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田武史的死讯传回蚌埠的当天下午，新任日军指挥官松井义隆中佐将自己关在作战室里整整四个小时。当副官战战兢兢地敲开门时，发现满墙的地图被红蓝铅笔标注得密密麻麻，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而松井本人正背对门口，凝视着那张最大的、覆盖整个皖东地区的军用地图。
“阁下，黑田少佐的遗体已经运回，是否按惯例……”副官小心翼翼地开口。
“烧了。骨灰寄回国内。”松井没有转身，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通知司令部，蚌埠守备队前指挥官黑田武史少佐，在执行任务途中遭敌军伏击，英勇战死。申请追加一级勋位。”
“是。”副官记录着，犹豫了一下，“那……关于敌军四团的应对策略……”
松井终于转过身来，四十多岁的脸上刻着冷硬的线条，镜片后的眼睛如同深潭：“黑田君用两年时间，证明了用常规扫荡和阴谋诡计无法消灭这支部队。他唯一的贡献，就是用生命确认了这一点。”
他走到沙盘前，手指划过铁砧峪周边错综复杂的等高线：“从今天起，忘记‘治安肃正’这个词。我们面对的不是需要‘肃清’的游击队，而是一支正在形成完整作战体系的敌正规军。要摧毁它，就要用摧毁正规军的方法。”
“第一步，”松井竖起一根手指，“切断它的筋骨。一支军队的筋骨是什么？是情报、是补给、是指挥系统、是兵员补充。我们要像剥笋一样，一层层剥掉它的外壳，直到露出最脆弱的芯。”
副官连忙记录。松井继续道：“航空兵侦察小队明天抵达后，立即开始对铁砧峪及周边五十公里范围进行全天候侦察，重点标注：道路网、疑似仓库、训练场、电台天线、炊烟集中区域。我要在三天内拿到完整的航空照片图集。”
“工兵爆破专家小组抵达后，会同参谋部研究铁砧峪地质构造，找出最适合实施大规模坑道爆破和断水作业的区域。”
“两个新锐步兵大队部署在蚌埠西、北两线，构成第一道封锁链。原驻防部队后撤，构成第二道封锁链。从明天起，所有进入封锁区的物资，无论军民，一律扣留检查。所有离开封锁区的人员，逐一搜身登记。”
松井顿了顿，补充了最关键的一句：“通知特高课，启动所有潜伏线路。我不要战场情报，我要的是四团内部的情报：他们的粮食还能吃多久？弹药储备点在哪里？指挥部的确切位置？医务所在何处？谁负责通讯？谁管理后勤？——我要知道这支军队每一条血管的走向。”
副官笔走如飞，额角渗出细汗。他意识到，松井带来的将是一场完全不同于黑田时代的战争——更耐心，更精密，也更残酷。
铁砧峪，四团团部。
当松井在地图前运筹帷幄时，凌云正在召开一场特殊的会议。参会者不是各营营长，而是团部新组建的各部门负责人：参谋长老赵、政治处主任李秀才、后勤处长周大山、通讯股长陈明、侦察股长马老三，以及刚刚从师部调来、负责协助建立正规化医疗体系的野战医院院长吴启华。
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组织架构图，上面清晰地标出了四团新的指挥体系和各部门职能。这幅图是凌云用几个晚上亲手绘制的，融合了现代军队管理理念和当前的实际条件。
“同志们，”凌云站在图前，目光扫过每一个人，“黑田死了，但更大的威胁来了。松井这个人和黑田完全不同。从我们掌握的情报看，他在关东军对付抗联时，用的就是一套系统性的封锁、渗透、逐步压缩的战法。他不会急于和我们正面决战，而是会想办法掐断我们的命脉。”
他指向架构图：“所以，我们的应对，也必须系统化。过去我们打游击，靠的是灵活机动；现在我们作为主力团，面对的是正规化的敌军，就必须有正规化的筋骨。今天这个会，就是要给四团把这副筋骨彻底搭结实。”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
在凌云的指导下，参谋部进行了彻底改组。过去老赵一人负责的作战、侦察、训练等事务，现在细化成四个股：作战股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组织协同；侦察股专司情报收集和反侦察；训练股按照凌云编写的《步兵基础训练大纲》和《班排战术手册》，系统组织全团轮训；新增设的作训股，则专门研究敌军新战术，特别是应对可能出现的航空侦察和工兵爆破。
“老赵，你的担子最重。”凌云对这位跟随自己从南京出来的老战友说，“参谋部是大脑，大脑不清醒，拳头再硬也是瞎打。从明天起，每天上午的情报研判会、下午的战术推演会、晚上的作战日志复盘会，必须雷打不动。我们要做到比松井更了解他自己的意图。”
政治处的工作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李秀才这个曾经的文书，如今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徐政委和他一起，将政治工作细化成三大块：组织建设，确保每个连队党支部都成为坚固堡垒；宣传教育，不仅要鼓舞士气，更要让每个战士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群众工作，则是四团生存的根本——凌云专门要求，政治处要制定《军民关系实施细则》，从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到帮助群众生产、保护群众转移，事无巨细都要有章可循。
“秀才，政治工作不是空谈。”徐政委语重心长，“松井一定会想方设法离间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一定会散布谣言、制造恐慌。你们的宣传队要扎根到每一个村子，每一个乡亲心里去。要让群众相信，四团在，根据地就在。”
后勤处长周大山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以前是账房先生，打起算盘来噼啪响。在他主持下，一套严格的物资管理制度建立起来：所有粮秣、被服、弹药、药品，入库出库必须登记造册，每旬盘点；建立了全团人员装备档案，每个人的武器编号、健康状况都有记录；还在根据地边缘秘密设立了三个应急物资储备点，每个储备点都制定了详细的启用和转移预案。
“周处长，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凌云对他说，“假设松井的封锁持续三个月，我们的粮食够不够？药品够不够？弹药能不能支撑两次中等规模的战斗？我要确切的数字，不要估计。”
通讯股长陈明是师部专门派来的技术骨干，他带来的五部电台和三名报务员，让四团的通讯能力跃升了一个档次。在凌云的建议下，陈明开始建立团-营-连三级通讯网，并制定了严格的电台使用纪律和密码更换制度。
“松井一定有无线电侦测设备。”凌云提醒，“重要通讯尽量用有线电话，电台要机动使用，开机时间要短，频率要经常变换。必要时，可以用人力传递代替。”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野战医院的改变。吴启华院长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团卫生员进行考核分级，将最优秀的十二人集中培训，组成两个机动医疗小组。他建立了从连队卫生员到营救护所、再到团野战医院的三级医疗后送体系，还制定了《战伤分级救治规程》——轻伤员就地处理，重伤员快速后送，危重伤员集中抢救。
“凌团长，”吴启华指着自己绘制的医疗体系图说，“按照这个体系，伤员从负伤到得到相应救治的时间可以缩短一半，死亡率能降低三成。”
唐静文作为野战医院副院长，负责具体的护理培训。她编写了《战场急救手册》，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要领，还组织了三次全团范围的急救演练。
新的体系开始运转后的第七天，就迎来了一次小考。
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三营一连在根据地边缘巡逻时，与一小股化装成樵夫的日军侦察兵遭遇。短暂交火后，日军丢下一具尸体撤退。这本身是件小事，但凌云却要求各部门按新流程处理。
侦察股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检查尸体、搜检物品、勘察足迹，两小时内提交了初步报告：确认是松井直属的侦察分队，携带了测绘工具和加密地图，目标可能是测绘铁砧峪外围地形。
作战股根据这一情报，立即调整了外围警戒部署，将几个容易被渗透的薄弱地段增加了暗哨和地雷。
政治处则迅速通知附近村庄，提醒群众警惕陌生“樵夫”和“货郎”，并组织了民兵巡逻队配合警戒。
后勤处检查了相关区域的物资储备点安全状况，通讯股则变更了该区域的通讯频率。
三天后，当日军一支二十人的侦察小队试图沿同一路线渗透时，刚进入根据地五里，就被早有准备的潜伏哨发现。三营的一个排迅速包抄，毙敌八人，俘敌三人，其余溃逃。
战斗规模很小，但整个处置过程行云流水，从发现敌情到战斗结束，各环节衔接紧密，指挥顺畅，伤亡为零。
战后总结会上，老赵感慨道：“过去这种遭遇战，打赢了也就是打赢了。现在不一样了，侦察能提前预警，作战能及时调整，政治能发动群众，后勤能保障到位，通讯能畅通无阻——这才是一个拳头打出去的感觉！”
徐政委补充道：“更重要的是，群众没有惊慌。我们的宣传队提前做了工作，乡亲们知道这是鬼子的侦察兵，不是大扫荡，该生产的生产，该支前的支前，根据地的秩序一点没乱。”
凌云听着汇报，心中稍感宽慰。四团的筋骨正在一天天强健起来。但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松井的封锁和渗透才刚刚拉开序幕，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又过了一周，松井的第一轮“剥笋”开始了。
首先是空中侦察。日军九五式侦察机开始频繁出现在铁砧峪上空，有时单机，有时双机编队，飞得极高，地面步枪根本够不着。航空照片很快发挥了作用：四团设在南山坳的一个伪装仓库被识别出来，三天后遭到日军远程炮火的试探性袭击。幸好仓库早已按后勤处的预案转移，只损失了一些空木箱。
紧接着是地面封锁收紧。日军在根据地外二十里处设立了六道检查卡，所有进出人员物资受到严格盘查。几个秘密交通线相继暴露，三名交通员被捕牺牲。根据地的盐、药品、电池等物资开始出现短缺。
最阴险的是心理战和谣言战。松井通过伪政权控制的报纸，大肆宣扬“四团已被重重包围，覆灭在即”，还编造“凌云受伤”“徐政委叛逃”之类的谣言，甚至用飞机撒下劝降传单。
然而，这一次，四团的反应与黑田时代截然不同。
参谋部根据航空侦察的规律，推算出日军侦察机的航线、时间和间隙，制定了详细的防空隐蔽纪律。重要设施全部进行双重伪装，人员活动严格控制在早晚和雾天。
政治处组织宣传队深入每一个村庄，召开辟谣大会，展示缴获的日军传单，揭露松井的诡计。李秀才还编写了《识别谣言十要十不要》，印成小册子分发。
后勤处启动了应急储备，同时通过地下渠道开辟了三条新的物资线路。周大山甚至组织群众用土法熬硝、制碱，部分缓解了药品短缺。
面对封锁，各营连按照训练大纲，加强了山地生存和就地补给训练。战士们学习识别可食用野果、野菜，练习设置陷阱捕猎，还开辟了小片隐蔽的菜地。
整个根据地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在松井施加的压力下，不仅没有散架，反而运转得更加协调、坚韧。
一个月后的深夜，凌云在团部刚刚审阅完各部门的月度总结报告。从数据上看，四团在松井的封锁下基本稳住了阵脚：粮食储备还能支撑两个月，弹药足以应付一次大规模战斗，士气保持稳定，群众基础反而更加巩固。
但凌云心头的不安却越来越重。松井太安静了。除了封锁和侦察，没有大规模进攻，没有毒气战，没有特种渗透——这不符合一个急于建功的新指挥官的性格。
果然，凌晨两点，急促的电报声打破了寂静。
通讯股长陈明亲自送来一份刚刚破译的密电。电文来自师部情报部门，只有短短一句话：
“内线急报：松井已获方面军批准，启用‘特种攻坚器材’。首批器材包括：火焰喷射器十二具，重型爆破筒四十根，钢盔式无线通讯设备二十套。随行教官团已抵蚌埠。疑似针对复杂坑道及坚固工事的攻坚战法培训已开始。预估完成训练及适应期：十五至二十日。”
凌云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铁砧峪的核心防御区域。火焰喷射器、重型爆破筒、坑道战……松井的真正杀招，原来在这里。
他抬头看向窗外漆黑的夜空，仿佛能看见蚌埠日军军营里，那些正在学习如何将火焰灌进坑道、用爆破筒撕开岩壁的日军士兵。
“通知各营营长、各部门负责人，”凌云的声音在寂静的团部里格外清晰，“明天拂晓，召开紧急作战会议。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