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波澜壮阔的政治画卷中，长孙无忌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他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布衣之交、妻舅，又是玄武门之变的核心策划者、贞观之治的重要擘画者，更以唐高宗李治 “元舅” 之尊担任辅政大臣，一手奠定初唐的制度根基与政治格局。这位出身关陇贵族的政治家，以谋略、忠诚与远见，在唐初的权力漩涡中站稳脚跟，却最终因皇权斗争的残酷，落得流放自缢的悲剧结局。他的一生，是初唐政治变迁的缩影 —— 既见证了王朝的崛起与鼎盛，也亲历了权力博弈的冰冷与无常。
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以来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祖先是鲜卑拓跋氏后裔，父亲长孙晟是隋朝上柱国、右骁卫将军，以谋略着称，曾多次出使突厥，瓦解突厥部落联盟。不过，长孙无忌年少时命运多舛，父亲在他十岁时病逝，他与妹妹长孙氏（后来的长孙皇后）便由舅父高士廉抚养。高士廉时任隋廷治礼郎，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对长孙无忌兄妹悉心教导，不仅传授经史子集，更注重培养他们的政治远见与处世智慧。在舅父的宅邸中，长孙无忌常与来访的名士探讨时政，少年时便展现出过人的思辨能力 —— 一次，有人感叹 “隋室虽强，却徭役繁重，恐难长久”，年仅十五岁的长孙无忌便接话：“治国在德不在力，若君不恤民，虽有百万之师，亦会土崩瓦解。” 这番话让高士廉暗自惊叹，认定他 “日后必成国之栋梁”。
正是在高士廉的宅邸，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彼时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在河东居住，常因拜访高士廉与长孙无忌相遇。两人年龄相仿，皆胸怀大志，一见面便有说不完的话 —— 从兵法谋略到天下大势，从经史典故到民间疾苦，往往一聊便是通宵。长孙无忌欣赏李世民的英武与仁厚，李世民敬佩长孙无忌的沉稳与智计，很快便成了 “寝则同榻，行则同车” 的挚友。高士廉见两人意气相投，又深知李世民的才略，便主动提出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这桩婚事不仅让两人的私交添了亲缘羁绊，更让关陇贵族集团与李氏家族的利益紧密相连，为后来的政治合作埋下伏笔。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长孙无忌立即前往投奔，成为李世民麾下最早的谋士之一。此后，他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参与攻克长安、击败薛举、平定王世充与窦建德等关键战役，虽未亲自领兵上阵，却始终在幕后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比如在征讨王世充时，唐军久攻洛阳不下，将士疲惫，李渊欲下令撤军，长孙无忌却劝李世民：“王世充已成困兽，若此时撤兵，他必联合窦建德反扑；不如坚守待变，再派轻骑截断窦建德援军之路，可一战而定。” 李世民采纳其计，最终在虎牢关大破窦建德，逼降王世充，一举平定中原。经此一役，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愈发信任，凡军国大事，必先与其商议。
真正让长孙无忌登上初唐政治核心的，是玄武门之变。唐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因忌惮李世民的功绩与威望，多次设计陷害 —— 先是剥夺李世民的兵权，将其麾下猛将调往外地；后又在酒中下毒，险些害死李世民。李世民虽有反击之心，却因 “兄弟之情” 犹豫不决。此时，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一同进言，力劝李世民下定决心：“殿下若再迟疑，不仅自身难保，麾下将士亦会遭难，大唐基业恐生变数！” 为了坚定李世民的决心，长孙无忌还暗中联络秦叔宝、尉迟恭等武将，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由他与房玄龄负责调集兵力，杜如晦制定行动路线，尉迟恭、程咬金等埋伏在玄武门内，伺机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政变当天（六月初四），长孙无忌亲自随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全程参与指挥。当李建成、李元吉察觉异常，欲策马逃离时，长孙无忌立即下令伏兵出击，尉迟恭一箭射死李元吉，李世民则在混乱中杀死李建成。随后，长孙无忌又迅速控制东宫与齐王府的兵力，防止局势失控，并亲自前往李渊所在的海池划船处，奏报事变经过，劝说李渊 “立李世民为太子，以安天下”。玄武门之变的成功，离不开长孙无忌的谋略与决断 —— 他既是策划者，又是执行者，更在事后稳定局势、推动权力交接，堪称 “定策第一功”。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将长孙无忌封为吏部尚书、齐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还特赐其 “可出入卧内，参与机密” 的特权，足见信任之深。
贞观年间，长孙无忌以宰相之职，成为李世民治理天下的重要助手。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制度建设上 —— 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李世民命长孙无忌主持修订《唐律》。彼时的《唐律》承袭隋《开皇律》，仍有诸多繁琐严苛之处，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戴胄等大臣一道，删繁就简、去重从轻，将原有律法中的死刑条款由二百余条减至五十三条，还新增了 “议亲”“议故” 等 “八议” 制度，强调 “法不外乎人情”。更重要的是，长孙无忌主持编撰《唐律疏议》，对《唐律》的每条条文进行详细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避免官员曲解律法、滥用职权。这部《唐律疏议》不仅成为唐代的根本法典，更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甚至远传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成为东亚封建法律体系的范本。
在朝政决策上，长孙无忌始终秉持 “忠直敢言” 的态度，既不迎合皇帝的私欲，也不偏袒权贵。贞观中期，李世民欲封自己的女婿柴绍为郡王，长孙无忌却直言反对：“郡王之爵应封给有功之臣，柴绍虽为皇亲，却无赫赫战功，若贸然封王，恐令功臣寒心。” 李世民虽有不悦，却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又一次，有人告发功臣尉迟恭 “谋反”，李世民欲下旨调查，长孙无忌却劝道：“尉迟恭随陛下征战多年，忠心耿耿，此必是小人诬告，陛下若轻信，恐失人心。” 随后，他亲自调查，果然查明是诬告，还了尉迟恭清白。这种不徇私情、以大局为重的态度，让长孙无忌在朝臣中威望极高，也让贞观朝的政治风气愈发清明。
作为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还常常利用亲缘关系，劝谏李世民体恤百姓、克制私欲。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悲痛不已，欲为其修建宏伟的昭陵，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长孙无忌得知后，入宫劝谏：“皇后生前素来节俭，曾劝陛下‘薄葬以安民心’，若陛下为修建陵墓劳民伤财，恐违皇后遗愿，亦会加重百姓负担。” 李世民听后，深受触动，下令简化昭陵规制，减少徭役。此外，长孙无忌还多次推荐贤才，如褚遂良便是经他举荐，最终成为贞观后期的重要大臣，后来还与他一同担任辅政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李世民病重，临终前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至床前，托孤于二人：“朕今将太子托付给你们，望你们尽心辅佐，勿负朕望。” 并对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信任长孙无忌，不仅因其是 “元舅”，更因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忠诚与能力 —— 他深知，有长孙无忌在，便能稳定朝局，确保权力平稳过渡。李治登基后，尊长孙无忌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总揽朝政，凡重大决策，必先咨询其意见。长孙无忌也不负重托，辅佐李治延续贞观之治的成果，减免赋税、安抚流民、稳定边疆，史称 “永徽之治”，这一时期的唐朝，国力持续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危机的开端。永徽五年（公元 654 年），唐高宗李治欲废黜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后，这一决定引发了朝堂的剧烈动荡，也将长孙无忌推向了命运的深渊。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理由有三：其一，王皇后出身关陇贵族，无大过而废后，恐动摇贵族集团与皇室的关系；其二，武则天曾为太宗才人，若立为皇后，恐遭天下人非议，有损皇室颜面；其三，废立皇后乃国之大事，若因皇帝私情而轻易变更，恐开 “后宫干政” 之先例。为了劝阻李治，长孙无忌多次在朝堂上据理力争，还联合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大臣集体进谏，甚至在李治私下拜访时，以 “先帝托孤” 为由，拒不松口。
李治虽对长孙无忌敬重有加，却在武则天的劝说下，逐渐生出 “摆脱元舅掣肘” 的想法。武则天则暗中联络对长孙无忌不满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伺机反击。许敬宗素来因才华未被长孙无忌重用而心怀怨恨，便主动投靠武则天，开始罗织罪名，诬陷长孙无忌 “谋反”。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许敬宗上奏李治，称长孙无忌 “与监察御史李巢勾结，欲谋反作乱”，还伪造了 “证据”—— 一份所谓的 “谋反书信”。李治起初不信，却在许敬宗的反复劝说下，加之对长孙无忌长期专权的隐忧，最终下令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剥夺其官爵与封邑。
流放途中，长孙无忌回望长安的方向，心中满是悲凉与不甘。他想起年少时与李世民的相知相惜，想起玄武门之变的生死与共，想起贞观年间的君臣相得，想起先帝托孤时的殷切嘱托 —— 他一生忠于李氏王朝，从未有过半点二心，却最终落得 “谋反” 的罪名，沦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抵达黔州后，长孙无忌被安置在一处破旧的驿站中，身边仅有少数老仆相伴。他时常独自坐在窗前，翻看早年与李世民往来的书信，泪水浸湿了纸页。同年七月，许敬宗派大理寺官员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面对前来逼死自己的官员，长孙无忌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说：“我一生辅佐两朝，无愧先帝，无愧天下，今日之事，乃天命也。” 随后，他接过三尺白绫，在驿站的梁上自缢身亡，享年六十三岁。
长孙无忌死后，其家族也遭牵连 —— 儿子长孙冲、长孙诠等被流放岭南，近亲皆被罢官，曾经显赫一时的长孙家族，瞬间衰落。直到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复位，才为长孙无忌平反，恢复其官爵，将其灵柩迁回长安，陪葬昭陵，与李世民相伴。唐玄宗开元年间，又追赠长孙无忌为司徒，谥号 “文昭”，以表彰其对初唐的功绩。
长孙无忌的一生，是初唐政治的一面镜子。他以关陇贵族的身份，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推动了唐朝制度的完善与社会的稳定，堪称 “初唐政坛的基石”；他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影响深远；他的忠诚与谋略，赢得了两任皇帝的信任，也让他在初唐的权力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他的悲剧也揭示了封建皇权的残酷 —— 即便身为 “元舅”、辅政大臣，一旦与皇权产生冲突，一旦成为新势力崛起的阻碍，便可能被轻易抛弃。
如今，在陕西礼泉的昭陵陪葬墓群中，长孙无忌的墓虽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静静矗立，仿佛在诉说着这位初唐重臣的辉煌与遗憾。历史学家对长孙无忌的评价历来不一：有人赞他 “忠直谋国，功在社稷”，有人批评他 “维护贵族利益，阻碍社会变革”，但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否认他对初唐的深远影响 —— 他是贞观之治的参与者，是唐律制度的奠基者，更是初唐政治变迁的亲历者。他的一生，既有 “定策辅国” 的荣光，也有 “流放自缢” 的悲凉，最终成为初唐历史中一道令人叹息的印记，提醒着后人：在权力的游戏中，即便是最智慧、最忠诚的人，也可能难逃命运的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