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七年（公元271年，辛卯年）
开年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直接叛乱出塞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豫州刺史石鉴因为打击吴军时虚报首级数量，被皇帝下诏批了个狠的，直接被打发回家种地，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做官。
吴国人刁玄搞事情，瞎编谶文说“黄旗紫盖，出现在东南方向，最后能得天下的，是荆、扬之地的君主”，吴主居然信了。月底，吴主大张旗鼓出兵华里，带着太后、皇后还有后宫几千人，从牛渚往西进发。东观令华谮等人拼命劝，根本不听。结果路上遇到大雪，道路那叫一个泥泞难行，士兵们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百人一起拉一辆车，都快被冻死了，纷纷抱怨：“要是遇到敌人，直接倒戈算了。”吴主听说后，只能撤回去。晋朝这边，皇帝派义阳王望统领中军两万、骑兵三千驻扎在寿春防备，听说吴军退了，才作罢。
三月丙戌日，巨鹿元公裴秀去世。
四月，吴国交州刺史陶璜偷袭九真太守董元，把董元给杀了，杨稷就让手下将领王素接替董元的位置。
北地的胡人进犯金城，凉州刺史牵弘去征讨。没想到这些胡人集体叛变，和树机能一起在青山把牵弘包围了，牵弘最后兵败身亡。
之前大司马陈骞就跟皇帝说过：“胡烈、牵弘这俩人，光有勇没啥谋，还特别自负，根本不是安定边疆的料，早晚会给国家带来耻辱。”当时牵弘是扬州刺史，经常不听陈骞的命令，皇帝就觉得陈骞是因为跟牵弘不和才说他坏话，于是把牵弘召回来，没多久又让他当凉州刺史。陈骞只能暗自叹气，觉得肯定要出事。果然，这俩人搞得羌戎不和，最后兵败身死，朝廷连年征讨，好不容易才稳定局势，皇帝这才后悔。
五月，皇帝立皇子宪为城阳王。
辛丑日，义阳成王望去世。
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从文帝那会儿就备受宠信，大权在握。皇帝能当上太子，贾充出了不少力，所以皇帝对他更是宠信有加。贾充这人特会谄媚，和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冯紞等人结成死党，朝廷上下都讨厌他们。皇帝问侍中裴楷当前国家有啥问题，裴楷说：“陛下您登基后，天下都跟着您的指引走，为啥还比不上尧、舜呢？就是因为贾充这帮人还在朝廷里。应该任用天下贤能，一起治理国家，不能让人觉得您有私心。”侍中乐安任恺、河南尹颖川庾纯都和贾充不对付，贾充想把任恺调离皇帝身边，就推荐任恺忠诚可靠，适合去东宫任职。皇帝就让任恺当了太子少傅，不过还保留侍中的职位。正好树机能在秦、雍一带捣乱，皇帝很发愁，任恺就说：“得找个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去镇守安抚。”皇帝问：“谁合适呢？”任恺趁机推荐贾充，庾纯也跟着附和。秋天七月癸酉日，皇帝任命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的职位不变，贾充这下可愁坏了。
吴国大都督薛珝和陶璜等人率领十万大军一起攻打交趾，交趾城里粮食吃完了，援兵也没了，最后被吴国攻陷，杨稷、毛炅等人都被俘虏。陶璜欣赏毛炅勇猛，想留他一命，结果毛炅居然想杀陶璜，陶璜只好把他杀了。修则的儿子允，把毛炅剖腹挖肝，还问：“还能当贼不？”毛炅还大骂：“恨不能杀了孙皓，你爹就是个死狗！”王素想逃到南中，被吴国人抓住，九真、日南都投降了吴国。吴国大赦天下，任命陶璜为交州牧。陶璜又去讨伐夷獠，把州境都平定了。
八月丙申日，城阳王宪去世。
朝廷把益州南中四个郡分出来，设置了宁州。
九月，吴国司空孟仁去世。
冬天十月丁丑朔日，发生了日食。
十一月，刘猛进犯并州，被并州刺史刘钦等人击退。
贾充要去赴任了，公卿们在夕阳亭给他饯行。贾充偷偷问荀勖咋办，荀勖说：“您身为宰相，居然被一个人给拿捏住，多丢面儿啊！但这次要推辞确实难，只有和太子联姻，才能不推辞还能留下来。”贾充问：“这事儿托谁去说呢？”荀勖说：“我去试试。”然后荀勖就对冯紞说：“贾公要是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们就失势了。太子还没定亲呢，为啥不劝皇帝纳贾公的女儿呢？”冯紞觉得有道理。一开始，皇帝打算让卫瓘的女儿当太子妃，贾充的老婆郭槐贿赂杨皇后身边的人，让杨皇后去劝皇帝，想让自己女儿当太子妃。皇帝说：“卫公的女儿有五个优点，贾公的女儿有五个缺点：卫家种好，子女多，女儿长得漂亮、高挑又白皙；贾家的人善妒，子女少，女儿又丑又矮还黑。”但杨皇后坚持为贾充女儿求情，荀顗、荀勖、冯瓘也都说贾充女儿美若天仙，还特别有才德，皇帝最后就答应了。贾充也不用去赴任，继续留任原来的职位。
十二月，皇帝任命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郑袤坚决推辞不接受。
这一年，安乐思公刘禅去世。
吴国任命武昌都督广陵范慎为太尉，右将军司马丁奉去世。
吴国把第二年的年号改成凤凰。
【内核解读】
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的史事，集中展现了西晋与东吴两大政权在统治末期的矛盾激化与治理失序，其中的人物选择与政治博弈，为两国命运埋下了关键伏笔。
东吴：荒诞决策加速亡国倒计时
孙皓的统治已彻底沦为“荒诞剧”。刁玄伪造谶语“黄旗紫盖出东南”，竟让他坚信自己能统一天下，不顾大臣劝谏，强行率领太后、皇后及数千后宫西伐。这场闹剧最终因大雪受阻——士兵们在严寒中拉车，冻饿交加至“若遇敌便当倒戈”，才迫使孙皓退兵。这一事件暴露了东吴的三重危机：君主的愚昧自负、对民生的极端漠视、军队的厌战情绪。
而交趾战场的胜负更显讽刺：陶璜攻破交趾后，对降将毛炅施以酷刑，毛炅至死骂不绝口，反衬出东吴统治的残暴；反观西晋，虽未直接介入，却坐观东吴在南方的控制力因杀伐而瓦解。孙皓改元“凤凰”，试图以祥瑞粉饰太平，却掩盖不了内部腐朽的本质——从高层的迷信虚妄到基层的民怨沸腾，东吴的灭亡已进入倒计时。
西晋：权力博弈埋下隐忧
西晋的问题则藏在“制度表象”之下。石鉴虚报战功被罢黜，看似彰显法纪，却难掩官僚体系的虚伪；陈骞早已预言胡烈、牵弘“勇而无谋”，晋武帝却因个人偏见不予采纳，最终导致二人兵败身死，羌胡之乱愈演愈烈。这种“听不进谏言”的帝王心态，与孙皓的刚愎自用如出一辙，只是西晋凭借开国余威暂未爆发。
贾充集团的运作更具警示性。作为朝野厌恶的“巧谄”之徒，贾充因与皇室的特殊关系稳居高位，甚至能通过荀勖、冯紞的谋划，以“太子联姻”为由逃避外放。晋武帝明知贾女“五不可”（妒、少子、丑、短、黑），却在杨后与宠臣的游说下妥协，将太子婚姻沦为政治交易。这种“以私废公”的决策模式，不仅让裴楷“引贤人弘政道”的建议沦为空谈，更预示着西晋未来的权力斗争——贾南风（贾充之女）嫁入东宫，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直接导火索。
共性反思：统治的核心在“清醒”
无论是孙皓的“迷信误国”，还是晋武帝的“偏听失察”，本质上都是统治阶层失去“清醒认知”的表现。孙皓看不到民心向背，晋武帝摆不平私恩与国法，最终都让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滑行。而毛炅的刚烈、陈骞的远见、裴楷的直谏，虽闪现着理性光芒，却难以撼动权力结构的惯性。
这段历史证明：一个政权的衰亡，往往不是突然的崩塌，而是由无数次“明知故犯”的决策积累而成——对隐患的漠视、对私利的纵容、对忠言的排斥，最终会让看似稳固的统治，在某个临界点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