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浑、王濬还有琅邪王司马伷都已经打到吴国边境附近啦。吴国的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全都把印玺符节送过去向王浑投降。吴国皇帝孙皓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分别派使者带着书信给王浑、王濬、司马伷，请求投降。孙皓还给他的大臣们写了封信，狠狠责备了自己，而且说：“现在大晋平定治理天下，正是有本事的人施展才华的时候，大家别因为改朝换代，就没了志向。”使者先把玉玺送到了琅邪王司马伷那儿。
壬寅日，王濬的水军经过三山，王浑派人送信，叫王濬暂时过来商量事儿。王濬却扬起船帆，直接朝着建业开去，还回复说：“风太大，船停不下来啊！”就在这一天，王濬带着八万士兵，战船相连有百里之长，敲锣打鼓地开进了石头城。吴国皇帝孙皓反绑双手，拉着棺材，到军营门口投降。王濬解开他的绑绳，烧掉棺材，把孙皓请进来见面。这下，晋军收缴了吴国的地图户籍，总共拿下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五十二万三千户人家，二十三万士兵。
朝廷听说吴国已经被平定，大臣们都跑来给皇帝祝贺，祝皇帝长寿。皇帝拿着酒杯，流着眼泪说：“这可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啊！”骠骑将军孙秀却不祝贺，朝着南方流着泪说：“当年讨逆将军（孙策）二十来岁就凭一个校尉的身份开创基业，可现在后主却把整个江南都给丢了，祖宗的宗庙、先帝的陵墓，都要变成废墟了。老天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在吴国还没被攻下的时候，大臣们大多觉得不能轻易进军，只有张华坚持认为肯定能攻克。贾充上奏表说：“吴国的地盘不可能一下子全平定，现在正是夏天，长江、淮河一带地势低洼潮湿，肯定会流行疾病，应该召回各路军队，以后再做打算。就算把张华腰斩了，都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皇帝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意思，张华只不过和我想法一样罢了。”荀勖又上奏，说应该按照贾充的奏表办，皇帝没听他的。杜预听说贾充上奏请求撤兵，赶紧快马送来奏表，坚决反对，等使者到了轘辕的时候，吴国已经投降了。贾充又惭愧又害怕，跑到皇宫请罪，皇帝安抚他，没追究。
夏天，四月甲申日，皇帝下诏赐给孙皓归命侯的爵位。
乙酉日，宣布大赦天下，改了年号。还搞了个全国狂欢，一连庆祝五天。派使者分别到荆州、扬州去安抚百姓，吴国原来州牧、郡守以下的官员都不更换，废除那些苛刻的政策，全都采用简单易行的办法，吴国人可高兴了。
滕修去讨伐郭马，还没成功呢，听说晋国攻打吴国，就带着人马赶去救援，到了巴丘，听说吴国已经灭亡，就穿着白色丧服，流着眼泪，又回去了。他和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自送上印玺符节请求投降。孙皓派陶璜的儿子陶融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劝陶璜，陶璜哭了好几天，也送上印玺符节投降了。皇帝让他们都官复原职。
王濬往东进军的时候，吴国各个城池的守军大多望风归附，只有建平太守吾彦坚守城池不投降，听说吴国灭亡了，才投降。皇帝任命吾彦为金城太守。
一开始，朝廷特别尊重宠爱孙秀、孙楷，想通过他们招来吴国人。等吴国灭亡后，孙秀被降为伏波将军，孙楷被降为渡辽将军。
琅邪王司马伷派使者把孙皓和他的宗族成员送到洛阳。五月丁亥初一，孙皓到了洛阳，他和太子孙瑾等人光着脑袋，反绑双手，到了东阳门。皇帝下诏让谒者去解开他们的绑绳，赐给他们衣服、车马，还给了三十顷田地，每年给的钱粮、丝绵绢帛都特别丰厚。封孙瑾为中郎，孙皓其他几个被封为王的儿子都封为郎中，吴国原来有名望的人，根据才能提拔任用。孙氏的将领官吏渡江到北方的，免除十年赋税徭役，老百姓免除二十年。
庚寅日，皇帝到殿前平台，召集文武百官、各地使者，连国子学的学生都参加了。皇帝召见归命侯孙皓和吴国投降的人，孙皓登上大殿，磕头行礼。皇帝对孙皓说：“我设这个座位等你，都等了好久啦！”孙皓说：“我在南方，也设了这样的座位等陛下您呢。”贾充对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的时候，挖人家眼睛，剥人家脸皮，这算什么刑罚啊？”孙皓说：“做臣子的要是杀了他的君主，或者奸邪不忠，就用这种刑罚。”贾充一下子没话说了，特别惭愧，可孙皓脸上却一点都不羞愧。
皇帝不紧不慢地问散骑常侍薛莹，孙皓为什么会亡国。薛莹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滥用刑罚，大臣和将领们都觉得自身难保，这就是他亡国的原因。”过了几天，皇帝又问吾彦，吾彦回答说：“吴主英明杰出，宰相大臣也都贤能英明。”皇帝笑着说：“要是这样，怎么还会亡国呢？”吾彦说：“这是因为上天给吴国的福禄到头了，气数已经尽了，所以才被陛下您打败了呀。”皇帝觉得他说得挺好。
王濬进入建业的第二天，王浑才渡过长江。王浑因为王濬不等他到，就先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心里又羞愧又生气，打算攻打王濬。何攀劝王濬把孙皓送给王浑，这事才算了结。何恽因为王浑和王濬争功，就给周浚写了封信说：“《尚书》推崇谦让，《易经》赞美谦虚的美德。之前打败张悌，吴国人就没了士气，龙骧将军（王濬）趁机拿下了他们的地盘。论前后过程，其实是我们的军队行动迟缓，错过了机会，没赶上立功，现在却要和人家争功。人家肯定不会忍气吞声，这样下去，不仅会破坏和谐的气氛，还会显得咱们特别小气，争强好胜，这可不是明智之举啊，我可不赞同这样。”周浚收到信，马上劝王浑别争了。王浑不听，还上奏表说王濬违抗诏书，不接受指挥，给王濬捏造了一堆罪名。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常山公主，家族势力强大。有关部门上奏请求用囚车把王濬押回来治罪，皇帝没答应，只是下诏书责备王濬不服从王浑的命令，违反制度，贪图私利。王濬上书为自己辩解：“之前接到诏书，让我直接去秣陵，又让我接受太尉贾充的指挥。我在十五日到达三山，看到王浑的军队在北岸，他派人送信邀请我过去。我的水军借着风势，顺势直接开往贼城，没办法调转船头去见王浑。我在中午到达秣陵，傍晚才收到王浑下达的应该接受他指挥的命令，还让我第二天（十六日）把所有军队都带回去包围石头城，又索要蜀国士兵和镇南各军的人员名单。我觉得孙皓都已经投降了，没必要再白白包围石头城。而且，士兵的名单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整理好，这些都不是当下着急的事，所以我没照做，真不是我故意忽视诏令啊。孙皓已经众叛亲离，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不过是像麻雀老鼠一样贪生怕死，苟且求活罢了。可江北的各路军队不知道实际情况，不早点把他抓住，这是他们自己犯的小失误。我一到就抓住了孙皓，结果他们反倒埋怨我，还说：‘守着敌人一百天，却让别人得了功劳。’我觉得，侍奉君主，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应该不顾生死。要是因为怕担嫌疑就逃避责任，这是臣子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不是英明君主和国家的福气啊。”
王浑又把周浚的信呈上去，信里说：“王濬的军队得到了吴国的宝物。”还说“王濬的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皓的宫殿。”王濬又上奏表说：“我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这下可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大家族。冒犯皇上，这罪还有救；可要是得罪了权贵大臣，那灾祸可就难以预料了。伪郎将孔摅说：去年二月武昌失守，水军开到的时候，孙皓巡视石头城回来，身边的人都拿着刀大喊：‘一定要为陛下拼死一战！’孙皓特别高兴，觉得肯定能行，就把金银财宝都拿出来赏赐给他们。这些小人没个样子，拿到东西就跑了。孙皓害怕了，才打算投降。投降的使者刚走，身边的人就开始抢夺财物，霸占妻妾，还放火烧宫殿。孙皓吓得东躲西藏，就怕丢了性命。我到了之后，派参军带人去把火扑灭了。周浚先进入孙皓的宫殿，王浑又先登上孙皓的船，我进去查看的时候，都在他们之后。孙皓的宫殿里，连个坐的席子都没有，要是有什么遗留的宝物，那肯定是周浚和王浑先得到了。他们还说我聚集蜀国人，不及时送孙皓过去，想谋反。又怕吴国人闹事，就说我要把他们都杀了，抓走他们的妻子儿女，就盼着吴国人造反，好发泄他们的私愤。连谋反这么严重的罪名都能加到我头上，其他的诋毁污蔑，也就不奇怪了。今年平定吴国，本来是件大喜事，可对我来说，反倒招来一堆麻烦。”
王濬到了京城，有关部门上奏说王濬违抗诏书，犯了大不敬的罪，请求交给廷尉治罪，皇帝没答应。又上奏说王濬在大赦之后还烧了一百三十五艘贼船，要把他交给廷尉审问，皇帝也没同意。
【内核解读】
西晋灭吴之战，作为三国时代的落幕之战，不仅标志着近百年分裂局面的终结，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关于战略决策、权力博弈与治国智慧的深刻启示。这段史料以简练而生动的笔触，勾勒出战争收官、战后处置及内部矛盾的全景，字里行间充满值得深思的历史细节。
军事胜利：战略执行力与战场决断的双重考验
晋军灭吴的军事进程，堪称多路协同作战的经典案例。王浑、王濬、司马伷三路大军兵临吴境，形成合围之势，直接动摇了吴国的抵抗意志。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的率先投降，恰似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推力，揭示出吴国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现实。孙皓分遣使者向各路晋军请降的举动，看似是缓兵之计，实则暴露了其穷途末路的绝望——试图通过引发晋军内部矛盾寻找生机，却恰恰反衬出吴国已无任何战略反击能力。
王濬\"风利，不得泊也\"的经典回应，尽显战场决断的魄力。他率领八万水军方舟百里、鼓噪入石头城的场景，不仅是军事行动的高潮，更成为终结三国时代的标志性画面。孙皓\"面缚舆榇\"的投降仪式，虽充满象征意义，却真实宣告了东吴政权的覆灭。而\"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的战果统计，更以数据印证了这场胜利的决定性意义——西晋不仅占领了土地，更完整接收了吴国的人口与军事资源。
朝堂博弈：远见与保守的激烈交锋
战争背后的朝堂决策，往往比战场厮杀更具戏剧性。在灭吴之战的关键时刻，西晋朝廷形成鲜明对立的两派：张华以过人远见坚执必克，贾充却以\"疾疫必起\"为由主张罢兵，甚至提出\"腰斩张华以谢天下\"的极端言论。这场博弈的本质，是战略远见与保守心态的较量。
晋武帝的角色尤为关键。他不仅坚定支持张华、杜预的进攻主张，更在贾充、荀勖等人反复劝谏时保持清醒判断，明确表示\"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杜预\"驰表固争\"的坚持，更展现出前线将领对战局的精准把握。当杜预的奏章送达轘辕时，吴国已降的事实，彻底印证了主战派的正确。贾充\"惭惧请罪\"而晋武帝\"抚而不问\"的结局，既体现了胜利者的宽容，也暗含对保守派的微妙敲打，为战后朝堂稳定留下余地。
战后处置：怀柔政策与现实考量的平衡
西晋对吴国的战后处置策略，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晋武帝赐孙皓\"归命侯\"爵位，虽有羞辱意味，却以制度化方式终结了双方敌对状态。\"大赦改元大酺五日\"的举措，通过仪式感强化统一的合法性；\"吴牧守不更易除苛政从简易\"的政策，则直击吴地百姓痛点，迅速稳定了统治基础。史料中\"吴人大悦\"的记载，印证了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
对吴国降将的处置更显深意：滕修、陶璜、吾彦等将领皆被复职，延续了对地方精英的吸纳政策；而孙秀、孙楷的降职，则反映出西晋对\"前朝贵戚\"的警惕——既要利用其影响力安抚人心，又要防范其形成潜在威胁。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体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为新统一王朝的稳定提供了保障。
功臣争功：胜利光环下的权力阴影
王浑与王濬的争功风波，如同美玉上的瑕疵，暴露了西晋政治的深层隐患。王浑因王濬先受降而\"愧忿欲攻\"，背后是门阀士族对军功荣誉的极度重视；王濬\"孤根独立，结恨强宗\"的自我陈述，则揭示出寒门将领与世家大族的天然隔阂。王浑凭借\"子济尚公主，宗党强盛\"的背景占据优势，而王濬只能通过反复上书自证清白。
这场纷争的本质，是军功分配与权力结构的矛盾。晋武帝虽未严惩王濬，却下诏\"责让不从浑命\"，实则在维护军功体系与平衡世家利益间寻求妥协。何恽\"《书》贵克让，《易》大谦光\"的劝谏，虽点明争功之鄙，却难以改变西晋门阀政治的现实逻辑。这种内部倾轧的苗头，为西晋日后的动荡埋下伏笔。
历史回响：失败者的悲鸣与胜利者的反思
史料中几个细节尤为动人，成为解读这段历史的情感注脚。晋武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既彰显对功臣的铭记，也暗含统一天下的感慨；孙秀\"南向流涕\"的悲叹，道尽亡国旧臣的无奈；孙皓与晋武帝\"设座相待\"的对话，在嬉笑间暗藏亡国之痛；而薛莹\"昵近小人，刑罚放滥\"的总结与吾彦\"天禄永终\"的应答，则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吴国灭亡的深层原因。
这些片段共同构成历史的多棱镜：胜利者的荣耀与反思、失败者的屈辱与不甘、旁观者的悲悯与清醒，在统一的大背景下交织成复杂的历史图景。晋灭吴之战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分裂，更在于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战略决策、政治智慧与人性博弈的永恒启示——统一的实现需要远见与魄力，而统一后的治理，则更需要包容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