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六月刚过，江南省已是一派酷暑景象。然而，比天气更燥热的是省委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气氛。
“……截至五月底，全省出口订单同比下滑百分之十八点三，其中对美出口下降百分之三十四点七。”统计局长汇报的数据像一块块冰，砸在燥热的会议室里，“纺织、服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最重，已有四十七家企业停产，涉及用工约三万两千人。”
投影仪切换画面，显示出沿海工业园的卫星图。秦墨注意到，图中标注“停工”的红色区域正在扩散。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发改委主任面色凝重，“更麻烦的是，不少外资企业开始转移产能，往越南、柬埔寨那边走。”
沈一鸣书记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就业怎么样？社会稳定压力大不大？”
“暂时还能稳住。”人社厅长回答，“但预警线企业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家，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到年底，预计受影响职工将超过十万人。”
会议室陷入沉默。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更衬得室内压抑。
秦墨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里面是“长风科技”陈长风昨天送来的紧急报告——美国一家重要客户突然取消了一笔两千万美元的订单，公司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三个月。
“秦书记，”王哲市长低声说，“陈长风那边，是不是让开发区先协调一笔过桥贷款？”
“救急不救穷。”秦墨摇头，“一家‘长风’要救，十家、一百家‘长风’怎么办？我们要想的，是系统性解决方案。”
他转向众人：“我建议，立即启动‘外贸企业护航行动’。第一，由商务厅牵头，组织企业开拓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二，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联合出台临时性帮扶措施，加快出口退税，简化结汇流程。第三，”他顿了顿，“最重要的一条，推动出口转内销，把我们的外贸优势转化为内需动力。”
“内需？”财政厅长皱眉，“秦书记，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所以要创造消费能力。”秦墨调出一组数据，“我让政研室做了测算。如果全省一万家外贸企业，每家平均转型百分之三十产能做内销，就能创造至少五十万个就业岗位。有了工作，就有了消费。”
会场上响起议论声。沈一鸣书记敲了敲桌子：“秦墨同志的思路有道理。但不能一蹴而就。外贸转内销，涉及标准调整、渠道重建、品牌重塑，需要时间。而工人等不起，企业等不起。”
“所以我们得双管齐下。”秦墨早有准备，“短期，由财政设立十亿元‘稳岗周转金’，为困难企业提供工资贷款贴息，保住就业基本盘。中长期，启动‘品牌江南’计划，省里统一策划，帮助外贸企业打造内销品牌，对接国内商超和电商平台。”
方案初步成型。但秦墨知道，真正的考验在落实。
几乎在省委开会的同时，千里之外的香港中环，一栋摩天大楼的顶层会议室里，另一场会议也在进行。
“江南省的出口数据，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难看。”说话的是个五十岁左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他叫郑国权，香港某投行中国区总裁。屏幕上显示的，正是江南省外贸下滑的详细分析。
“郑总，时机成熟了。”坐在他对面的年轻分析师推了推金丝眼镜，“我们做空江州钢铁、明州纺织这几家上市公司的方案，已经反复测算过。只要再有一波利空消息……”
“利空会有的。”郑国权微微一笑，望向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阮文雄虽然进去了，但他留下的‘资源’，我们不是接收得很好吗？”
年轻分析师会意地点头。阮文雄在江南省经营多年，倒台后留下不少“关系”。郑国权通过特殊渠道，早已搭上了几条线。
“那个刘副行长，胃口不小，但办事还算牢靠。”郑国权啜了一口红酒，“告诉他，第一批‘资料’可以放出去了。记住，要‘自然’地传到媒体手里。”
“明白。关于做空资金……”
“已经通过离岸账户准备好了。五个亿，第一波。”郑国权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秦墨想救市？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市场的力量。”
三天后，一则“江州钢铁混改涉嫌国资流失”的匿名爆料出现在某财经论坛，迅速发酵。尽管江钢连夜发布澄清公告，但第二天一开盘，股价仍暴跌百分之七。
“这是有预谋的做空。”省证监局局长在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交易数据显示，有境外资金在集中抛售。更蹊跷的是，爆料中提到的几个数据，非常内部，一般人根本拿不到。”
秦墨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K线图，脑海中闪过郑国权的资料——香港金融大鳄，以做空中概股闻名，与多家国际对冲基金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资料显示，此人早年与阮文雄有过生意往来。
“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江钢。”秦墨突然说，“江钢是省内国企混改的标志性企业。打垮江钢，就能打击全省国企改革的信心，进而影响整个资本市场对江南省企业的判断。”
他转向王哲：“王市长，你立刻协调国资委、江钢，准备更详细的澄清材料，必要时可以请第三方审计机构介入。要快，要透明。”
又对证监局长说：“严密监控相关账户，保存好所有异常交易证据。同时，以省政府名义发布声明，坚定支持国企改革，对造谣传谣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安排完这些，秦墨独自在办公室待到深夜。他知道，金融战不同于真刀真枪，它杀人不见血。对方在暗处，手握资本利器，而自己每走一步，都暴露在聚光灯下。
凌晨一点，手机震动。是陈长风发来的长信息：“秦书记，抱歉这么晚打扰。我们拿到了国内一家通信巨头的测试订单，虽然只有五百万，但意义重大！另外，团队决定，高管集体降薪百分之三十，与公司共渡难关。只要保住核心团队，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秦墨反复读着这条信息，眼眶有些发热。这就是江南省企业的韧性。他回复：“收到。坚持住，省里正在制定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专项扶持政策，等我消息。”
刚要放下手机，又一个电话进来。是赵东升，声音压得很低：“秦书记，有线索了。爆料材料的源头，可能指向省工行的一位副行长。我们正在秘密调查。”
“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打草惊蛇。”秦墨叮嘱，“要抓，就人赃并获。”
挂断电话，秦墨走到窗前。城市的夜景依旧璀璨，但他知道，这片璀璨之下，暗流正在加速涌动。做空资本、内鬼、转型阵痛、就业压力……多重压力叠加，这个夏天，注定难熬。
然而，当他目光扫过桌上那份“品牌江南”计划书时，心中又生出一种坚定的力量。危机危机，危中有机。也许，这场寒流正是倒逼江南省转型升级的契机。
他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方案提纲：《关于设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应急基金的建议》。窗外，天际已泛出鱼肚白。新的一天，新的战斗，即将开始。
而在香港，郑国权看着江南省政府的强硬声明和江钢股价的短暂回升，不但不恼，反而笑了。
“这才有意思。”他对助手说，“告诉刘副行长，第二阶段可以开始了。另外，联系我们在北京的人，该给咱们的秦副书记，再加点‘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