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吉邈等人带着一千多手下，在夜里攻打王必，火烧他的营门，还射中了王必的肩膀，王必的帐下督扶着他逃到南城。天亮的时候，吉邈等人的队伍溃散，王必和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一起出兵讨伐，斩杀了吉邈等人。
三月，东方出现了彗星。
曹洪准备攻打吴兰，张飞驻军在固山，放话要截断曹军后路，这让曹洪这边众人的讨论产生了疑虑。骑都尉曹休说：“敌人要是真打算断咱们后路，就该悄悄设伏行军。现在却先大张声势，很明显他们做不到。咱们应该趁他们还没集结好，赶紧攻打吴兰。吴兰一破，张飞自然就会退兵。”曹洪听从了曹休的建议，进军攻打，打败了吴兰，并将其斩杀。三月，张飞和马超退兵。曹休是魏王曹操同族兄弟的儿子。
夏天，四月，代郡、上谷的乌桓族首领无臣氐等人造反。在这之前，魏王曹操把代郡太守裴潜召回，任命为丞相理曹掾。曹操称赞裴潜治理代郡的功绩，裴潜却说：“我对百姓虽然宽厚，但对那些胡人比较严厉。现在接替我的人肯定觉得我治理太严，从而对胡人采取宽惠的政策。那些胡人向来骄横放纵，过于宽厚他们就会松懈；松懈之后，又要用法律去约束他们，这就会引发他们的怨恨和反叛。从形势上看，代郡肯定会再次叛乱。”曹操听后，很后悔这么快就把裴潜调回来了。果然，几十天后，三个单于反叛的消息就传来了。曹操让他的儿子鄢陵侯曹彰暂任骁骑将军，去讨伐叛军。曹彰年少时就擅长射箭驾车，体力过人。曹操告诫曹彰说：“在家我们是父子，接受任务后就是君臣，一举一动都要按王法行事，你一定要记住！”
刘备驻军在阳平关，夏侯渊、张合、徐晃等人在这里和他对峙。刘备派将领陈式等人去截断马鸣阁道，被徐晃打败。张合驻军在广石，刘备攻打他但没能攻克，就赶紧写信回益州调兵。诸葛亮就这件事询问犍为从事杨洪，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关乎益州的存亡。要是没了汉中，也就没了蜀地，这是家门口的大祸啊，发兵救援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当时法正跟随刘备北征，诸葛亮于是上表让杨洪兼任蜀郡太守；杨洪把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很好，之后就正式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当初，犍为太守李严征召杨洪为功曹，李严还没离开犍为，杨洪就已经当上蜀郡太守了；杨洪又举荐门下书佐何祗，说他有才能谋略，杨洪还在蜀郡任职时，何祗就已经当上广汉太守了。因此，蜀地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
秋天，七月，魏王曹操亲自率军攻打刘备；九月，曹操到达长安。
曹彰攻打代郡的乌桓，亲自上阵拼杀，铠甲上中了好几箭，但他斗志更加昂扬。他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桑干河以北，把乌桓打得大败，斩杀和俘虏的敌人数以千计。当时鲜卑族首领轲比能带着几万骑兵在一旁观望双方强弱，看到曹彰奋力作战，所到之处敌人都被击破，就请求归降，北方就此全部平定。
南阳的官吏和百姓被徭役折磨得苦不堪言。冬天，十月，宛城的守将侯音造反。南阳太守东里衮和功曹应余突围逃了出来；侯音派骑兵追击，箭如雨下，应余用身体护住东里衮，身上受了七处伤后死去，侯音的骑兵抓住东里衮带回城中。当时征南将军曹仁驻军在樊城，镇守荆州，魏王曹操命令曹仁回去讨伐侯音。功曹宗子卿劝说侯音：“您顺应民心，发动大事，远近的人无不响应。但抓住太守，有悖道义又没好处，为什么不把他放了呢？”侯音听从了他的建议。宗子卿趁夜越城而出，与太守召集剩余百姓包围侯音，恰好曹仁的军队赶到，一起发起攻击。
评论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是三国纷争中波澜迭起的一年，这一年里，各方势力的交锋不仅展现了军事谋略的碰撞，更暗藏着治理智慧的较量。从朝堂到战场，从内政到边患，每一个事件都折射出乱世中生存与发展的残酷逻辑。
年初的吉邈叛乱虽规模不大，却揭示了曹魏内部暗流涌动的政治危机。王必遇袭事件表明，即便在曹操势力看似稳固的区域，仍有反对力量伺机而动，这场短暂的叛乱虽被迅速平定，但也为曹魏的统治敲响了警钟 —— 权力的巩固需要持续的警惕与治理。
三月的军事交锋中，曹休的决断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面对张飞 “声言断后” 的疑兵之计，曹休透过表象直击本质，指出敌军 “先张声势” 的破绽，主张速攻吴兰。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优秀将领对战场态势的敏锐洞察力，更印证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的军事哲理。曹洪采纳其建议后迅速击破吴兰，迫使张飞、马超撤退，充分说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果断的判断力往往比兵力优势更具决定性作用。
代郡乌桓的叛乱则深刻反映了边疆治理的复杂性。裴潜离任前的预警精准预见了政策摇摆可能引发的危机，他提出的 “宽于百姓而峻于诸胡” 的治理理念，揭示了边疆民族治理中刚柔平衡的重要性。曹操因急于调回裴潜而导致叛乱再起，这一教训警示后世：边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远比短期的人事调整更为重要。曹彰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身先士卒、带伤奋战的勇猛表现，既展现了曹魏宗室子弟的军事素养，也体现了曹操 “动以王法从事” 的治军理念在实战中的落实。
刘备与夏侯渊的阳平关对峙，成为检验蜀汉内政效率的试金石。杨洪 “若无汉中，则无蜀矣” 的论断，精准点出汉中对于益州的战略价值，这种清醒的战略认知为蜀汉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诸葛亮在紧急情况下的人事调配尤为值得称道，他破格提拔杨洪、何祗等人才，展现了 “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用人智慧。西土百姓对诸葛亮 “能尽时人之器用” 的信服，不仅源于其识人善任的能力，更体现了蜀汉政权在危机时刻高效的行政运转体系。
曹操亲赴长安督战与曹仁征讨侯音叛乱，则从侧面反映了曹魏多线作战的战略压力。侯音叛乱因徭役繁重而起，说明长期的战争消耗已对曹魏统治区的民生造成影响，这也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曹仁平叛过程中，功曹应余以身护主的忠义之举与宗子卿的临机应变，共同构成了乱世中人性的多面图景。
纵观建安二十三年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军事交锋中的谋略比拼，还是内政治理中的经验教训，都凸显了三国时期人才、战略与治理能力对政权兴衰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历史片段不仅记录了具体的战争与政策，更蕴含着关于决策艺术、人才任用与边疆治理的深刻智慧，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