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庚申年）春天，发生旱灾。
越巂那边的蛮夷老是背叛蜀汉，还把太守给杀了。从那以后，太守都不敢去郡里办公，只能在安定县“远程办公”，这安定县离郡治可有八百多里地呢。蜀汉后主刘禅就让巴西人张嶷当越巂太守。张嶷这人挺有本事，又是安抚新归附的人，又是讨伐强横狡猾的家伙，蛮夷都怕他、服他，郡里就这么太平了，于是又搬回原来的郡治。
到了冬天，吴国闹饥荒。
正始二年（公元241年，辛酉年）春天，吴国打算攻打魏国。零陵太守殷札跟吴主孙权说：“现在老天都不帮曹家了，各种灾祸、诛杀不断，正是争天下的好时候，可曹家却是个小屁孩当家。陛下您亲自带兵出征，趁乱灭掉魏国，应该把荆州、扬州的人都动员起来，身强体壮的拿上武器打仗，身体弱些的负责后勤运输。再命令西边的益州出兵到陇右，给诸葛瑾、朱然大军，直接攻打襄阳，陆逊、朱桓另外去征讨寿春，陛下您御驾亲征到淮阳，经过青州、徐州。这样一来，襄阳、寿春被两面夹击，忙得焦头烂额，长安以西又得全力抵御蜀军，许昌、洛阳的魏军肯定得分散兵力，咱们几路军队配合进攻，魏国老百姓说不定还会在内部响应咱们。要是他们将领应对不当，有一路军队打败仗，那其他三路军队估计就得军心大乱。咱们就可以整顿装备，一路攻城略地，乘胜追击，平定华夏。要是不倾巢出动，还像以前那样小打小闹，那就没啥大作用，还容易老是败退，士兵疲惫，威风扫地，时间一长，力气都没了，这可不是好办法。”但孙权没听他的。
夏天四月，吴国全琮去攻打淮南，还把芍陂的水给决了，诸葛恪进攻六安，朱然包围樊城，诸葛瑾攻打柤中。魏国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跟全琮在芍陂干了一仗，全琮吃了败仗跑路了。荆州刺史胡质带着轻装部队去救樊城，有人说：“敌人太猛，别往前冲啊。”胡质说：“樊城城墙不高，兵力又少，咱们必须得去当外援，不然就危险了。”于是带兵靠近包围圈，樊城里面的人才安心。
五月，吴国太子孙登挂了。
这时候吴国军队还在荆州呢，太傅司马懿说：“柤中有十万百姓和蛮夷，在汉水南岸，没个主心骨，樊城被围攻，好几个月都没解围，这情况很危急啊，我得亲自去征讨。”六月，司马懿带着各路军队去救樊城，吴国军队听说后，晚上就偷偷溜了。司马懿一路追到三州口，收获颇丰才回来。
闰月，吴国大将军诸葛瑾去世。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之前已经封侯了，孙权就让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继承爵位，掌管军事，驻守公安。
蜀汉大司马蒋琬觉得诸葛亮好几次从秦川出兵，道路艰险，运粮困难，最后也没成功。就想着多造些船，从汉水、沔水顺流东下，去偷袭魏国的魏兴、上庸。结果不巧，老毛病犯了，一直没能成行。蜀汉的人都觉得这事儿要是搞不定，回来的路可不好走，不是个长久之计。后主刘禅就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人去传达旨意。蒋琬就上书说：“现在魏国占据天下九州，势力盘根错节，想一下子消灭不容易。要是咱们和吴国东西两边一起使劲，相互配合，就算不能马上实现目标，也能慢慢蚕食它，先把它的小喽啰给收拾了。但吴国那边老是变卦，好几次都没按计划来。我就和费祎等人商量，凉州是胡人边塞的关键地方，进可攻退可守，而且羌人、胡人心里盼着归附蜀汉都快盼疯了，应该让姜维当凉州刺史。要是姜维出征，控制住河右地区，我就带兵给他当后援。现在涪城水路、陆路四通八达，有紧急情况能马上响应，要是东北方向出了事，赶过去也不难，所以我请求把军队调到涪城驻扎。”后主刘禅同意了。
魏国朝廷想在扬州、豫州之间开垦农田、储备粮食，就让尚书郎汝南人邓艾去陈县、项县以东到寿春一带考察。邓艾认为：“以前曹操打败黄巾军后，就搞起了屯田，在许都积蓄粮食，以此控制四方。现在魏、蜀、吴三国，其他三边基本稳定了，关键就在淮南这边。每次大军出征，运输粮草的兵力就得占一半还多，耗费巨大。陈县、蔡县之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可以把许昌附近的一些稻田合并，让水流往东，在淮北驻扎两万人，淮南驻扎三万人，十分之二的人轮休，这样随时都有四万人一边种田一边防守；再多多开凿河渠，增加灌溉，疏通漕运。算下来，除去各种费用，每年能收获五百万斛粮食作为军粮，六七年时间，就能在淮河一带储备三千万斛粮食，这够十万大军吃五年了。凭借这些去攻打吴国，肯定能赢。”太傅司马懿觉得这主意不错。这一年，开始大规模开凿漕渠，以后每次东南方向有战事，大军出动，乘船就能顺流而下，直达长江、淮河，物资粮食都有储备，还不用担心水患。
这一年，管宁也去世了。管宁这人，名声和品行那叫一个高洁，远远看着，感觉这人高不可攀，一接触，又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他还能通过具体的事引导别人做好事，大家都被他感化。他去世的时候，不管认不认识他的人，听说后都忍不住叹气。
评论
这段史料展现了三国中后期魏、蜀、吴三方的战略博弈与势力消长，其中的人物决策与历史细节，折射出乱世中各方的生存逻辑与时代局限：
蜀汉：在坚守与调整中挣扎
张嶷治理越巂的成功，体现了蜀汉对边疆治理的务实策略——以“招慰新附+诛讨强猾”的刚柔并济手段稳定后方，为北伐减少牵制。而蒋琬的战略调整则暴露了蜀汉的困境：诸葛亮多次北伐秦川因“道险运难”无果，蒋琬试图改走水路袭取魏兴、上庸，却因“还路难”遭朝野质疑，最终转向以姜维经营凉州、自己屯兵涪城的保守策略。这种调整虽规避了风险，却也反映出蜀汉国力有限、难以承担大规模冒险的现实，从主动进攻逐渐转向以守待变。
东吴：战略分歧与错失的机会
殷札的献策堪称东吴版“隆中对”，其核心是集中全国之力，联动蜀汉从西线、中线、东线同时北伐，利用曹魏“幼童涖事”的动荡期一举破局。但孙权未能采纳，最终只派偏师发动局部进攻，结果在芍陂、樊城等地接连受挫。这种“循前轻举”的保守策略，暴露了东吴高层的战略短视：既想北伐获利，又不愿承担倾国而出的风险，最终陷入“民疲威消”的恶性循环。此外，诸葛瑾去世、太子登夭折，也为东吴后续的权力动荡埋下伏笔。
曹魏：以稳守应对被动，以基建谋长远
面对东吴的多路进攻，曹魏的应对体现了成熟的军事体系：胡质冒险救援樊城，司马懿亲自督师击退吴军，展现了前线将领的决断与中枢的调度能力。而邓艾的屯田策更具长远眼光——通过在淮南、淮北大规模屯田，既解决了军粮运输难题，又为日后伐吴积累了战略资本。这种“以守为攻”的思路，依托曹魏的国力优势，通过基建（广开漕渠）和后勤建设稳步增强实力，与吴蜀的消耗战形成鲜明对比，为后来的统一埋下伏笔。
人物群像中的时代底色
张嶷的强硬与怀柔并施，印证了乱世中边疆治理“恩威并济”的有效性；
管宁的“名行高洁”被天下嗟叹，反映出乱世中人们对道德标杆的精神寄托；
蒋琬、殷札的战略构想与现实的冲突，则揭示了理想与国力、决策层认知之间的鸿沟。
这段历史的核心矛盾在于：吴蜀试图以弱势联手打破曹魏的优势，却因内部决策分歧、国力限制屡屡错失机会；而曹魏凭借体量优势，以稳健的防御和基建逐步巩固霸权，三国的最终走向已初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