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的北京，许愿裹紧了身上的棉袄，站在略显空旷的北京站月台上，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短暂的白雾。他身边，林小曼穿着一件崭新的、挺括的深灰色呢子大衣，围着条大红色的羊毛围巾，衬得她脸颊愈发白皙。脚边放着一只半旧的棕色人造革旅行箱，上面贴着几张崭新的行李标签，目的地清晰地印着：上海。
“这次去多久？”许愿的声音被站台嘈杂的人声和远处机车的汽笛声冲淡了些许。
“团里说，上海演完，可能还要去一趟广州。”林小曼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眼神里有忙碌带来的疲惫，也有面对新舞台的兴奋，“广州那边有个重要的文化交流节，点名要我们团带新排的《丝路花雨》选段去。顺利的话…也得小半个月。”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地图上遥远的距离，在这个通讯和交通都远不发达的年代，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分离。
几天前，她从北京歌舞团调入中国东方歌舞团，事业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新单位规格更高，承担的文化交流任务更重，舞台更大，随之而来的，就是频繁的排练、审查和天南地北的演出。
“照顾好自己。”许愿把手里拎着的一个网兜递给她，里面装着几个洗好的苹果和两包桃酥，“车上吃。到了记得写信，或者…找地方打个电话回来。”他知道长途电话在这个年代有多麻烦，需要转接，需要等待，常常是说了没几句就匆匆挂断。
“嗯，我知道。”林小曼接过网兜，指尖碰到许愿冰凉的手背，微微一顿。她抬眼看着他，欲言又止。新婚燕尔的甜蜜尚未完全沉淀，生活的节奏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忙碌切割得支离破碎。
“呜——！”刺耳的汽笛声再次拉响，绿色的长龙缓缓驶入站台，车厢门哐当哐当地打开，人流开始涌动。
“车来了！”林小曼提起箱子，语速加快，“你在家也记得按时吃饭，别一写起来就忘了时辰。晚上炉子封好，别着凉……”她像所有即将远行的妻子一样，絮絮叨叨地叮嘱着。
“放心吧。”许愿接过她的箱子，帮她挤上拥挤的车厢。硬座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弥漫着烟味、汗味和方便食品混合的复杂气味。许愿艰难地帮她把箱子塞到座位底下，又嘱咐邻座看起来面善的大姐帮忙照看一下。
“快下去吧，车要开了！”林小曼站在座位旁，隔着车窗玻璃对他喊。
许愿跳下月台。隔着厚厚的、布满灰尘和划痕的车窗玻璃，他看到林小曼的脸，她努力地笑着，对他挥着手。他也抬起手挥了挥。汽笛长鸣，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巨大的“哐当”声，列车开始缓缓移动，越来越快。林小曼的脸庞在车窗后迅速变小、模糊，最终消失在长长的绿色车厢尽头，只留下空荡荡的铁轨和站台上弥漫的煤烟气味。
许愿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直到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开始清场，才转身随着稀疏的人流走出车站。深秋的寒风扑面而来，带着一种空旷的凉意。他紧了紧棉袄的领口，独自一人坐上回南锣鼓巷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人不多，晃晃悠悠，车窗外的街景灰扑扑的，行人裹着厚厚的冬装，行色匆匆。
推开四合院的朱漆大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书籍和木头清冷的味道扑面而来，却比往日更显空旷和寂静。院子里，那辆天蓝色的永久26型女士自行车孤零零地支在海棠树下，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他脱下棉袄挂好，坐到书案前。拿起钢笔，吸饱墨水，目光落在稿纸上未写完的段落：
朱重八同志，哦不，现在该叫朱元璋了，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龙椅。可这龙椅，真不是那么好坐的。北边有虎视眈眈的蒙古人（现在叫北元了），南边有还没完全搞定的陈友谅余部，朝堂上呢，淮西的老兄弟们和浙东的读书人正互相瞅着不顺眼，天天吵吵嚷嚷……
笔尖悬在纸页上方，却迟迟落不下去。窗外风声呜咽，吹得窗棂微微作响。屋子里太安静了，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以往这个时候，林小曼多半在家。她会在西厢房练功，压腿时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微的抽气；或者听收音机，调到音乐台，跟着哼唱几句；再不济，就是在厨房里鼓捣点吃的，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这些细微的声响，构成了许愿写作时最安心的背景音。
而现在，只有一片寂静。这寂静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下来，让人有些喘不过气。他试图集中精神，想象朱元璋坐在奉天殿上焦头烂额的模样，可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南方。小曼现在到哪了？火车过了天津？车上那么挤，她坐得舒服吗？带的干粮够不够？上海那边天气如何？听说南方湿冷，她带的衣服够不够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许愿的生活被严格地切割成几个部分：写作，吃饭，睡觉，等待。
写作成了他抵御孤独和思念最有力的武器。他强迫自己沉浸到明朝的历史烟云中，在故纸堆里挖掘那些尘封的细节，用幽默的笔触化解历史的沉重。他写朱元璋的猜忌与勤勉，写朱棣的雄才大略与冷酷，写于谦的力挽狂澜，写海瑞的耿直迂阔……笔下的世界越热闹，现实的屋子就显得越冷清。他常常写到深夜，直到炉火将熄，手脚冰凉，才惊觉时间的流逝。书案上的稿纸越堆越厚，《明朝那些事儿》的章节一篇篇成型。
等待则贯穿了每一天。等待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那是林小曼的信。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用娟秀的字迹描述着旅途的见闻：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如何在夜色中璀璨生辉；广州街头巷尾飘荡着听不懂却充满活力的粤语演出后台的紧张忙碌，观众席热烈的掌声；南方湿润微咸的海风；同屋姐妹分享的、味道奇怪的榴莲糖……每一封信都像一扇窗，为许愿打开了一个遥远而鲜活的世界，也带来了些许慰藉。
偶尔，也会等到一个来自远方的长途电话。电话总是打到胡同口的公用传呼电话站，由看电话的大爷用大喇叭喊：“许愿！电话！长途！广州来的！”每当这时，许愿会放下一切，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线路嘈杂，声音断断续续，常常是刚说上几句“我很好”、“你怎么样”、“注意身体”，那边就传来“时间到了”或者“线路忙”的提示，只能匆匆挂断。放下听筒，听着里面嘟嘟的忙音，那份刚刚被点燃的温暖瞬间又被更大的空虚取代。一个月里，这样的电话也难得有两三次。
林小曼的行程像被拉紧的弹簧。从上海回来，风尘仆仆，箱子还没完全打开，团里新的任务又下来了——去武汉参加一个重要庆典演出，紧接着可能还要去成都。在家停留的时间，短则两三天，长则四五天，总是来去匆匆。她努力地想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弥补些什么，抢着做饭（虽然手艺一般），收拾屋子，陪着许愿在灯下看书，或者只是靠在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但那份忙碌带来的疲惫，和对下一次出发的准备，总在不经意间流露。有时说着话，她会突然走神，想起排练的某个细节；有时半夜醒来，发现她还在灯下整理演出服或乐谱。
许愿理解她的追求，也支持她的舞台。他只是觉得，这个精心构筑、曾充满烟火气和欢笑声的四合院，这个他们新婚的家，如今更像是一个临时的驿站，一个在旅途间隙短暂停靠的港湾。那份新婚的甜蜜和朝夕相处的温暖，被频繁的离别压缩得薄如蝉翼。
又是一个深夜。窗外寒风呼啸。许愿坐在书案前，刚写完一段关于嘉靖皇帝沉迷炼丹的趣事。他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桌上，台灯昏黄的光晕照亮了稿纸，也照亮了旁边林小曼从广州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的最后，她用略带歉意的笔迹写着：
团里通知，武汉演出后可能直接转道重庆，有个重要的慰问演出任务。归期未定。勿念，一切安好。想你。小曼。
屋子里，只有唱片机还在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播放着悠扬却略带忧伤的旋律。许愿望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又看了看墙角那个依旧沉默的牡丹电视机箱子——当初置办它，是想着两人能依偎在一起看看新闻或电影。如今，它依然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