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秋天,瓦器厂的红火,让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瓦房,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甚至开始在家里装上了电话。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旧时光里的那些贫穷和挣扎,似乎正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被扫进了记忆的角落。
然而,林福来却感到一种日益加深的焦虑。
这种焦虑,与订单的多少、利润的高低无关。它源于更深沉的失落。他发现,随着村里人腰包的渐鼓,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流失。
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没人愿意听张德旺讲鲁班的传说了,他们更热衷于讨论香港“四大天王”谁更帅;女孩子们不再跟刘三奶学纳鞋底、唱民谣,她们聚在一起,谈论的是县城里新开的理发店能做哪种“离子烫”。老槐树下的石磨,彻底成了摆设,上面落满了灰尘。甚至连村里的方言土话,都在被夹杂着港台腔和“普通话”不伦不类的腔调所取代。
瓦盆村,在富裕起来的同时,也正在变得面目模糊。
一天晚上,林福来在他那间堆满旧书的小屋里,翻阅一本从废品站淘来的《民间文学》杂志。其中一篇由一位大学教授撰写的、关于“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文章,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他。
文章里说,一个民族的记忆,不仅仅记录在史书里,更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口中。那些即将消失的歌谣、传说、手艺和人生经历,是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如果不及时记录,它们就会永远地、无声无息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
“记录……”林福来喃喃自语,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看着桌上那本被他翻得起了毛边的老账本,一个疯狂而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
他要做瓦盆村的“记录者”。
他要做一次属于他自己的、土办法的“田野调查”。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遏制。他拿出了自己这几年在瓦器厂攒下的、最大的一笔分红——足足八百块钱。他没有像别人一样,计划着去盖新房或者买一台彩电,而是郑重地将这笔钱交给了即将出远门的吴老虎。
“虎子,帮我个忙。”他对吴老虎说,“去省城的时候,帮我带个东西回来。”
“啥玩意儿?这么金贵?”吴老虎接过钱,掂了掂,好奇地问,“要买‘大哥大’?你那点钱可不够。”
“不是。”林福来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一台录音机。要那种能录音、能放磁带的,松花江牌的就行,听说皮实。”
吴老虎愣住了,他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林福来:“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听歌?咱厂里不是有吗?为了这,你把盖房子的钱都花了?”
“不是听歌,是录音。”林福来没有过多解释,他知道吴老虎无法理解。
吴老虎虽然满心困惑,但还是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一个星期后,一台崭新的、像黑色砖头一样笨重的“松花江”牌双卡录音机,被摆在了林福来的桌上。
林福来的“田野调查”,就从这台散发着塑料气味的机器开始。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三奶。
他提着一斤槽子糕,走进了刘三奶那间弥漫着草药香气的小屋。老人正弓着腰,在院子里侍弄着那些外人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三奶,我想跟您聊聊天。”林福来有些紧张地说明了来意,“我想把您知道的那些老歌谣、老故事,都录下来。”
刘三奶直起身,眯着眼睛打量着他和那台新奇的录音机,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淡淡地说:“人老了,记性不好了,很多事都忘了。”
林不来也不着急,他就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坐下,陪着老人晒太阳,帮她给草药浇水、除草。一连三天,他天天都来,只聊天,不提录音的事。
到了第四天,刘三奶终于松了口。她坐在院子里,对着那只小小的、黑色的麦克风,用她那苍老而独特的嗓音,唱起了第一首童年时的歌谣:
“月亮光光,芝麻糖糖,谁家媳妇,爱哭鼻子……”
那歌声,像一条从遥远时光里流淌出来的小河,瞬间将林福来带回了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属于瓦盆村的童年。他小心翼翼地按下录音键,那红色的指示灯,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从那以后,林福来的身影,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村里各个老人的家中。他带着他的录音机和笔记本,像一个勤劳的蜜蜂,采集着那些正在凋零的记忆花粉。
他记录下张德旺讲述的、关于木工“开山门”的规矩和鲁班爷的传说;他记录下村里最后一个篾匠,如何用一双巧手,将一根普通的竹子,变成能装下整个秋天的箩筐;他记录下那些在抗战时期逃难至此的老人,口中模糊的家乡和颠沛流离的往事……
他的行为,在村民眼中,显得如此“不务正业”。
“福来这娃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放着厂里的正经事不管,天天跟一帮老头老太太瞎聊,能聊出钱来?”
“听说他为了买那个破匣子,把盖房子的钱都花光了,真是败家!”
吴老虎对此尤其不解。他不止一次找到林福来,拍着桌子说:“福来,你醒醒!现在是市场经济!你不琢磨着怎么把咱的茶具卖到北京上海去,天天守着这些没用的老古董干啥?能当饭吃吗?”
连林福来的父母都忧心忡忡,觉得儿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好不容易在村里“出头”了,却开始不走正道。
面对这一切的质疑和不解,林福来没有辩解。他只是更加沉默地,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从那些老人的讲述中,找到了一个村庄的根。
当然,也有支持他的人。
黄明远老师在看到林福来的笔记本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让林福来去买最好的磁带。他说:“福来,你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在为瓦盆村修史。”
赵铁蛋虽然不善言辞,但他会默默地帮林福来修理出故障的录音机,还用灵巧的双手,为那台珍贵的机器,量身定做了一个防震防潮的木盒子。
而远在县城读高中的苏文清,则成了林福来最忠实的“笔友”。林福来会把整理出来的故事和歌谣,抄录下来,寄给他。苏文清则会在回信中,用他细腻的笔触,描述这些故事带给他的感动,并从县图书馆里,为林福来查找一些关于民俗学和地方志的资料。
他们的支持,像一束束微弱但坚定的光,照亮了林福来这条孤独的记录之路。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轨道上,杨小丫也正经历着她人生的“田野调查”。她来到南方的城市,进入一所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的“希望小学”。
她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高楼,第一次坐了公共汽车,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自卑”。
当她穿着妈妈买的牛仔背带裤,走进教室时,迎接她的,却是城里孩子毫不掩饰的嘲笑。他们笑她的口音土气,笑她没见过肯德基,笑她连“Abc”都念不标准。
她像一棵被移植到水泥地上的小草,拼命地想融入周围的环境,却发现自己的根,还深深地扎在瓦盆村那片湿润的泥土里。
那个秋天,两个瓦盆村的年轻人,一个在故乡寻找着根,一个在异乡感受着漂泊。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经历着一场深刻而痛苦的成长。而他们个人的命运,也正像那台录音机里转动的磁带一样,被时代一圈一圈地,刻录下无法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