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日，曹丕派太常邢贞带着策书去封孙权为吴王，还赐给他九锡。刘晔说：“这可不行啊。先帝四处征伐，天下十成地盘占了八成，那威名可是震慑海内；陛下接受禅让成为真正的皇帝，德行和天地相合，名声传到四方。孙权虽说有点本事，可之前也就是汉朝的骠骑将军、南昌侯罢了，官职不高，势力也不算大。东吴的老百姓心里还是害怕咱们魏国，不可能硬拉着他们跟咱们一起谋划大事。咱们不得已接受他投降，最多给他提升一下将军名号，封个十万户侯就差不多了，可不能马上封他为王。这王的位置离天子就差那么一点点，一旦封王，各种礼仪、等级、服饰啥的就容易乱套。他要是一直只是个侯，那东吴的老百姓和他还没有那种君臣之间的严格名分。咱们要是轻信他的假投降，还去扶持他，给他提高地位、名号，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这就好比给老虎插上翅膀啊。孙权要是接受了王位，等打退蜀国的军队后，对外会对咱们魏国表现得毕恭毕敬，让东吴全国人都知道，对内却会故意做出无礼的事来激怒陛下；陛下要是气得大发雷霆，发兵去讨伐他，他就慢悠悠地跟他的老百姓说：‘我诚心归附魏国，不吝惜珍贵的财宝，按时进贡，从来不敢违背做臣子的礼节，可魏国却无缘无故来打咱们，肯定是想灭掉咱们国家，把咱们的老百姓抓去当奴仆婢妾。’东吴的老百姓没理由不相信他这话。一旦相信了，又被激怒，上下齐心，打起仗来战斗力能增强十倍。”曹丕还是不听刘晔的。将领们因为东吴归附了，心里都松懈下来，只有征南大将军夏侯尚还在加强进攻和防守的准备。山阳有个叫曹伟的，一直以来有点才名，听说东吴向魏国称臣，就以平民的身份给吴王孙权写信，想求点贿赂，还打算通过这事和京城的人结交，曹丕知道后就把他杀了。
东吴这边开始在武昌修筑城墙。
一开始，曹丕想让杨彪当太尉，杨彪推辞说：“我曾经在汉朝做过三公，赶上世道衰落混乱，也没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要是现在再当魏国的臣子，对国家的人才选拔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曹丕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冬天十月己亥日，公卿们初一上朝，曹丕特意把杨彪也请来了，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招待他。赐给他延年杖、凭几，让他穿着布单衣、戴着皮弁来朝见；封他为光禄大夫，俸禄是中二千石；朝见的时候，位置排在三公之后；又下令在他门前设置行马，安排吏卒，以此来优待尊崇他。杨彪八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了。
因为粮食价格贵，魏国停止使用五铢钱。
凉州卢水胡的治元多等人造反，河西地区被搅得大乱。曹丕把邹岐召回，任命京兆尹张既为凉州刺史，还派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人随后支援。胡人七千多骑兵在鹯阴口迎面阻拦张既，张既放出风声说军队要从鹯阴进军，却偷偷从且次出兵到了武威。胡人都觉得他神了，赶紧退回到显美。等张既已经占据武威，费曜才赶到，夏侯儒等人还没到。张既犒劳赏赐将士，打算进军攻打胡人，将领们都说：“士兵们都累了，敌人却士气正旺，现在很难跟他们正面硬刚。”张既说：“现在咱们军中没有现成的粮食，只能靠从敌人那里获取。要是敌人看到咱们的军队会合了，就退到深山里躲起来，咱们去追，道路艰险，士兵还会又饿又累，咱们要是撤兵，他们又会出来骚扰抢劫，这样下去，这仗就没完没了，这就是所谓的一旦放走敌人，几代人都得遭殃啊。”于是就向显美进军。十一月，几千胡骑趁着大风想放火烧掉军营，将士们都很害怕。张既夜里埋伏了三千精锐士兵，让参军成公英带着一千多骑兵去挑战，还下令让他们假装败退。胡人果然争着追上来，张既趁机发动伏兵截断他们的后路，前后夹击，把胡人打得大败，斩杀和俘虏的人数以万计，河西地区全部平定。后来西平的麹光造反，杀了当地郡守。将领们又想攻打，张既说：“只有麹光等人造反，郡里的其他人不一定都跟着他。要是咱们马上就派兵过去，那些官员、百姓，还有羌人、胡人，肯定会觉得国家不分青红皂白，这样反而会让他们抱成一团，这就又给老虎插上翅膀了。麹光等人想依靠羌人、胡人做援兵，咱们现在先让羌人、胡人去攻击他们，用丰厚的奖赏招募他们，抢到的东西都给他们。这样一来，对外能削弱麹光的势力，对内能离间他们的关系，肯定不用打仗就能平定叛乱。”于是就发布檄文告知各个羌人部落，被麹光等人连累的人可以原谅，能砍下贼军首领脑袋送来的，会加以封赏。很快，麹光的部下就砍下麹光的脑袋送来，其他的人也都像以前一样安定生活。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魏文帝曹丕登基初期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一系列决策与博弈，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权力平衡与人性考量，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对吴策略的核心争议中，刘晔的谏言堪称战略远见的典范。他精准指出 \"王位去天子一阶耳\" 的政治敏感性，深刻洞察到孙权称臣背后的权谋算计 —— 通过接受王爵既巩固内部君臣关系，又能在未来反目时占据道德制高点。这种对政治符号价值的精准把握，揭示了古代 \"名器\" 背后的权力逻辑：爵位不仅是荣誉象征，更是定义政治秩序、塑造民心向背的工具。可惜曹丕未能采纳这一建议，为后来的吴魏关系埋下隐患。而夏侯尚 \"益修攻守之备\" 的清醒，与其他将领 \"意皆纵缓\" 的对比，更凸显了军事斗争中保持战略警惕的重要性。
杨彪的辞官事件则折射出改朝换代之际的伦理困境。这位汉朝三公以 \"不为魏臣\" 的坚守，维护了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气节；而曹丕 \"待以客礼\" 的优崇，既展现了新政权对前朝遗老的怀柔姿态，也暗含着通过尊崇旧道德来巩固新秩序的政治智慧。这种 \"以客礼待遗臣\" 的做法，成为后世政权处理新旧交替问题的经典范式，体现了权力更迭中柔性治理的必要性。
经济层面 \"以谷贵罢五铢钱\" 的决策，反映了古代政权应对通货膨胀的朴素尝试。当粮食危机与货币流通产生矛盾时，统治者选择暂时回归实物经济，虽属无奈之举，却也暴露了古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一事件提醒我们，经济政策必须与民生实际相匹配，脱离现实的货币制度难以维系。
凉州平叛则充分展现了张既的军事智慧。面对卢水胡的叛乱，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奇袭武威，又通过 \"因敌为资\" 的后勤策略解决补给难题，更在平定后运用分化瓦解的政治手段，通过悬赏离间叛军与羌胡的联盟。这种 \"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 的治理模式，证明了边疆治理中 \"剿抚并用\" 的有效性。特别是他提出的 \"外沮其势，内离其交\" 策略，将心理战与实际作战相结合，堪称古代边疆治理的经典案例。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能清晰看到：政治决策的得失往往取决于对人性、权力与利益关系的深刻理解。曹丕在对吴政策上的短视、在凉州问题上的用人得当、在对待遗老问题上的柔性处理，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的治国图景。而刘晔的战略预见、张既的军事才能、杨彪的气节坚守，则让这段历史充满了人性光辉与智慧启迪。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能为我们理解权力运作、治理逻辑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