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九年，九月。
江南的秋天，本应是蟹肥稻黄、丝谷满仓的丰饶时节。然而，这一年，太湖水网交织的平原上，弥漫的却不仅仅是稻禾的清香，更有一股浓烈的、混杂着硝烟、恐慌与新秩序躁动的复杂气息。
新明控制的苏松嘉湖地区，如同一块被强行嵌入旧明躯体的异质血肉，正经历着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石猛坐镇苏州，以军队为后盾，新明派出的文官与技术团队为核心，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
第一步，便是彻底清算旧有官僚体系。朱明朝廷委任的知府、知县、胥吏，除少数主动投诚且经审查无大恶者留用观察外，其余一律罢黜、羁押，其罪证（贪腐、欺压百姓等）被公之于众。空出的职位，部分由随军文官担任，部分则大胆启用了江南本地一些素有清名、或有一技之长（如精通水利、算术、刑名）而不得志的士子、吏员，甚至包括少数愿意合作的商人代表。这套“掺沙子”的人事安排，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并开始植入新明的治理理念。
第二步，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新明宣布，以“新明银元”和“舟山通宝”（铜币）为法定货币，限期兑换并废止朱明宝钞及劣质铜钱。同时，颁布《江南振兴令》，核心便是之前在上海实行的“十一税”（农业），以及对工商业实行更加优惠的累进税率，并明文废除一切徭役、杂捐。为稳定市场，新明从舟山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平价出售，并组织工匠恢复因战乱和苛政而停顿的丝织、棉纺、陶瓷等工坊。
第三步，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步——土地清查与“限田令”。新明宣布，对所有土地进行重新清丈登记，承认现有耕种者的土地使用权，但规定每人（按丁口）拥有田亩上限，超出部分将由官府赎买（以银元或债券形式），并优先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佃户、流民。此法令一出，立刻在江南士绅阶层中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些占田千顷的大地主们（许多已逃往应天或别处）自然视之为“刮骨吸髓”，但众多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在经历了朱明朝廷的横征暴敛后，反而觉得这“限田令”虽触动利益，但至少明码标价，且保留了基本田产，远比被无休止的“捐输”盘剥至破产要好。更重要的是，无数佃户和贫民看到了获得土地的希望，对新明的支持度急剧上升。
新明的治理，高效、务实，甚至带着几分不讲情面的冷酷，如同一台精密而强大的机器，强行扭转着江南这架陈旧而破损的社会马车。混乱在短期内加剧——逃亡地主的抗议、旧胥吏的暗中破坏、对新货币的疑虑……但更大的趋势是，秩序在快速重建，生产在缓慢恢复，民心在利益驱动和武力保障下，开始艰难地向新明倾斜。
然而，新明的扩张并非没有代价。控制区域的急剧扩大，意味着兵力、行政资源和补给线的极度拉伸。石猛手中的两个陆战旅，分散在数府之地，已显捉襟见肘。海上补给线虽然通畅，但要将物资深入转运至内陆各处，也非易事。
这一弱点，自然被某些尚存理智的大明官员看在眼里。浙直总督，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朝廷一片催促“进剿”的噪声中，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并未贸然集结大军正面攻击新明重兵布防的苏松核心区，而是采取了“结硬寨，打呆仗”的策略，在浙江北部（如杭州、湖州）及南直隶西部（如镇江、常州）层层设防，深沟高垒，同时派出大量小股精锐，冒充溃兵或土匪，不断袭扰新明控制区边缘的粮道、哨所和新设立的官府，意图疲敌、耗敌，延缓新明的消化吸收，并等待朝廷（或者说，等待变数）。
一时间，新明控制区的外围，小规模冲突不断，形势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僵持：新明牢牢控制着苏松核心区，并稳步向内消化；而大明则在其外围构筑起一道虽然被动但尚算稳固的防线，并不断进行骚扰。
……
应天府。
与江南前线那紧张而明确的对抗不同，应天的朝堂，已陷入一种近乎癫狂的末日氛围。苏州失陷、苏松嘉湖糜烂的消息，彻底击垮了朱允炆最后一丝侥幸心理。他不再上朝，终日躲在深宫，脾气变得暴戾无常，动辄打骂宦官宫女，疑神疑鬼，总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想害他、背叛他。
齐泰、黄子澄等人虽仍把持着朝政，但威望已荡然无存。他们的任何政令，在宫外几乎都得不到有效执行。更可怕的是，一种“各自求生”的暗流开始在勋贵、官僚甚至部分皇亲国戚中涌动。
这一日，深夜，魏国公府（徐辉祖已死，其子袭爵，但府邸尚在）一间密室中，烛火摇曳。围坐着数人，气氛凝重。除了徐家现任家主，还有几位与徐达有旧、且对现状极度不满的军中勋贵之后，以及一两位在朝中郁郁不得志、家族根基在南方的文官。
“不能再等了！”一位年轻气盛的侯爵之子低声道，“皇上……已近昏聩，齐、黄把持朝政，倒行逆施，江南半壁已归伪……新明。再跟着他们，我等祖上功业，乃至阖族性命，恐怕都要断送！”
“慎言！”徐家家主，一个面色沉郁的中年人喝止道，但眼中同样充满了焦虑和挣扎，“新明……毕竟是叛逆。且其政令，于我等士绅……”
“徐公！”那位南方出身的文官打断道，他压低了声音，“新明之政，固然酷烈，然其行事有法度，言而有信。江南传来的消息，只要按章纳税，遵守其法，产业、性命皆可保全。反观朝廷……我等在应天，不过是待宰羔羊！齐、黄已多次暗示，要我等‘捐献’家产以助剿，这分明是巧取豪夺！何况……新明皇帝，身上毕竟也流着徐家血脉（指徐妙锦）……”
这句话，触动了在场所有人最敏感的心弦。与新明的血缘联系，在此刻的绝境下，从一种尴尬的负担，变成了一种可能的退路。
“或许……或许可秘密派人，去苏州……接触一下？”有人试探着提议。
密室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背叛，尤其是背叛他们世代效忠的王朝，是一个沉重到令人窒息的选择。但生存的本能和对未来的绝望，正一点点压垮道德的枷锁。
玉碎，还是瓦全？
对于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当旧秩序崩塌在即，寻求在新的秩序下保全自身，似乎成了唯一理性的选择。虽然这选择，充满了耻辱与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深宫之内，朱允炆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发作后，瘫坐在龙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殿顶繁复的藻井。一个极其隐秘、连齐泰等人都不知道的念头，在他疯狂的心底滋生——既然陆上已无胜算，既然臣子不可靠，那么……朕是否也该有一条退路？如同当年祖父（朱元璋）开局一个碗，或许，朕也该为自己，留一条海上的生路？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毒草般疯长。他开始暗中命令最亲信的太监，秘密清点内库珍宝，并设法联系那些可能还有能力出海的、与宫廷有隐秘往来的海商……
大厦将倾，梁柱先腐。未等新明的炮火轰塌应天的城墙，这座煌煌帝都的内部，已然开始了悄无声息的溃烂与背叛。玉碎之象已现，瓦全之谋暗生。
洪熙九年的秋天，寒意深重，直透骨髓。
洪熙九年的深秋，寒意如刀，不仅切割着江南的水乡泽国，更深深刺入了应天府那巍峨宫墙之内的人心。
新明在苏松嘉湖地区的统治，如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虽带来阵痛，却在强行矫正着积弊。土地清丈在军队和重新组织的基层吏员（其中不乏熟悉本地情况的投诚者）推动下，艰难却稳步地推进。限田令引发的剧烈震荡，在最初的冲突后逐渐平复——新明以严厉手段镇压了几起大地主煽动的武装抗法，同时兑现了赎买承诺（尽管是以分期支付的债券形式），并将第一批赎买土地分给了无地佃户。实实在在拿到田契的农民，成为了新明最坚定的基层支持者。手工业在优惠税政和稳定原料供应刺激下开始复苏，市场上新明银元逐渐取代了已成废纸的宝钞。
然而，新明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浙直总督指挥的袭扰战术，使得控制区边缘治安不稳，物资运输时常受阻，牵制了部分兵力。更棘手的是人才和官僚体系的短缺，新明带来的文官数量有限，不得不大量任用本地投诚人员，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贪腐和效率低下的苗头开始显现。石猛不得不分出精力，设立监察机制，整肃吏治，其手段之酷烈，甚至超过了对敌作战。
但无论如何，一种迥异于旧明的新秩序，正在这片最富庶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如同在朽木上生出的异种菌菇，散发着截然不同的气息。
……
这股气息，随风飘过了长江，钻入了应天府那些高门大宅的缝隙，搅动着本就浑浊不堪的池水。
魏国公府密室内的密谋，并未立刻付诸行动，但种子已然播下。徐家家主，那位沉郁的中年人徐钦，在极度挣扎后，最终以一种近乎自我麻痹的姿态，默许了家族中一位远房、精明且与江南有生意往来的堂弟，携带一封措辞极其隐晦、只表达“问候”与“关切现状”的信函，以经商为名，秘密南下苏州。
与此同时，其他几位参与密会的勋贵之后，也各自通过不同渠道，与新明控制区进行了试探性接触。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提出的条件也五花八门：有的只想保住家族在江南的田产铺面；有的希望在新明未来的朝廷中谋得一席之地；更有的，则隐晦地表示，可以在“关键时刻”，在应天城内“有所作为”。
新明设在苏州的“江南安抚使司”（临时最高行政机构）对这些人物的暗中投石问路，态度谨慎而灵活。皇帝吴峻早有明示：对于大明旧有势力，分化瓦解，拉拢可拉拢者，打击冥顽不灵者，但核心原则是，任何合作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并遵守新明基本法度（尤其是土地和税收政策）的基础上，且不得保留私兵、干预地方行政。
于是，一场场无声的谈判在密室、酒楼、甚至寺庙禅房中展开。新明的代表，既有随军文官，也有被争取过来的江南本地名流作为中间人。筹码是利益、安全和可能的未来地位，代价则是与旧王朝的彻底切割，并接受新秩序的改造。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有人拂袖而去，有人犹豫不决，但也有人，在绝望和利益的权衡下，颤抖着签下了协议，交出了部分家族私藏的军械、钱粮或机密情报作为“投名状”。
这些暗中的背叛与交易，如同白蚁般，悄无声息地蛀蚀着大明朝廷最后的根基。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选择或有机会“瓦全”。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核心文官集团，以及部分与朱允炆捆绑过深、或无路可退的皇亲、宦官，则走上了另一条更加极端的道路。他们清楚，一旦失势，绝无幸理。在皇帝日益狂躁、朝政几乎瘫痪的情况下，他们反而获得了更大的专断之权。
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血腥的命令，从深宫发出，经由东厂和锦衣卫的魔爪，伸向朝野：“清洗”。
目标不仅仅是所谓“通伪”者，更扩展到了所有“心怀怨望”、“消极怠政”、“动摇人心”的官员，甚至包括那些仅仅因为与江南有联系或对现状提出过不同意见的勋贵。诏狱在短时间内人满为患，拷打声日夜不息。菜市口的血迹层层叠叠，几乎来不及冲洗。恐怖政治达到了顶点，应天府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齐泰等人试图用这最后的疯狂，凝聚核心力量，清除异己，并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他们和朱允炆一样，开始秘密筹划退路。但与勋贵们寻求与新明妥协不同，他们的计划更加隐秘和……阴毒。
大量宫廷珍宝被秘密装箱，通过宦官控制的隐秘渠道，试图运出城外。联络的对象，并非普通海商，而是一些与倭寇、海盗有染的亡命之徒，以及少数在东南沿海仍有据点、且对新明抱有敌意的残存旧式水师将领。朱允炆在极度的恐惧和偏执中，甚至默许了齐泰提出的一个骇人听闻的“焦土”计划：若事不可为，撤离前，在应天乃至更多城市的关键地点埋设火药，并散布瘟疫（通过病死牲畜或患者衣物），尽最大可能破坏，延缓甚至同归于尽。
这个计划如此丧心病狂，连部分执行的东厂太监都感到胆寒，但命令依旧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着准备。朱允炆和他的核心小圈子，已经彻底抛弃了作为统治者的责任，沦为了一伙只想毁灭和逃亡的末日狂徒。
玉碎之策，竟以如此狰狞的面目呈现。
暗涌在地下奔流，疯狂在宫中滋长。新明在江南的统治日渐稳固，大明的躯体却在加速腐烂、变质。双方都在为最后的摊牌积蓄力量，或准备着最后的疯狂。
洪熙九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一场决定华夏命运的终极对决，已如箭在弦上。只是无人知晓，当弓弦崩响之时，射出的会是燎原的火箭，还是同归于尽的毒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