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江廉政公署的办公室里，上午八点晨光漫过堆积的卷宗，在一封牛皮纸信封上投下淡淡的阴影。信封边缘有些磨损，显然经过长途跋涉，上面没有寄件人地址，只写着“转许峰亲启”，钢笔字迹透着股仓促，邮戳显示来自英国伦敦监狱，日期是三天前。许峰用裁纸刀划开信封，刀刃划过纸张发出轻微的“嘶”声，里面是张泛黄的信笺，字迹潦草却透着急切，墨水有些晕开，像是写信时手在颤抖：“祖父参与红船事件的日记藏于家族老宅地窖，坐标附后。我知罪孽难赎，唯以真相告慰亡魂——亨利·琼斯绝笔。”
信末附着张手绘地图，线条歪歪扭扭，地窖入口被红笔圈在一棵老橡树下，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十字架做标记。许峰指尖抚过信纸边缘的褶皱，那褶皱里还沾着点细沙，忽然想起父亲日记里的记载，那本深蓝色封皮的日记就放在桌角，翻开的那页写着：“1949年，亨利家族以‘贸易考察’为名滞留上海，实为监视红船动向，其驻沪办事处与码头仓库来往密切。”他将地图拓印下来，用的是办公室常备的复写纸，与1949年的伦敦街景图比对——那是从档案馆借来的旧图，纸页都发脆了，发现老宅的位置恰好在当年英资驻华机构的辐射范围内，步行不过十分钟路程。
司徒倩带着奶奶寄来的另一半账本赶到时，手里还提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刚买的云吞面，热气透过桶盖缝隙往外冒。许峰正对着两份证据出神，桌上的台灯照着账本，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开销。账本里贴着张老照片，边角有些卷曲，用透明胶带小心粘过：年轻的司徒远与许敬鸿站在红船模型前，穿着长衫，手里各握着半块木雕残片，背景里隐约能看到亨利祖父的身影，他穿着西装，背对着镜头，正与一个穿军装的人说话。“奶奶说，这是1949年春拍的，当时他们正商量用木雕传递进步人士名单，怕走漏风声，才把名字刻在屏风组件的夹层里。”她指着照片角落的行李箱，皮箱上还贴着上海到香江的船运标签，“里面装的就是第一批刻着名单的屏风组件，后来没来得及送走，就遇上了红船出事。”
传呼机突然震动，是别在许峰腰间的黑色机身，屏幕亮起绿光，映出陈宇的消息：“查到亨利的堂弟在伦敦经营古董店，叫‘东方秘藏’，去年曾频繁出入家族老宅，有邻居说看到他半夜带着工具进去，像是在挖东西。”许峰将信笺与照片仔细塞进公文包，拉上拉链，动作沉稳：“我们必须去一趟英国，再晚一步，证据可能就被他们毁了。”司徒倩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维多利亚港的浪花拍打着堤岸，溅起白色的泡沫，像在催促这场跨越重洋的追寻，她点点头：“我去订机票，最早一班飞伦敦的，顺便把木雕残片带上，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出发前夜，许峰收到份匿名快递，是个棕色纸包，没有邮票，像是有人直接放在了公司传达室。里面是张剪报，从报纸上小心剪下来的，报道的是1949年红船起火事件，标题用粗体字印着“沪上红船突发大火，疑为意外”，标题旁用红笔写着：“祖辈的债，不该由后人偿还。”字迹用力过猛，纸页都被划破了。剪报背面贴着张便签，字迹与之前收到的警告信如出一辙，透着股阴狠：“红船的秘密会让你们付出和祖辈一样的代价，趁早收手，还能保条命。”许峰将剪报折好塞进内衬口袋，指尖触到布料下的硬物，是父亲留下的怀表，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那里面藏着的何止是遗憾，更是未竟的嘱托，像有句话堵在喉咙里，没来得及说出口。
伦敦的秋意已浓，细雨打湿了海德公园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透着股湿冷。许峰和司徒倩按照地图找到亨利老宅时，天刚蒙蒙亮，铁艺大门上缠着铁锈，推一下就发出“嘎吱”的声响，门环上的家族纹章已模糊难辨，只能看出是个盾牌形状。老橡树的枝干遒劲地伸向天空，树叶落了大半，树根处果然有块松动的石板，边缘残留着新鲜的挖掘痕迹，土还是湿的，旁边还扔着个铁锹头，像是匆忙间遗落的。“有人来过，看这痕迹，最多不超过两天。”司徒倩蹲下身，指尖沾起点暗红色粉末，放在鼻尖闻了闻，带着点腥气，“是最近才落下的，像铁锈又像血，可能是挖掘时不小心弄伤了手。”
地窖入口狭窄潮湿，爬下去时得猫着腰，石壁上渗着水珠，滴在地上发出“嗒嗒”声。手电筒的光束扫过积灰的木箱，箱子上落着厚厚的灰，蛛网缠在边角，其中一个的锁扣有被撬动的痕迹，木屑散落在周围。箱内的丝绸衬里已腐朽，一摸就掉渣，只剩下本黑色封皮的日记，封面上烫金的字磨得差不多了，扉页上写着“1948-1949，远东记事”，字迹工整。许峰翻开日记，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亨利祖父的行踪，墨水是蓝黑色的，有些地方洇了开：“3月12日，监视红船装卸物资，见司徒远将名单刻入木雕，共十三人，藏于船身夹层……”字迹在“火烧红船”处戛然而止，纸页边缘有被火焰燎过的焦痕，卷成了黑色的硬块。
日记的夹页里掉出张收据，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是1949年从上海寄往伦敦的包裹单，盖着海关的红章，收件人正是亨利祖父，地址就是这座老宅，物品栏写着“工艺品一箱，易碎”。司徒倩忽然想起账本里的记录，那一页她特意折了角：“1949年夏，有批屏风组件莫名失踪，当时以为是战乱弄丢了，原来被他们偷运到了英国，用‘工艺品’做幌子。”她从包里拿出相机，是台老式胶片机，小心翼翼地拍下日记内容，闪光灯照亮了墙角的木箱，其中一个的侧面刻着个小小的“沪”字，刻痕很深，与红船木雕的字体如出一辙，显然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突然传来木板松动的声响，“吱呀”一声在寂静的地窖里格外刺耳。许峰迅速将日记塞进背包，拉链拉到一半怕出声，又轻轻合上，拉着司徒倩躲进阴影处，那里堆着几个空麻袋，散发着霉味。两个穿风衣的男人走进地窖，脚步声很重，手里拿着金属探测器，发出“滋滋”的低鸣，其中一人正是亨利的堂弟，照片上见过他，高颧骨，塌鼻梁。“老板说，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日记，那里面记着能让许家翻不了身的东西。”他踢了踢地上的木箱，发出“咚咚”声，“当年老爷子就是靠这批木雕换的保释，里面藏的何止是名单，还有英资和许家勾结的证据……”
话音未落，探测器突然发出急促的警报，“滴滴”声尖锐刺耳。两人顺着信号挖到块石板，用撬棍撬开，下面露出个铁盒，锈迹斑斑，打开后却只有半块木雕残片，形状不规则，与许峰带来的恰好能拼合。“该死，被人捷足先登了！”堂弟将残片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回去告诉许振邦的人，别想独吞这笔横财，找不到日记，谁也别想好过！”
许峰的心猛地一沉，许振邦不是还在香江服刑吗？去年因经济犯罪被判了十年，怎么还能指使外人？他示意司徒倩保持安静，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摇了摇头。直到两人的脚步声消失在雨幕中，地窖入口的石板被重新盖好，才捡起地上的残片，拍掉上面的土。残片背面刻着串数字，歪歪扭扭，像是匆忙刻上去的，与日记里的页码对应，翻开那一页，果然找到段被涂抹的记录，用铅笔涂得黑乎乎的，对着光才能勉强看清：“许氏旁支愿出重金购进步人士名单，以阻红船北上，条件是事成后独占沪上码头经营权……”
回到酒店，房间里暖气不太足，司徒倩裹着外套，对着台灯比对残片与收据，忽然发现包裹单的邮戳日期与红船起火是同一天，都是1949年6月15日。“他们不仅偷了名单，还嫁祸给进步人士，红船起火当天就把证据运走了，计划得真周密。”她指着日记里的火漆印，是个圆形的标记，刻着字母“x”，“这与许振邦家族的标记一致，他祖父当年就是用这个火漆封重要文件，档案馆里有记录。”许峰摸出匿名剪报，借着灯光再看，忽然明白警告信的深意——真正想掩盖真相的，或许不是亨利家族余孽，而是躲在暗处的许氏余孽，怕当年的丑事败露。
深夜的古董店透出微光，窗帘拉得不严，能看到里面晃动的人影。亨利的堂弟正对着电话嘶吼，声音透过玻璃传出来，带着气急败坏：“许振邦的人根本没找到日记！你们是不是耍我？再给我三天时间，找不到就退钱……”许峰推开门时，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他正将半块残片塞进保险柜，动作慌张。“1949年的交易，该结账了。”许峰亮出完整的木雕，两块残片拼在一起，严丝合缝，堂弟的脸色瞬间惨白，手一抖，钥匙掉在了地上，“你祖父用名单换了英资的庇护，许振邦的父亲则用沉默换了地产项目，对吗？日记里写得很清楚，连汇款日期都有。”
保险柜里除了残片，还有本 ledger（分类账），皮质封面，烫金的字已经磨掉，里面是英文记录，夹杂着中文批注，记录着1949年的资金流向：许氏旁支给亨利家族的汇款，一笔笔都记着，数额巨大，恰好与红船起火后许家在沪上并购地产的款项吻合，时间点也对得上。“这些年许振邦一直在找日记，想销毁他父亲参与的证据，怕影响他在许氏的地位。”堂弟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声音发颤，“他说只要拿到名单，就能要挟那些进步人士的后代，让他们帮着他夺回许氏的控制权。”
司徒倩的传呼机突然响起，在安静的店里格外突兀，是陈宇从香江发来的急电，通过国际长途转成文字：“许振邦在监狱里联系外界，买通了看守，说要在你们回程的船上动手，目标是销毁证据，用的是邮轮上的内应。”许峰将账本与日记拍照存档，用的是酒店借来的复印机，每页都印了三份，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忽然注意到古董店的墙上挂着幅油画，画框有些掉漆，画的正是1949年的上海外滩，黄浦江上游轮穿梭，红船的剪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签名，是亨利祖父的名字缩写。
回程的邮轮穿行在大西洋上，船身平稳，海浪拍打着船舷，发出规律的声响。许峰将证据复印件交给国际刑警驻船联络官，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郑重地签了收条，原件则藏在木雕屏风的空心底座里——那是工匠们特意留的暗格，用薄木板封着，外面刻着花纹，看不出来。深夜的甲板上，海风裹挟着寒意，吹得人裹紧了外套，司徒倩望着远处的灯塔，忽明忽暗，忽然唱起《帝女花》的选段，是“香夭”那段，唱腔在浪涛声中格外清亮，带着股悲壮。“爷爷说，当年就是靠这出戏的唱腔传递信号，不同的节奏代表不同的意思，‘落霞’是安全，‘残梅’是危险。”她的指尖划过许峰掌心的疤痕，那是上次救她时被木料划伤的，“就像现在，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接力，不管多远，都要把真相带回去。”
船舱突然响起骚动，走廊里传来尖叫声和奔跑声。几个凶徒撞开房门，门板撞到墙上发出巨响，为首的正是许振邦在英国的联络人，照片上见过，左眉有个疤。许峰将司徒倩推向安全通道，低声说：“去找联络官，带他来。”自己抄起墙角的灭火器迎上去，罐子很重，握在手里很稳。搏斗中，他后腰的旧伤被撞得生疼，是年轻时工地事故留下的，却死死护住藏证据的底座，那是用紫檀木做的，沉甸甸的。凶徒的刀划破他的手臂，血滴在木雕上，暗红色的，与1949年残片上的褐色血迹在时光里重叠，像两段历史在此刻交汇。
警笛声刺破夜空时，邮轮上的保安带着枪冲了进来，凶徒们已被制服，有两个被灭火器砸中了头，晕乎乎地趴在地上。联络官检查底座时，用小刀撬开薄木板，发现屏风组件上的刻痕果然组成了完整的进步人士名单，共十三人，名字旁边还有他们的籍贯和接头暗号。“这些名字在英国档案馆都有记录，当年确因红船事件获救，后来大多去了北方。”他将证据密封存档，盖了火漆印，“足以让许振邦的罪证链闭合了，加上他在狱中的联络记录，数罪并罚，这辈子别想出来了。”
许峰靠在栏杆上喘息，胸口起伏，手臂上的伤口已经用绷带包扎好，是船上医生处理的。司徒倩用手帕按住他流血的手臂，刚才搏斗时绷带松了，渗出点血。月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层碎银，远处的海平面正泛起鱼肚白，天快亮了。“你说，祖辈们看到这一幕，会不会觉得值？”司徒倩轻声问，声音有点哑，刚才吓得喊破了嗓子。许峰望着东方泛起的霞光，红色一点点晕染开，他想起照片上祖父年轻的脸，眼神坚定：“他们当年冒死藏证据，就是为了有一天真相大白，现在做到了，肯定值。”他仿佛看到红船正从历史深处驶来，船头站着的，是年轻的司徒远与许敬鸿，他们手里的木雕在晨光中闪着光，像两颗跳动的心。
邮轮驶入香江水域时，廉政公署的船已在等候，蓝白相间的船身很显眼。陈宇站在甲板上，穿着制服，递上份文件，纸张边缘还带着海水的潮气：“许振邦的同伙全部落网，包括监狱里的看守，1949年的旧案正式立案重审，检察院说这是近年来最完整的证据链。”他指着岸边的红船戏台，那里搭起了脚手架，“沪港两地的工匠正合力复原红船模型，就等你们带回的图纸了，说要按1:1还原，放在博物馆里展出。”
许峰和司徒倩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近的维多利亚港。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铛铛”声浑厚，与邮轮的汽笛交织成曲，像在为这场跨越半世纪的追寻画上句点。许峰摸出合璧的木雕残片，阳光透过云层照在上面，红木的纹理清晰可见，折射出的光斑落在司徒倩脸上，像当年红船船头的灯火，温暖而明亮，照亮了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