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己丑年）
春，正月，光禄大夫陆晔和他弟弟尚书左仆射陆玩劝说匡术，带着苑城投靠西军；官员们都跑去那边，推举陆晔负责宫城的军事指挥。陶侃安排毛宝守南城，邓岳守西城。
右卫将军齐超、侍中钟雅和建康令管旆等人计划带着皇帝投奔西军；结果事儿被捅出去了，苏逸派他的部将平原人任让带兵进宫抓齐超、钟雅。皇帝抱着他们哭唧唧地说：“把我的侍中、右卫还给我！”任让硬是把人抢走杀了。早先，任让年轻时就不是啥好鸟，太常华恒当本州大中正时，把他的品级给降了。后来任让成了苏峻的手下，借着势力杀了不少人，但见了华恒却特恭敬，不敢瞎搞。等到钟雅、刘超被杀时，苏逸想连华恒一块儿干掉，任让使劲儿保护，华恒才保住小命。
冠军将军赵胤派部将甘苗去历阳打祖约，戊辰那天，祖约半夜带着几百个小弟投奔后赵，他的部将牵腾带着手下投降了。
苏逸、苏硕、韩晃合力攻打台城，烧了太极东堂和秘阁，毛宝登上城墙，射死几十个人。韩晃对毛宝说：“你号称勇猛果敢，有种出来单挑啊？”毛宝回怼：“你号称猛将，有种进来打啊？”韩晃笑了笑就退了。
赵太子熙听说他老爹赵曜被活捉，吓得不行，和南阳王赵胤商量往西退守秦州。尚书胡勋说：“现在虽然老板没了，但地盘还完整，将士们也没叛变，应该先合力抵抗；实在扛不住了，再跑也不迟啊。”赵胤气炸了，觉得他扰乱军心，把他砍了，然后带着百官逃往上邽，各个地方官也都扔下地盘跟着跑，关中彻底乱成一锅粥。将军蒋英、辛恕带着几十万小弟占了长安，派人向后赵投降，后赵派石生带着洛阳的兵过去接管。
二月，丙戌日，各路大军进攻石头城。建成长史滕含攻打苏逸，把他揍得满地找牙。苏硕带着几百个猛人，渡过淮河迎战，温峤把他干掉了。韩晃等人怂了，带着手下到曲阿投靠张健，结果城门太窄挤不出去，互相踩踏，死了上万人。西军抓住苏逸，咔嚓了。滕含的部将曹据抱着皇帝跑到温峤的船上，大臣们见到皇帝，磕头哭着请罪。杀了西阳王司马羕，还有他两个儿子司马播、司马充，孙子司马崧以及彭城王司马雄。陶侃和任让是老熟人，想保他一命。皇帝说：“这家伙杀了我的侍中、右卫，不能饶！”于是把任让杀了。司徒王导进入石头城，让人拿他以前的符节，陶侃笑着说：“苏武的符节好像不是这样的哦。”王导脸都红了。丁亥日，大赦天下。
张健怀疑弘徽等人对自己不忠，把他们全杀了，带着水军从延陵准备进吴兴。乙未日，扬烈将军王允之跟他干仗，把他打得大败，抓了一万多男女。张健又和韩晃、马雄等人带着轻装部队往西逃到故鄣，郗鉴派将军李闳追击，在平陵山追上，把他们全砍了。
这时候皇宫都烧成灰了，就把建平园当皇宫。温峤想迁都到豫章，三吴的土豪们请求迁到会稽，两拨人吵来吵去没个结果。司徒王导说：“孙仲谋、刘玄德都说过：‘建康这地方，是出帝王的风水宝地。’古代的帝王，不会因为穷富就迁都。只要咱们勤俭节约，还怕日子过不好？要是不搞好农业，再好的地方也得变废墟。再说北边的敌人跟游魂似的，就等着找咱们的茬，一旦咱们露怯，跑到蛮越那地方去，从名声到实际都不划算，这主意不咋地。现在就该稳住别浪，大家自然就安心了。”于是就没迁都。任命褚翜为丹杨尹。当时兵火之后，人口财物都没了，褚翜把散亡的人聚集起来，京城才安定下来。
壬寅日，把湘州并入荆州。
三月，壬子日，评定平定苏峻的功劳，任命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授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散骑常侍、始安郡公；陆晔进爵为江陵公；其余的人被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一大堆。卞壸和他的两个儿子卞眕、卞盱，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都追赠谥号。路永、匡术、贾宁，都是苏峻的党羽；苏峻还没败的时候，路永等人就离开苏峻归顺朝廷，王导想给他们封官。温峤说：“路永这帮人都是苏峻的核心小弟，最早跟着搞事，罪过没比这更大的了。后来虽然反悔了，但也赎不了之前的罪；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还能给他们好处？”王导才作罢。
陶侃觉得江陵太偏远，就把镇守地移到巴陵。朝廷商议想留温峤辅佐朝政，温峤因为王导是先帝任命的人，坚决推辞回自己的藩镇；又因为京城荒凉残破，物资供应不上，就留下物资储备和器具，然后回武昌了。
皇帝逃出石头城的时候，庾亮见到皇帝，磕头磕得咚咚响，哭得抽抽噎噎，皇帝下诏让庾亮和大臣们一起登上御座。第二天，庾亮又趴在地上谢罪，请求辞职，想带着全家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皇帝派尚书、侍中拿手诏安慰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不是舅舅你的错啊。”庾亮上奏自己检讨：“祖约、苏峻放肆作乱，罪过都是我引起来的，就算把我碎尸万段，也不够谢罪的。朝廷还有啥理由把我当人看，我自己也没脸做人了！希望陛下就算宽恕我，保全我的小命；也该把我扔一边，让我自生自灭，这样天下人也能知道点劝善戒恶的道理。”皇帝下优待的诏书不答应。庾亮又想逃到山里去，从暨阳往东跑；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把他的船扣了。庾亮就请求到外地镇守效力，出任都督豫州、扬州的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兼宣城内史，镇守芜湖。
陶侃、温峤讨伐苏峻的时候，发檄文给各地的军政长官，让他们带兵来救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手握兵权却不来，也不给军粮，只派了督护带着几百人跟着大军凑数，朝廷内外没人不觉得奇怪和感叹。等到苏峻被平定，陶侃上奏说卞敦阻碍军事行动，观望不救国家危难，请求用囚车把他押到廷尉那里治罪。王导认为战乱之后，应该宽大处理，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托病不去，又征召他为光禄大夫、兼少府。卞敦又担忧又惭愧，就死了，追赠他原来的官职，加授散骑常侍，谥号为敬。
臣司马光说：“庾亮以外戚身份辅佐朝政，首先引发祸端，国家破灭君主危难，自己却逃跑苟活；卞敦位居地方军政长官，兵力粮食都充足，朝廷被颠覆，却坐观成败。作为臣子的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既不能按法律严惩，又用宠信和俸禄回报他们，晋朝没有章法，也就可想而知了。承担这个责任的，难道不是王导吗！
【内核解读】
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的这段历史，如同一场浓缩的政治悲喜剧，既展现了乱世中的忠义与背叛，也暴露了东晋政权初创期的制度缺陷与治理困境。透过这段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博弈中的人性挣扎、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以及王朝兴衰的深层密码。
乱世中的忠义微光
在苏峻之乱的战火硝烟中，总有一些人物的选择闪烁着人性光辉。陆晔、陆玩兄弟劝说匡术归附西军，为朝廷保留了重要据点，展现了关键时刻士大夫的政治判断力；毛宝在台城攻防战中\"登城射杀数十人\"，与韩晃的\"互怼\"更显武将风骨，面对叛军的挑衅，他以\"君名健将，何不入斗\"的反问，既守住了军事防线，更守住了精神气节。
任让的形象则更为复杂。这位早年\"少无行\"的武将，虽追随叛军\"乘势多所诛杀\"，却因太常华恒曾主持其品评，始终对其\"恭敬不敢纵暴\"，甚至在苏逸欲加害华恒时\"尽心救卫\"。这种带有江湖义气的\"知遇之恩\"，在乱世中构成了道德底线的另类支撑，也让历史人物跳出了非黑即白的简单评判。
而钟雅、齐超为护佑皇帝付出生命，卞壸父子战死沙场，这些忠义之士的牺牲，成为黑暗乱世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坐标，也为东晋政权保留了重建的道义基础。
权力游戏中的失序与荒诞
东晋初年的政治生态，在这段记载中暴露无遗。苏逸叛军攻入宫廷时，年幼的晋成帝抱着钟雅、齐超悲泣\"还我侍中、右卫\"，却挡不住任让的刀斧，皇权的脆弱令人唏嘘。而当叛军被平定后，对罪臣的处置更显荒诞：陶侃因\"有旧\"为杀人凶手任让求情，最终因皇帝坚持才得以正法，这种\"人情大于法理\"的处理方式，折射出门阀政治下司法公正的缺失。
王导的表现则堪称典型。当他索要旧符节时被陶侃以\"苏武节似不如是\"调侃，\"有惭色\"的反应背后，是这位政坛老手在乱局中\"和稀泥\"式生存策略的尴尬。司马光尖锐指出\"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正是因为他主导的\"宽宥\"政策，让庾亮、卞敦等失职者逃脱严惩，导致\"晋室无政\"的局面。这种\"维稳优先于追责\"的治理逻辑，虽暂时避免了矛盾激化，却埋下了制度松弛、权责失衡的长期隐患。
制度缺陷下的治理困境
苏峻之乱的平定过程，充分暴露了东晋军事动员体系的低效。湘州刺史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仅派数百人\"随大军而已\"，却能在事后仅被调任广州刺史，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果，严重侵蚀了朝廷权威。当\"位列方镇，兵粮俱足\"的地方长官可以\"坐观胜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衡已然失效。
迁都争议更凸显了统治集团的战略短视。温峤欲迁豫章、三吴豪强请都会稽，皆从地方利益出发，唯有王导提出\"建康王者之宅\"的长远考量，强调\"镇之以静\"的治国理念。这种争议本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最终\"不复徙都\"的决定，以及褚翜\"收集散亡\"稳定京邑的举措，才为东晋政权奠定了喘息之机。
历史镜鉴：问责机制与政治伦理
司马光的评论点出了核心问题：当庾亮\"首发祸机\"却仅被外放芜湖，卞敦\"坐观胜负\"仍获追赠谥号，这种\"宠禄报罪\"的操作，彻底摧毁了政治伦理的底线。现代政治学强调\"权责对等\"，而东晋初年恰恰缺失这种基本准则——外戚干政无过，方镇失职不罚，最终导致\"晋室无政\"的必然结局。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平定叛乱的军事能力，更在于灾后重建的制度修复能力；不仅在于忠臣义士的牺牲奉献，更在于对失职者的追责问责。当\"人情\"取代\"法理\"，\"维稳\"压倒\"公正\"，再强大的军事胜利也难以支撑起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东晋后来的门阀混战、偏安一隅，早在咸和四年这场战后清算的处置中，就已埋下伏笔。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咸和四年的这段往事犹如一面镜子，既照见了乱世中的人性光辉，也映出了政治运作的深层规律——唯有坚守权责清晰的制度底线，秉持赏罚分明的治理原则，才能在复杂变局中站稳脚跟，这或许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