座钟裹住，跟陈默一起搬到阳台。阳台朝南，阳光能照进来，通风也好。陈默又从帆布包里拿出块薄薄的羊毛垫，垫在座钟底下：“这垫子能减震，让钟摆的摆动频率跟老爷子的呼吸错开，减少共振。您再给老爷子找个老中医调理调理，多陪他聊聊天，让他心情放松些，别总琢磨钟的事。”
当天晚上，全家人都没睡踏实。李建国和王秀莲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阳台的声音，生怕那滴答声突然消失。赵桂兰更是每隔半小时就起来一次，走到阳台门口，偷偷听一会儿。凌晨三点一到，客厅里静悄悄的，可阳台上传来的滴答声，没停！
李建国赶紧爬起来，跑到阳台一看，黄铜钟摆稳稳地晃着，时针和分针慢慢从三点零三分往前挪，滴答声均匀而有力。他激动得差点喊出声，赶紧捂住嘴，生怕吵醒父亲。回到卧室，他跟王秀莲说：“钟没停！真没停！”王秀莲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这些天憋在心里的愁绪，终于散了些。
更让人惊喜的是，过了两天，李修明的精神真的好了些。他早上起来，能自己走到阳台，看会儿座钟，还跟赵桂兰说：“今天的滴答声，听着顺耳多了。”李建国按陈默说的，托朋友找了个老中医，老中医说李修明是“气血两虚，心神不宁”，开了些补气安神的中药，又嘱咐要多陪老人说话，让老人心情舒畅。
从那以后，李建国每天下班回家，都陪父亲在院子里散步，跟他聊以前在上海修表的事；王秀莲每天变着花样给老爷子做清淡的菜，蒸鸡蛋、小米粥、清炒时蔬，都是老爷子爱吃的；赵桂兰也不再愁眉苦脸，每天早上跟老街坊去公园打太极，回来就跟老爷子说公园里的新鲜事。
没过半个月，李修明的气色明显好了很多，脸色红润了，咳嗽也少了，说话也有了力气。他又开始每天擦座钟，用软布把黄铜钟壳擦得锃亮，还跟陈默打电话说：“小陈啊，谢谢你，我现在能坐着听一下午评弹了，夜里也能睡踏实了。”
陈默来来回访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照在阳台上，座钟的黄铜钟壳泛着暖光，钟摆晃着，滴答声清脆。李修明正在院子里浇花，手里拿着个小喷壶，给月季花浇水，动作慢悠悠的，却很有精神。
“陈师傅，快进来坐！”赵桂兰热情地招呼陈默，端上刚泡好的茉莉花茶，“你看我们家老爷子，现在精神多好，都是你的功劳。”
陈默看着院子里的李修明，笑着说：“阿姨，不是我的功劳，是你们一家人的心气顺了。钟是死物，人是活的，人的心气顺了，家里的‘气’就顺了，钟自然就走得稳了。别总盯着死物的兆头，多顾着活人的心思，比啥都强。”
李修明浇完花，走过来跟陈默聊天，说起以前修钟的趣事：“我年轻时，修过一个比这个还老的座钟，也是总停摆，后来发现是钟摆上沾了灰，清理干净就好了。现在想想，这钟跟人一样，也需要关心，也需要顺气。”
赵桂兰非要留陈默吃饭，做了一桌子菜，有李修明爱吃的红烧肉，有王秀莲拿手的清蒸鱼，还有李建国特意买回来的螃蟹。饭桌上，李修明喝了两杯黄酒，话也多了起来，跟陈默聊起这座座钟的来历：“这钟是我师傅送给我的，那年我出师，师傅说，这钟能走一百年，只要好好伺候，它能陪着你一辈子。现在看来，师傅没说错。”
陈默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心里也暖暖的：“李大爷，这钟不仅能陪着您，还能陪着您的儿孙，成为家里的念想。家里的人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
后来，那座西洋座钟就一直摆在阳台。每天清晨，阳光照在钟上，钟摆晃着，滴答声混着院子里的蝉鸣、鸟叫，成了家里最安心的声音。李建国总跟朋友说：“以前我不信这些，现在才明白，不是钟能预示什么，是人的心气顺了，家里的一切就都顺了。人啊，还是要多关心身边的人，别被那些没用的兆头困住。”
有一次，李建英带着孩子回来，孩子指着阳台的座钟问：“爷爷，这钟为什么总晃啊？”李修明抱着孙子，笑着说：“这钟在跟爷爷打招呼呢，它晃一下，就是在说，咱们家里平平安安的，多好啊。”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出小手，轻轻碰了碰钟摆。钟摆晃得更欢了，滴答声清脆，像在笑着回应。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祖孙俩的脸上，也照在那座百年座钟上，温暖而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