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二，从公元273年（癸巳年）到公元279年（己亥年），共七年。
泰始九年（癸巳年，公元273年）
春天，正月辛酉日，密陵元侯郑袤去世了。
二月癸巳日，乐陵武公石苞也走了。
三月，皇帝封皇子祗为东海王。
在吴国那边，陆抗被任命为大司马兼荆州牧。
夏天，四月戊辰初一，发生了日食。
当初邓艾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冤枉，可朝廷里却没人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等到晋武帝登基后，议郎敦煌人段灼上奏章说：“邓艾那可是一心忠诚，却背上了谋反的罪名，他平定了巴蜀，最后自家三族却都被诛杀。邓艾这人性格直又急，喜欢显摆自己的功劳，不太能跟同事处好关系，所以没人愿意为他讲理。我琢磨着，邓艾本来就是个屯田养牛的出身，后来已经混到超级高位，功成名就，都七十岁的老头了，他还图啥呢！当时刘禅刚投降，一些偏远地方还没归附，他就假传命令，也是为了稳定国家大局。钟会本来就有谋反的心思，他忌惮邓艾的威名，就借着邓艾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事儿，把谋反的罪名坐实了。邓艾接到诏书，立马就交出兵权，乖乖束手就擒，看都不多看一眼，他心里肯定想着面见先帝，肯定不至于被判死刑。钟会被杀之后，邓艾原来的下属们，一群实心眼的家伙凑一起，跑去把邓艾追回来，还弄坏囚车，把他放了。邓艾当时处境艰难，孤立无援，他之前也没跟心腹们商量过啥事儿，结果就这么前后受敌被诛杀，这也太惨了吧！陛下您登基后，那是大气海量，我觉得可以让邓艾归葬祖坟，还他家产田宅，让他因为平蜀的功劳，他的后人能接着被封赏，给邓艾一个公正的谥号，让他死了也没遗憾。这样一来，天下那些追求名声、想立功的臣子，肯定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哪怕赴汤蹈火，也乐意给陛下您卖命啊！”皇帝觉得他说得挺对，可就是没照着做。
后来皇帝问给事中樊建，诸葛亮治理蜀国那事儿，还说：“我咋就不能有个像诸葛亮那样的臣子呢？”樊建赶紧磕头说：“陛下您明知邓艾冤枉却不给他平反，就算得到诸葛亮这样的人才，恐怕也会像冯唐说汉文帝那样（空有良将却不能用）！”皇帝笑着说：“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于是就封邓艾的孙子邓朗做了郎中。
在吴国，好多人都说出现了祥瑞，吴主就问侍中韦昭这事儿。韦昭直接说：“这玩意儿就跟家里箱子里的普通东西一样，没啥特别的！”韦昭还负责编写国史，吴主想给他爹写个帝王本纪，韦昭说：“你爹没正式登基当皇帝，只能写传记，不能写成本纪。”吴主一听就不高兴了，对韦昭越来越不满，还时不时发火。韦昭又担心又害怕，就说自己老了，想辞去侍中、史官这俩职务，吴主没答应。后来韦昭生病，吴主表面上安排医药照顾，实际上看得更紧了。吴主请大臣们喝酒，也不管人家能不能喝，每人至少七升。轮到韦昭的时候，一开始还拿茶代替，后来也被逼着喝酒。而且喝完酒，吴主就喜欢让大臣们互相嘲讽，揭露彼此的隐私短处来取乐。要是谁做得不好，马上就抓起来，甚至被杀掉。韦昭觉得这么做，对外破坏大臣关系，对内增加彼此怨恨，让大家都不团结，不是啥好事儿，所以他就只拿经义问题来敷衍。吴主就觉得韦昭不服从命令，对他不忠心，新仇旧恨加一起，就把韦昭抓进监狱了。韦昭通过狱吏呈上自己写的书，希望能靠这个免罪。可吴主嫌弃书又脏又旧，反而更加严厉地责问他，最后就把韦昭杀了，还把他家人流放到零陵。
五月，让何曾兼任司徒。
六月乙未日，东海王祗去世。
秋天，七月丁酉初一，又发生了日食。
皇帝下命令，要从公卿以下官员家里选女孩充实后宫，要是有藏着女儿不送选的，就按不敬之罪论处。选妃还没结束，就暂时禁止天下人结婚。皇帝让杨皇后去挑选，杨皇后专挑长得白、个头高的，漂亮的反而不要。皇帝看上了卞家的女儿，想留下。杨皇后说：“卞家三代都是皇后家族，不能委屈人家女儿在后宫当低等妃嫔。”皇帝一听就火了，干脆自己选，选中的就在胳膊上系条红纱。公卿家的女儿封为三夫人、九嫔，二千石官员、将领、校尉家的女儿就补充到良人以下的位置。
九月，吴主把他的子弟们都封了王，每个王给三千士兵。还宣布大赦天下。
这一年，郑冲以寿光公的身份退休。
吴主有个宠爱的妃子，派人到集市上抢老百姓的东西。司市中郎将陈声平时挺受吴主宠信，就依法处置了抢东西的人。这妃子跑去跟吴主告状，吴主一听就怒了，找了个别的事儿，用烧红的锯子锯断陈声的头，还把他的尸体扔到四望山下。
【内核解读】
泰始九年（公元 273 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西晋初年与东吴政权的政治生态、人性百态与制度积弊，其中诸多事件至今仍引人深思。
在西晋朝堂，邓艾冤案的昭雪过程堪称权力场中正义迟到的典型。邓艾平定巴蜀立下不世之功，却因性格刚直、遭人构陷而落得三族被诛的悲惨结局。段灼的上疏字字泣血，不仅点明了邓艾 “七十老公复何所求” 的无贪腐动机，更揭露了钟会因嫉妒构陷、朝廷因偏见失语的现实。直到晋武帝即位后，经樊建以诸葛亮治蜀作比的委婉劝谏，才勉强给予邓艾孙辈郎中之职，这种 “迟到的正义” 背后，是封建皇权下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官僚体系的冷漠。邓艾从屯田小吏到灭蜀功臣，最终却成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悲剧印证了 “功高震主”“木秀于林” 的历史魔咒，也暴露了古代司法缺乏程序正义、易受权力操控的致命缺陷。
而晋武帝在选妃一事上的表现，则暴露了封建帝王的专制与虚伪。强令公卿以下女子备选六宫，甚至禁止天下嫁娶，这种将女性视为私有财产的制度性掠夺，与他渴望 “如亮者而臣之” 的求贤姿态形成辛辣对比。杨后 “取洁白长大而舍其美者” 的选择，看似规避美色，实则仍是以帝王标准对女性进行物化筛选。晋武帝最终自择妃嫔并以绛纱系臂的举动，将皇权对个体意志的碾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西晋后期的奢靡政风埋下伏笔。
东吴政权的同期记载，则呈现出另一种末世景象。吴主孙皓对祥瑞之说的迷信与对直言之士的暴虐形成鲜明反差。韦昭作为史官坚持 “文皇不登帝位当为传” 的史学原则，却因触怒君主而遭诛杀，凸显了封建皇权对文化学术的粗暴干预。孙皓强令群臣饮酒七升、酒后嘲弄公卿的行为，暴露了其自卑与暴虐交织的扭曲心理；而因爱姬夺民物被绳法，便用烧锯断陈声头颅的残酷手段泄愤，则将专制帝王的喜怒无常推向极致。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统治，不仅摧毁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更耗尽了东吴的民心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都出现了制度性的荒诞：西晋以 “追封邓艾孙辈” 的微小补偿试图掩盖司法不公，东吴则以 “封子弟十一王” 的分封手段强化集权，却都未能触及问题本质。邓艾案中 “朝廷无为之辨者” 的集体沉默，与东吴群臣在暴君面前的恐惧自保，反映出封建官僚体系中 “明哲保身” 的生存逻辑对正义追求的压制。段灼与韦昭的不同结局 —— 前者善言未被全纳却得以保全，后者因直笔被杀 —— 则印证了 “文死谏” 的悲壮与封建政治的无常。
历史总是在重复中演进，泰始九年的这些事件所揭示的权力制衡缺失、司法不公、皇权膨胀等问题，在后世王朝中反复出现。当制度无法保障正义实现，当权力凌驾于规则之上，即便有段灼式的仗义执言、韦昭式的史学坚守，也难以扭转个体命运与王朝走向的颓势。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在警示着权力监督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