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中旬，华盛顿，白宫战情室
气氛凝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刚刚念完美国驻法国大使发来的紧急电报，内容令人难以置信：法国新任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在军事上已完全绝望，正在公开胁迫总理保罗·雷诺领导的政府向德国投降。
“军队…威胁政府…投降？”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震惊、荒谬和极度困惑的表情，他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在我的认知里，历史上发生政变，通常是军队里的主战派推翻主和派，逼着国家继续打下去。怎么到了法国这里，完全反过来了？军队成了最大的投降派？这个世界…真是彻底颠倒了。”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对历史惯性的巨大错愕。
他转向赫尔，问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科德尔，以你的判断，法国政府还能撑多久？”
赫尔国务卿面露难色，摊了摊手：“总统先生，您知道的，我对军事一窍不通。这种专业的战略预测，恐怕得请教马歇尔将军。” 他说着，将目光投向了坐在一旁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将军面色严峻，他立刻站起身，走到巨大的欧洲地图前，拿起教鞭，用冷静、专业的口吻开始分析，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锤子敲在人心上：
“总统先生，国务卿先生。法国战局崩溃的速度，远超我们最悲观的预期。自从德军A集团军群在色当突破后，战局就已经决定了。”
他的教鞭划过地图：“北方，英法比联军主力在敦刻尔克虽侥幸逃生，但已丧失所有重装备，短期内毫无战斗力。南方，魏刚将军仓促组建的‘魏刚防线’不堪一击，德军正从多个方向长驱直入。更重要的是，”他的教鞭指向法国南部边境，“西班牙的佛朗哥虽然名义上中立，但亲法西斯，随时可能对德开放边境或直接参战；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经对法宣战，正在阿尔卑斯山方向施加压力。法国已陷入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
马歇尔放下教鞭，看着罗斯福，给出了冷酷的结论：“基于德军目前的推进速度、法军士气的彻底崩溃以及战略态势的绝对劣势，我的专业判断是：法国政府的有效抵抗，最多只能持续到六月底。七月初，我们将看到巴黎的陷落和法国政府的正式投降。”
“六月底…号称拥有‘世界第一陆军’的法国…”罗斯福喃喃自语，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有嘲讽，有悲哀，更有深深的忧虑。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马歇尔，问出了一个至关重要、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担忧的问题：“乔治，如果…我是说如果，美国被迫卷入欧洲地面战争，我们的陆军，在面对德国这样的对手时，表现会比法国人强吗？我们有可能打赢吗？”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战情室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站得笔直，没有任何回避，他以军人特有的坦诚和责任感，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心情沉重的回答：“总统先生，请允许我直言不讳。如果明天就把我们现有的、未经充分训练和装备的陆军师投送到欧洲战场，与德军正面交锋…结果不会比法国人好多少，甚至可能更糟。我们会在德国人的装甲突击和空地协同战术下迅速溃败。”
他看到罗斯福的脸色阴沉下去，立刻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坚定有力：“但是，总统先生，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胜利的可能！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不仅仅是士兵的勇气和战术，更是国家的工业潜力、人力资源和战略耐力！”
他走到美国地图前，语气充满了信心：“在工业产能上，美国拥有碾压德国的绝对优势！我们的汽车厂可以转产坦克，我们的飞机厂可以源源不断制造战机，我们的船坞下饺子的速度远超德国。我们缺的不是机器，是时间！是时间将这些工业实力转化为战场上的装备，是时间将我们的青年训练成合格的战士。”
他最后总结道：“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需要多长时间准备才能打赢’。我们需要时间来完成全国总动员，需要时间训练出数百万大军，需要时间让我们的‘民主兵工厂’全速运转。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而当前最重要的战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美国争取到这段最宝贵的备战时间！”
罗斯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马歇尔冷静而客观的分析，既指出了严峻的现实，也指明了希望所在。他用力点了点头，下达了明确的指令：“乔治，你的分析非常清晰。我命令你，立即着手制定一个全面的陆军扩编和现代化装备计划！要确保，当美国小伙子们踏上欧洲战场的那一天，他们手中的武器是世界上最精良的，他们的训练是世界上最扎实的！我不要他们像法国人一样溃退，我要他们成为碾碎纳粹战争的利剑！”
“是！总统先生！我保证完成任务！”马歇尔肃然敬立。
这时，赫尔国务卿又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总统先生，法国投降在即。我们需要一个能代表‘继续战斗的法国’的象征，一面旗帜。我们不能让英国控制法国主站派，我们需要一个有足够分量的人在我们手里。”
罗斯福立刻明白了赫尔的意图，他沉吟道：“你看好谁？”
“法国海军总司令，让·弗朗索瓦·达尔朗上将。”赫尔明确地提出人选，“他掌握着法国海军这支强大的、基本未受损失的力量。如果他能站出来反对投降，宣布率领舰队继续与英国并肩作战，其政治和军事意义将远超其他主站派。他对投降政府的那帮人影响力也更大。”
罗斯福的眼睛亮了起来，这确实是一步好棋。但他也深知其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达尔朗…他是个复杂的角色，极度傲慢，有强烈的保皇党倾向，而且对英国充满不信任。说服他，比说服戴高乐要难得多。但值得一试！科德尔，你立刻通过最秘密的渠道，设法接触达尔朗。向他阐明利害：如果法国海军落入德国之手，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局势将彻底改变；如果他选择站在我们一边，自由世界将永远铭记他的功绩，美国将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是，总统先生。”赫尔领命。
会议结束。罗斯福独自留在战情室，望着窗外。他知道，法国的陷落已不可避免，美国的参战也越来越近。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暴风雨彻底来临前，加固好自己的船，找到更多的同行者，并为那个必将到来的决战之日，准备好一支足以扭转乾坤的力量。马歇尔的答卷，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命运。
1940年6月16日，法国波尔多，临时政府所在地
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保罗·雷诺领导的法国政府在内外交困下已宣告垮台，年逾八旬的菲利普·贝当元帅，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的英雄，受命组阁。消息传出，主和派弹冠相庆，而主战派如坠冰窟。
在临时政府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夏尔·戴高乐准将，这位身材高大、神情倔强的年轻将领，站在他昔日的恩师、如今的新政府首脑贝当元帅面前，两人之间隔着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空气中弥漫着失望、愤怒和决绝。
“老师！”戴高乐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您真的决定要走上这条路吗？向希特勒乞和？法国还没有输！我们还有广袤的北非殖民地！我们可以将政府迁往阿尔及尔，依靠海军和海外领土，继续战斗！就算本土暂时沦陷，我们也可以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开展游击战，让德国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投降？这是耻辱！是将法兰西的灵魂拱手让给纳粹！”
贝当元帅坐在椅子上，显得异常苍老和疲惫，但眼神中却有一种冰冷的、近乎绝望的坚定。他抬起手，制止了学生的慷慨陈词，声音沙哑而低沉：
“夏尔，我的孩子，你太年轻，太理想主义了。” 他指了指窗外，“你看看这个国家！看看我们的人民！经历了上一次大战的屠杀，还有谁愿意打仗？‘白羽毛’的羞辱（注：一战时英国妇女向未参战男子赠送白羽毛以示懦夫）让整整一代法国男人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和厌恶！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了，魏刚的报告说，很多部队一触即溃，甚至成建制地投降！再打下去？我们连谈判桌上最后一点筹码都会输光！到时候，德国人会像对待波兰一样对待法国，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现在上台，不是为了一己的荣耀，是为了在废墟中尽可能地为法国保住一点元气，争取一个‘体面’的结局，避免更可怕的毁灭！这是现实政治，不是骑士小说！”
“现实政治？体面的结局？”戴高乐嗤之以鼻，脸上充满了悲愤和鄙夷，“和希特勒讲体面？老师，您这是自欺欺人！您所谓的‘体面’，就是让三色旗在卐字旗下降下，就是让德国秘密警察在巴黎街头横行，就是让法国的工厂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这不是拯救法国，这是在签署法兰西的死亡证书！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贝当元帅的耐心终于被耗尽，尤其是戴高乐最后那句“历史的罪人”，深深刺痛了他。他猛地一拍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脸上因极致的愤怒而涨红，用尽全身力气厉声斥责道：
“放肆！夏尔·戴高乐！你懂什么？！你以为靠着一腔热血和几句口号就能拯救法国吗？你把战争当成什么了？一场浪漫的冒险吗？！你去北非？你去英国？你那是要把法国拖入一场毫无胜算、永无止境的战争深渊！你会让整个法兰西民族为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殉葬！英国？他们自身难保！美国？他们远在天边！你所谓的‘自由法国’，只会是一个流亡的、可怜的象征，最终会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下！你才是要把法国推向万劫不复的罪人！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收起你那些危险而不切实际的想法，留在政府内，履行你的职责！”
面对恩师这番近乎诅咒的怒吼，戴高乐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他深深地看了贝当一眼，那眼神中不再有愤怒，只剩下一种彻底的、令人心寒的疏离和决绝。他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
“老师…”戴高乐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带着钢铁般的坚定，“您选择了您认为正确的路。而我，将选择我认为荣誉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无法眼睁睁看着法兰西的旗帜蒙羞。我走了。”
他整理了一下军装，挺直身躯，向贝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但这一次，不是下属对上级的礼节，而是诀别。
“你要去哪里？！”贝当厉声质问，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伦敦。”戴高乐清晰地吐出两个字，“然后，去阿尔及尔。只要一息尚存，只要世界上还有一寸土地飘扬着自由的法兰西旗帜，战斗就绝不会停止。再见，元帅先生。”
说完，戴高乐毫不犹豫地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办公室，没有回头。
“夏尔！你给我站住！戴高乐！”贝当在他身后咆哮着，但回应他的，只有戴高乐坚定而渐行渐远的脚步声，以及沉重的大门关闭的巨响。
办公室里，只剩下贝当元帅一人，颓然坐回椅子上，仿佛瞬间又苍老了十岁。他知道，他最欣赏的学生，已经与他、与即将诞生的维希法国政权，彻底决裂了。一场分裂法国的内战，已在无形中拉开序幕。
几天后，戴高乐飞抵伦敦，在bbc广播电台发表了着名的《6月18日呼吁》，举起了“自由法国”的战旗。而贝当，则领导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
这对师生的决裂，不仅是个人关系的悲剧，更是法兰西民族在危亡关头两种命运的选择。贝当选择了“保全”肉体而牺牲灵魂的妥协，戴高乐则选择了为灵魂的自由而进行看似绝望的抗争。历史，将在战火中检验谁的选择，才能真正代表法兰西的荣耀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