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末的广西，群山笼罩在湿冷的雾气之中。王阳明拖着沉重的病体，终于抵达了这片叛乱频仍的土地。与以往南赣剿匪不同，思恩、田州的动荡，根源并非单纯的寇盗劫掠。前任官员姚镆等措置失当，一味以武力征剿，激化了与当地土司及少数民族的矛盾，导致卢苏、王受等人聚众反抗，局势错综复杂，民怨沸腾。
甫一抵达，王阳明并未像寻常将领那样立即调兵遣将，展示朝廷威严。他首先做的，是深入“格”眼前之“物”——细致考察叛乱的根源。他派遣弟子、僚属多方探访，亲自审阅卷宗，很快便洞察到问题的核心：这并非不可化解的蛮夷之乱，而是“官逼民反”的悲剧。若再行大规模军事镇压，只会加深仇恨，埋下更大祸根，与他一贯秉持的“破心中贼”理念背道而驰。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随行武将和广西官员瞠目结舌的决定：罢兵行抚。他顶住各方压力，毅然将在广西境内集结的数万从湖广等地调来的“客兵”大部遣散。这一举动，既是减轻地方供应负担，更是向卢苏、王受等人释放最大的诚意。随后，他发出措辞恳切的告谕，如同一位仁厚的长者，条分缕析，陈说利害，明确指出造反是死路，承诺只要他们诚心归顺，便可既往不咎，保全性命，并给予妥善安置。
这道告谕，如同春风化雨，迅速消融了积聚已久的坚冰。卢苏、王受等人，早已听闻王阳明在南赣的威德，知其言出必践，绝非姚镆等辈可比。他们被其诚意感召，率领部众，自缚至王阳明军门请降。面对这些曾经的反抗者，王阳明神色肃穆，严厉斥责其叛乱之罪，以明国法；随即，又亲自为其解开绑缚，宣布赦免，予以自新之路。一场可能血流成河的叛乱，竟被他以一纸文告、一番诚意，兵不血刃地平息。这正是其心学智慧在治理复杂民族事务上的完美体现——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以仁心化解仇怨。
然而，广西的积弊非止一端。思恩、田州之乱甫定，王阳明了解到，在浔州附近的断藤峡、八寨等地，尚盘踞着一伙与卢苏等性质迥异的、真正为害地方多年的瑶族盗匪。他们凭借天险，劫掠商旅，荼毒百姓，是地方一大顽疾。为彻底安定广西，王阳明审时度势，巧妙调度归附的卢苏、王受部众作为先锋，配合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断藤峡、八寨发动奇袭。此战并非针对民族矛盾，而是肃清匪患，为民除害。官军势如破竹，一举扫平了这些为祸数十年的巢穴，为当地百姓清除了心腹大患。
军事行动结束后，王阳明立即将重心转向根本性的善后建设。他深知，平乱易，安民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秉持其一贯的治理理念，推行了一系列深谋远虑的措施：
推行教化，启迪民智：他大力兴办学校（社学），修缮书院，引入中原文化，聘请教师，教化当地子弟，试图从思想上根除蒙昧与动荡的种子。
改革土司，加强治理：他针对土司制度的弊病，奏请朝廷，革除部分桀骜不驯的土司，设立流官（由朝廷派遣的、有任期的官员）进行管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陲地区的控制力。
发展经济，安抚流民：他劝导百姓恢复农业生产，疏通商路，安抚因战乱流离的民众，给予牛具、种子，助其重建家园，从根本上稳定社会。
这一切，无不是其“致良知”之学在外王事功上的延伸。他将内心的仁爱、智慧与勇气，通过具体的政令与行动，转化为泽被苍生的现实，力求从根源上“破心中贼”，实现长治久安。
然而，连年的戎马倥偬，南方的湿热瘴疠，尤其是长期呕心沥血的操劳，早已严重摧残了王阳明的健康。他的肺痨（根据其症状记载推测）日益沉重，咳嗽愈发剧烈，常常夜不能寐。嘉靖七年（1528）十月，在完成《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仅咳嗽不止，更出现全身浮肿，饮食难进，日夜被病痛折磨，气息奄奄。
他预感到生命已走到尽头，强撑病体，向朝廷上疏，恳切请求“仰仗国威，地方稍靖，乞恩暂容归田就医养病”，并推荐郧阳巡抚林富接替自己的职位。此刻，他心中所念，已非功名利禄，而是叶落归根。未等朝廷批复，归心似箭的他，自知时日无多，便毅然踏上了北归的旅程。
归途，对于病入膏肓的王阳明而言，是一场缓慢而痛苦的煎熬。舟车劳顿，每一次颠簸都加剧着他的痛苦。学生们轮流在舟中侍奉汤药，看着他日益消瘦，气息微弱，无不心如刀绞。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529年1月9日）夜，客舟行至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今大余县青龙镇）水域，泊于章江之畔。王阳明的生命之火，已如风中残烛。
弟子、时任南安推官的周积，含泪蹑足入舱探视，见老师弥留之际，不禁泣不成声，伏身问道：“先生，可有遗言？”
王阳明徐徐睁开双眼，目光已然浑浊，却仿佛穿透了舱篷，望向了无垠的星空。他脸色平静，如同止水，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清晰而缓慢地说道：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言毕，他缓缓阖上双眼，溘然长逝，享年五十有七。
这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如同洪钟大吕，响彻千古。这是他毕生求索与实践的最终结晶，是其心学精神的极致升华。他的“心”，历经格竹之惑、诏狱之辱、龙场之困、平叛之险、谗诋之伤，在无数次的“事上磨练”中，早已淬去渣滓，变得澄澈通透，通体光明。他俯仰无愧于天地，行止契合于良知，因此，面对死亡，他坦然、从容、安宁，无需任何多余的解释与挂碍。这束发自内心的光明，照亮了他生命的终点，也必将照亮后世无数迷惘的心灵。
他的灵柩在归乡途中，沿途百姓、官员、士子、军士，闻讯无不悲恸。人们自发聚集，遮道哭送，焚香拜祭，哭声震野，千里不绝。这民间的哀荣，是对他一生功业与人格最真诚、最崇高的礼赞。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的刻薄与冷漠。内阁辅臣桂萼等人，出于学术偏见与政治算计，对王阳明极力诋毁，攻击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号召门徒，互相倡和”，建议“禁邪说以正人心”。刚愎的明世宗下诏，不仅停止了本应给予的世袭爵位恤典，更定其心学为 “伪学” ，严加禁止。
但思想的生命力，绝非一纸诏书所能扼杀。真理的光芒，越是压制，越是璀璨。王阳明死后，其学说反而冲破了官方的禁锢，以燎原之势传播开来。他的弟子们，如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将阳明心学推向市井田野，倡导“百姓日用即道”，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明清之际反思君主专制的李贽、黄宗羲，到近代寻求救国之路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乃至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如吉田松阴等），无不从阳明心学中汲取了“独立思考”、“自尊无畏”和“知行合一”的巨大精神力量。
王阳明的一生，是矢志不渝追寻“学为圣贤”理想的一生，是彻彻底底践行“知行合一”的一生，是建立了平定宁王、抚定南赣、肃清广西等赫赫事功的一生。他真正实现了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立德（创立心学）、立功（靖难安邦）、立言（《传习录》等着述），被后世尊为罕见的 “真三不朽” 。他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事功和伟大的人格，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他的心学，打破了“圣贤”的神秘与遥不可及，将成圣的权柄交还给每一个普通人。它向世人宣告：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盲从外在的权威与教条，而在于向内体认并践行那本自光明、知善知恶的“良知”，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将其扩充、实现出来。
“此心光明”，这临终的八字遗言，不仅是王阳明个人生命的圆满结局，更是一种至高人生境界的昭示。它如同一座永恒的灯塔，穿越时空，持续为所有在黑暗中摸索、在困顿中挣扎、渴望实现生命价值与内心自由的灵魂，指引着方向，提供着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那在龙场石椁中点燃的星火，历经世事沧桑，终成普照人间的万丈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