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五十八，从公元209年（己丑年）到公元213年（癸巳年），共五年。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己丑年）
春天，三月，曹操的军队抵达谯县。
孙权围攻合肥，过了很久都没攻下来。孙权打算亲自率领轻骑兵去突袭敌人，长史张纮劝说道：“打仗这事儿啊，兵器都是凶器，战斗更是危险的事。现在您仗着自己年轻气盛，轻视强大凶狠的敌人，全军上下，没有人不为此提心吊胆的。就算您能杀敌斩将、拔取敌旗，在战场上威风八面，可这是副将该干的事儿，不是主将应该做的呀。希望您能克制像孟贲、夏育那样的匹夫之勇，胸怀称霸称王的大计。”孙权这才打消了念头。曹操派将军张喜带兵去解合肥之围，过了好久还没到。扬州别驾楚国人蒋济悄悄向刺史建议，伪造一封张喜的书信，说四万步兵和骑兵已经到了雩娄，还派主簿去迎接张喜。安排三批人带着这封信去告诉城中的守将，其中一批人成功入城，另外两批被孙权的士兵截获。孙权信以为真，急忙烧掉围城的营寨，撤兵离开了。
秋天，七月，曹操率领水军从涡水进入淮河，再从肥水出来，驻军在合肥，还开凿芍陂，组织士兵屯田。
冬天，十月，荆州发生地震。
十二月，曹操的军队回到谯县。
庐江人陈兰、梅成占据灊县、六县发动叛乱，曹操派荡寇将军张辽前去讨伐，将他们斩杀；并让张辽和乐进、李典等人率领七千多人驻守合肥。
周瑜攻打曹仁，打了一年多，双方伤亡都很大，最后曹仁弃城逃走。孙权任命周瑜兼任南郡太守，驻军江陵；程普兼任江夏太守，治所设在沙羡；吕范兼任彭泽太守；吕蒙任寻阳县令。刘备上表，奏请朝廷任命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兼任徐州牧。正好刘琦去世，孙权就让刘备兼任荆州牧，周瑜还把长江南岸的土地分给刘备。刘备在油口建立营地，并把它改名为公安。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孙权的妹妹才思敏捷、性格刚猛，有她几位兄长的风范，身边有一百多个侍婢，都手持刀剑侍立两旁，刘备每次进入内室，心里都直发怵。
曹操暗中派九江人蒋干去劝说周瑜投降。蒋干凭借出色的口才在江淮一带独树一帜，他穿着普通的衣服，戴着葛布头巾，装作是私下出行，去见周瑜。周瑜出门迎接他，一见面就说：“子翼，你可真是不辞辛苦，不远千里渡过江河，是来替曹操当说客的吧？”接着就带着蒋干，一起巡视军营，参观完仓库、军备物资、武器装备后，回来设宴饮酒，还把侍者的服饰、珍贵的玩物展示给蒋干看。周瑜对蒋干说：“男子汉活在世上，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在外遵循君臣的大义，在内如同骨肉般亲密，我说的话、提的计策都能被采纳，祸福与共，就算苏秦、张仪重生，又怎么能改变我的心意呢？”蒋干只是笑笑，始终没提劝降的事。回去后，蒋干向曹操汇报，称赞周瑜气度不凡、情趣高雅，不是言辞能离间得了的。
丞相掾和洽对曹操说：“天下的人，才能和品德各有不同，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节俭朴素要是过了头，用来要求自己还可以，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可能就会错失很多人才。如今朝廷里有一种风气，官员要是穿着新衣服、乘坐好车，就被认为不清廉；要是不注重仪表修饰、衣服破旧，就被认为廉洁。以至于士大夫们故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把车马服饰都藏起来；朝廷里的大官，有的甚至自己提着饭盒去官府办公。树立教化、观察风俗，贵在秉持中庸之道，这样才能长久。现在推崇一种让人难以做到的行为标准，来约束各种各样的人，勉强去做，肯定会疲惫不堪。古代的重大教化，关键在于顺应人情事理。凡是那些偏激怪异的行为，往往容易隐藏虚伪。”曹操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评论
建安十四年的历史进程，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军事与政治画卷，在魏蜀吴三方的角力中徐徐展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乱世之中的谋略与格局。
在合肥之战的博弈中，孙权的冲动与张纮的冷静形成鲜明对比。张纮 “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 的谏言，点出了主将与偏将的本质区别 —— 主将的价值不在于逞匹夫之勇，而在于运筹帷幄的全局思维。这场心理战的转折点，在于蒋济的伪信之计。四份援军的虚假情报，通过 “一部入城、二部被截” 的巧妙设计，精准击中了孙权久攻不下的焦虑心理，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以信息差制造战略误判的智慧，成为冷兵器时代心理战的经典范例。
曹操在这一年的军事部署则体现出稳扎稳打的战略定力。从三月驻军谯县，到七月引水军入淮、开芍陂屯田，再到十二月回师谯县，一系列动作围绕合肥形成战略闭环。芍陂屯田的决策极具远见，通过军事与农业的结合，将合肥从单纯的军事据点升级为兼具防御与补给功能的战略枢纽，为后续对吴作战奠定物质基础。而张辽讨平陈兰、梅成叛乱后，与乐进、李典屯守合肥的安排，更凸显出曹操对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视。
荆州战场的局势演变深刻影响着三国格局的走向。周瑜历时一年苦战击退曹仁，不仅扩大了孙权在荆州的势力范围，更通过南郡、江夏等地的分封，构建起东吴的西部防御体系。刘备则借刘琦之死顺势接管荆州牧，屯兵公安的举措既巩固了自身势力，也为日后 “借荆州” 埋下伏笔。孙权以妹联姻的政治操作，表面是巩固联盟，实则暗藏玄机 —— 那位 “才捷刚猛” 的孙夫人与持刀侍婢的威慑场景，生动揭示了政治联姻背后的紧张关系，也暗示着孙刘联盟的脆弱性。
周瑜拒蒋干说降的典故，成为忠义品格的千古绝唱。面对蒋干的游说，周瑜没有疾言厉色的驳斥，而是通过展示军事实力、倾诉君臣相知之情，以 “苏、张复生不能移其意” 的决绝态度，彰显了乱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追求。蒋干最终 “称瑜雅量高致” 的评价，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更反衬出曹操试图离间孙吴核心关系的失败。
和洽向曹操提出的人才观，在乱世中具有特殊意义。他反对以 “衣裘敝坏” 作为廉洁标准的极端做法，主张 “贵处中庸”“通人情” 的用人原则，实则触及了人才选拔的本质问题 —— 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必然导致虚伪盛行。曹操对这一建议的认可，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务实精神，这种兼容并蓄的人才理念，正是曹魏能够在北方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建安十四年的历史片段，无论是军事攻防中的心理博弈，还是政治联盟中的利益权衡，亦或是人才选拔中的理念碰撞，都清晰展现了三国时代的核心特质：在乱世的洪流中，谋略、格局与人心的较量，始终决定着历史的走向。每一个决策的背后，都暗藏着对时势的判断与对未来的规划，而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正悄然勾勒出三国鼎立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