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言：“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此箴言如一道智慧之光，照出了谋划者与执行者各自应有的姿态：局外人当以清醒洞察利害，而局内人则须以忘我之心执行使命。
所谓议事者，就如同站在云端俯瞰大地一般，需要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用清澈透明的眼睛去洞察整个局势。只有当自己与事情本身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山外”的位置时，才能够穿透重重迷雾，将成功与失败、利益与危害等所有因素都尽收眼底。
回首往昔，晁错便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议事者。他深受汉景帝的信任，官拜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晁错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极力主张削减藩王的势力。
当时的他，高高地站在朝堂之上，宛如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岳。他俯瞰着整个帝国的版图，心中忧虑着诸侯势力日益坐大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眼中，那些藩王们犹如一群饿狼，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央政权这块肥肉。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晁错深知，削减藩王的势力是维护中央权威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关乎汉景帝的统治地位。他的这一见识不可谓不深远，然而，这一决策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然而，晁错的目光却未能再深入一层，他没有充分考虑到突然削减藩王势力可能引发的巨大波澜和动荡。最终，这一举措激起了“七国之乱”，而晁错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最终在东市被处死，令人惋惜。
晁错作为一名谋士，他有责任“洞悉利害”，但似乎并没有将这一责任履行得足够周全。最终，他的谋划虽然有一定的利益，但却引发了更大的倾覆之祸。
当一个人承担起责任时，其关键之处在于能够在深陷事情之中时做到“忘我”——忘却个人的利益得失，仅仅将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当下所肩负的责任上。
就像诸葛亮，他六次出兵祁山，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在《出师表》中，他这样描述自己：“臣接受使命的那一天起，就睡不安稳，吃饭也觉得没有味道。”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他又怎能瞻前顾后，去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呢？正如历史学家所感叹的那样：“成功失败、顺利艰难，都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他只能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用生命去践行那份托付。
再看看林肯，在为签署《解放黑奴宣言》而深思熟虑、艰难抉择之后，一旦下定决心，他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重塑国家灵魂的激烈搏斗中——他必须忘却个人的荣辱和政治上的得失，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实践那“民有、民治、民享”的庄严承诺。
无论是“悉利害”的澄澈，还是“忘利害”的勇毅，皆为人类智慧中不可或缺的双翼。恰如我们今日在抗疫前线所见，决策者须反复权衡政策之利与民生之艰；而一旦号令发出，医护者则化身为白衣战士，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血肉之躯筑起护佑生命的防线。
由此观之，人类前行画卷上，正是由那些在事外以澄澈目光审慎勾勒轮廓的议事者，与在事内以忘我之姿奋力挥洒丹青的任事者共同绘制而成——二者皆怀赤子之心，惟以不同姿态与灵魂力量，共同推动历史车轮碾过艰难险阻，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