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点明，“咱们不能一直受制于人，更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山西本地，其实有不少小型农机厂、机械修造厂、五金厂，甚至是一些公社的农具社。他们设备可能老旧，技术可能薄弱，但工人有经验，有干劲，缺的是订单、是技术指导、是发展方向。”
刘永好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你是说……把一部分零配件，分包给这些本地小厂来做？”
“不仅仅是分包。”我摇头，“是整合，是协作，是把他们变成星火厂‘百团大战’中的同盟军。”
我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几个标注点画着连线。
“我的想法是，在咱们星火工业园内部，规划建设一个专门的‘零配件协作区’。但这个协作区，不一定要把所有工厂都搬进来。我们可以根据各厂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工协作。”
“比如，长治有一家原来的军工配套小厂，转型后做精密铸造，设备不错，但没活干。可以让他们专门做发动机上的复杂铸件，比如缸盖、齿轮室。”
“大同有家厂子，擅长热处理，可以把一些需要特殊处理的轴类零件交给他们。”
“晋城有个农具社，老铁匠手艺好，可以试着让他们用传统锻造工艺，生产一些非标的连接件。”
“而咱们星火厂自己，”我用笔重重地点在工业园的位置上，“集中精力攻克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变速箱、液压系统，以及负责总装和质量控制。同时，成立一个‘技术支援小组’，由咱们的老师傅和技术员组成，定期下到这些协作厂，帮他们解决技术难题，统一工艺标准，培训工人。”
我描绘的这个图景，让在座的人都陷入了思考。这已经超越了一个工厂的范畴，更像是在构建一个初级的产业集群。
“这……能行吗？”赵德柱有些迟疑，“各家厂子，归不同的系统管，县里的、地区的、街道的……人家能听咱们的？”
“所以不能是行政命令，必须是利益绑定。”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咱们用稳定的订单，用预付一部分货款的方式，给他们输血，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好。同时，咱们提供技术，帮他们提升，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他们的产品合格了，咱们的整机质量才有保障，成本才能降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循环。”
“更重要的是，”我声音提高了一些，“把这么多小厂的力量凝聚起来，围绕星火拖拉机这个龙头产品，就能在山西形成一股合力。以后不止是拖拉机零配件，其他农机具，甚至更广泛的机械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协作体系里找到生产单元。这相当于，咱们在为山西打造一个‘农机产业’的雏形！”
“产业……”刘永好咀嚼着这个词，眼神越来越亮，“韩浩，你这个想法……胆子大，但要是真能做成，意义就太大了！这就不光是咱们一个厂子的事了！”
“对。”我点头，“所以，接下来几天，我要和王工一起，跑一趟这些潜在的合作厂。一家一家去谈，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展示我们的诚意和前景。这件事，我称之为‘农机零配件整合行动’。”
“我跟你去！”王大山立刻表态，“这些厂子，我或多或少打过交道，有些老师傅我还认识。”
“好。”我看向刘永好，“刘厂长，家里就交给你了。科研楼的前期筹备，生产不能停，还有那十吨钢材的接收，千头万绪。”
刘永好重重点头：“放心！家里有我。你们出去，一定要把合作谈成，但也注意方式方法，别太激进。”
“明白。”
会议开到深夜才散。
走出临时营房，春夜的凉风让人精神一振。工业园里很安静，只有守夜人的手电光偶尔划过。远处，发动机车间还亮着灯，那是夜班工人在做最后的清理。
我抬头看着星空。1965年的华北夜空，星辰清晰可见，银河像一条淡淡的纱带横亘天际。
前世，我习惯了都市被光污染遮蔽的夜空，习惯了在金融数据的闪烁中寻找安全感。而此刻，站在这片充满泥土和钢铁气息的土地上，看着这纯净的星空，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踏实感——一种用双手和智慧，去实实在在地构建些什么的渴望。
科研楼、协作网络、人才培养……这些在1965年看似超前甚至有些冒险的布局，正是我用来自未来的认知，为这个时代，为这片土地，埋下的种子。
我知道前路艰难，体制的桎梏、资源的匮乏、观念的冲突，都会是拦路虎。
但我也知道，这个时代蕴藏着后世难以想象的热情、干劲和可能性。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凝聚起众人的力量，许多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
就像这星空下的星火工业园，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已有了机器的轰鸣和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和王大山便踏上了“百团大战”整合之路的第一站。
没有吉普车可用了——刘永好要安排去太钢拉钢材的车队，工业园日常运输也需要车辆。我们俩是搭着一辆往太原送零件的顺路拖拉机出发的。驾驶室挤了三个人，我和王大山，还有司机小张。车厢里堆着些用草绳捆扎的齿轮毛坯，哐当哐当地响。
四月的风还有些硬，从没有玻璃的驾驶室窗口灌进来，带着尘土和柴油味。王大山裹紧了旧棉袄，指着前方渐渐清晰的厂区轮廓：“韩组长，前面就是太原红旗农机修配厂。咱第一个谈的，就是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哦？怎么个硬法？”我饶有兴趣地问。昨晚刘永好也提过这家厂，语气颇为头疼。
王大山叹了口气：“这厂子，前身是阎锡山时期的一个兵工修理所，49年后接收改造，成了国营农机修配厂。老师傅多，手艺没得说，车、铣、刨、磨、钳，样样齐全，在太原这块地面上，修农机是一块金字招牌。”
“这是好事啊。”我说。
“好是好，可人也傲啊。”王大山摇头，“厂长叫徐有福，五十多岁，八级钳工出身，技术上是把好手，可脾气也是出了名的倔。觉得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国营老厂，看不起咱们这种新冒出来的‘社队企业’、‘地方试点’。之前咱们缺一些非标件，找他们加工过几回，钱没少给，可那徐厂长鼻孔朝天，交货拖拖拉拉，还老挑咱们图纸的毛病，说这不合理那不合理。刘厂长跟他打过两次交道，都没谈拢。”
我点点头。技术好、有资历、有优越感，这样的“硬骨头”在很多行业变革初期都会遇到。他们代表着旧有秩序和观念，打破他们的心防，是整合过程中必须迈过的坎。
“他们有困难吗？”我问。任何“硬气”背后，往往都有现实的窘迫作为底色。
王大山想了想：“听说……他们日子也不太好过。农机修理业务，季节性太强，春耕秋收忙死，平时闲得慌。厂里一百多号人，工资有时候都发不利索。上头拨的经费也有限，设备老旧，更新不起。可就算这样，徐厂长那架子，还端得稳稳的。”
这就对了。外强中干，正是突破口。
拖拉机在红旗厂门口停下。厂门比星火工业园的气派些，红砖门柱，挂着白底黑字的厂牌，字迹有些斑驳。厂区里传来断续的金属敲击声，但算不上热闹。
门卫是个老师傅，认识王大山，打了个招呼就放我们进去了。厂区布局规整，但厂房明显是旧建筑改建的，墙皮脱落，窗户上的油漆也剥落了。空地上堆着些待修的农机具，锈迹斑斑。几个工人蹲在墙根晒太阳，看到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厂长办公室在一排平房的最里头。敲门进去，一个戴着蓝布帽、穿着洗得发白工装的中年人正伏在桌上写东西。桌上堆满了图纸、报表和零件样品，显得有些凌乱。
“徐厂长！”王大山笑着打招呼。
徐有福抬起头，看到王大山，脸上没什么表情，又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审视：“王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们星火厂又有什么棘手的件要加工？先说好，最近厂里任务紧，排期可不好说。”
开门见山，下马威先来了。
王大山脸上笑容不变：“徐厂长，今天不是来加工零件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星火农业机械工业园的韩浩，韩组长。”
我上前一步，伸出手：“徐厂长，您好。久仰大名，今天特意来拜访学习。”
徐有福这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跟我握了下手，手很粗糙，很有力，但一触即分。“坐吧。”他指了指墙边的两把木头椅子，自己又坐回办公桌后，身子微微后仰，透着股距离感。
“学习？不敢当。你们星火厂现在风头正劲，听说拖拉机都造出来了。我们这破修配厂，有什么好学的。”徐有福语气平淡，但话里的刺儿谁都听得出来。
王大山有些尴尬。我神色如常，甚至笑了笑：“徐厂长说笑了。星火厂是刚起步，摸着石头过河。红旗厂是几十年的老厂，底蕴深厚，老师傅的技术、厂里的管理经验，都是我们急需学习的宝贵财富。我们这次来，是抱着诚心，想跟红旗厂谈合作的。”
“合作？”徐有福眉毛一挑，“怎么合作？又是来下零散加工单？王工知道，我们厂主要任务是保障太原周边公社的农机维修，零散加工，费工费时，不划算。”
“不是零散加工。”我直视着他，“是长期的、稳定的、规模化的配套生产合作。”
徐有福怔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放下手里的铅笔，身体稍微前倾：“规模化配套？什么意思？你们星火拖拉机，所有零件都想包给我们做？年轻人，口气不小啊。你知道我们厂有多大产能？你们那点产量，够填牙缝吗？”
“现在或许不够。”我不急不缓地说，“但未来呢？星火-50的目标，是成为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主力农机。省农机局已经关注，部里也可能下来评审。一旦纳入国家计划，产量会是现在的十倍、几十倍。到时候，需要的零配件数量，将是海量的。”
我观察着徐有福的表情，他眼神闪烁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淡然：“画饼谁不会？没影的事。”
“是不是画饼，徐厂长可以判断。”我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这是我们星火-50的省级初步鉴定意见复印件，这是太钢特批十吨技术试验钢材的批文复印件，这是省农业厅关于扶持星火工业园试点的相关文件摘要。”
我把文件轻轻推到徐有福面前：“星火厂的发展，不是空中楼阁，是已经得到了各方面认可和支持的。我们现在缺的，不是市场前景，而是稳定、优质、高效的供应链。而这，正是红旗厂这样的老牌技术厂的优势所在。”
徐有福拿起文件，快速翻阅着，脸色渐渐变得严肃。他看得很快，但很仔细，尤其是省里的鉴定意见和太钢的批文，反复看了两遍。这些红头文件和公章，在1965年，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语气少了些轻慢，多了些审慎：“就算你们有前景，可合作怎么个合作法？我们厂是国营厂，生产计划要报上级批准，原材料要按计划调拨。给你们配套，算是什么性质？计划外生产？那原材料哪里来？产品价格怎么定？利润怎么算？工人们多干的活，奖金怎么发？这些都是问题，不是上下嘴皮一碰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