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可能是大多数人对于皇权的第一印象。事实上在古代，除却秦皇汉武明太祖这种大权在握的皇帝，没有哪个皇帝能随随便便决定大臣的生死。法律虽然实际上不能约束天家，但以法治国是一个朝代正常运行的基础，皇帝往往也不能太直接了当的说杀就杀。明太祖朱元璋时期，锦衣卫下设的“诏狱”，是绕开司法审判的一个特殊现象，大多数的朝代还是要走司法流程的。
历史上的帝王，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可别以为，皇帝动动嘴皮子，就能轻轻松松定人生死。很多人以为皇帝一句话就能让人生、让人死，其实古代皇权的运作远比这复杂。要杀一个人，不管是大臣、宗室还是百姓，背后往往牵涉法律程序、官僚运作、社会秩序的平衡。要是皇帝真想随便杀人，那后果往往是朝廷动荡、人心不稳，甚至逼出更大麻烦。
所以说，皇帝嘴里的“杀”，并不是随口一喊、立刻就见血。就算是君主专制顶峰时期，该走的程序、该顾的颜面、该考量的后果，一样不能少。
在真实历史里，皇帝虽有绝对权威，但他的权力得以维持，是靠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官僚系统来支撑的。要杀一个大臣、宗室或重要官员，如果不按规矩办，很容易引起朝廷震动、官员寒心、地方不稳。
拿汉武帝来说，他杀掉丞相公孙弘、酷吏张汤、卫太子这些人，哪个不是经过一套复杂的诏令、廷议、复审？杀卫太子那场“巫蛊案”，甚至牵扯出全国性的司法大案，朝廷为此劳师动众，地方上下配合多年，最后闹到连武帝自己都悔恨不已。
再比如唐高宗要治张柬之的罪，也不是一句话就办了，还得经过御史台、中书省起草制书、门下省审核，最后三省合议，才能公布罪状、执行处分。皇帝固然可以“越过程序”，但真这么干了，官僚集团、宗室、士族、地方势力就会心生恐惧，朝政反而更乱。
很多人误会，古代法律就是皇帝的工具，皇帝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可实际上，法律和程序存在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稳住大局，防止因皇帝一时喜怒带来国家动荡。
法律是皇帝权力的外壳。比如汉律、唐律、宋刑统，里面对于谋反、大逆、叛逆、恶逆、内乱等罪，都有明确的审理程序，不能随便定罪。唐代张九龄、宋代包拯，都因坚持法律程序而多次顶撞皇帝，但朝廷上下反而敬重他们。因为官僚集团心知肚明，如果法律成了摆设，那下一次遭殃的可能就是自己。
审判要走完“戏台规矩”。真正的大案要案，尤其牵涉高官或宗室时，必须有御史台、廷尉、刑部或大理寺共同审理，皇帝不能直接下死令。就连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铁血天子”，每次大案也都会让锦衣卫、大理寺、刑部来个“合议审理”，然后再由他批红定罪。为什么？朱元璋也得给天下人看，这是国家的刑法在起作用，不是他朱某人私心作祟。
那些敢于不按程序直接杀人的皇帝，往往很快自食恶果。
汉武帝因巫蛊之祸杀了太子刘据。表面上看，皇帝一句话灭了太子一家，干净利落。但这事震动朝野，引发数次地方叛乱，连武帝自己晚年都写下悔诏，承认此事“朕之不明也”，以昭示天下，平息人心。
唐玄宗在马嵬坡下旨意杀掉杨国忠，本想平息军心，结果军队仍不满，安史之乱的局势并未因此缓解。杀一个权臣不能挽回大局，因为根本问题在于权力结构失衡、军政腐败，不在于哪个人头落地。
明武宗一度宠信江彬，纵容其横行朝野，等到武宗想杀江彬时，发现朝中已是江党盘根错节，动一个牵一片，最后不得不设局诱杀，费尽周折。这背后就是因为法律程序、官僚系统已被破坏，要杀也得重新编织“合法性”的戏台。
在封建王朝，官僚集团是国家治理的中坚。法律程序，其实是这群人自我保护、维系统治秩序的共同底线。皇帝可以有绝对决定权，但不能一天到晚靠“圣意杀人”，否则朝中人人自危，不肯任事，地方官阳奉阴违，天下很快就乱。
别以为古代没有舆论。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压力、宗族势力的反弹、地方士绅的观望，都是皇帝不得不顾虑的。魏晋时司马家要动宗室和权臣，都要先写好罪状、立好名目，让宗族、朝臣“心服口服”。否则，杀一个人，可能引出更多人反叛。
你看历史上皇帝杀大臣、杀宗室，大多按这样的路数：
1.先罗织罪名（谋反、通敌、受贿、结党营私）
2. 下令廷议或让三法司合审
3.官员会奏，出具审议结果
4.皇帝批红定罪，诏告天下
哪怕是清朝的乾隆，杀掉和珅，也是假借乾隆遗旨、嘉庆诏令、刑部审理的程序一步步走下来。大臣们心里都知道真相，但面子上、程序上，必须把“国家律法”的幌子撑足。
皇帝固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要维持这权力稳定，必须借助法律程序、官僚体系、社会共识。所谓“皇帝说杀谁就杀谁”，在真实历史中，远没那么简单。法律程序看似是约束皇帝的，但也是保护皇帝权力运转的工具。只要脱离了这套程序，皇帝的权力反而会很快走向失控和自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