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人襄楷到皇宫前上书说：“我听说老天爷虽然不说话，但会通过天文现象来传达旨意、施行教化。我暗中观察到太微、天廷五帝星座的位置，金、火这两颗代表惩罚的星星在其中闪耀光芒，按照星象占卜，这对天子来说是凶险的预兆；而且这两颗星同时进入房宿和心宿区域，按照星象的说法，这意味着天子会没有继承人。前年冬天极其寒冷，鸟兽被冻死，鱼鳖也遭了殃，城墙边的竹子和柏树的叶子都有受伤枯萎的。我听老师说：‘柏树受伤、竹子枯萎，不出两年，天子就会有灾祸。’今年从春天到夏天，连续出现霜雹、大雨、雷电，这是有人作威作福、刑罚严苛急切所导致的感应啊。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一心想要铲除奸邪之人，他们所惩处的，都是符合百姓心意的。然而陛下却听信宦官的诬陷，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查和逮捕。三公上书为刘瓆等人求情，陛下不仅不采纳，反而严厉斥责他们，这样一来，那些忧心国事的大臣，恐怕都要闭嘴不敢说话了。我听说杀害无罪的人、诛杀贤能的人，灾祸会延续到三代。自从陛下即位以来，频繁施行诛杀惩罚，梁氏、寇氏、孙氏、邓氏等家族都被灭族，受牵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李云上书进谏，这是英明的君主不应该忌讳的；杜众甘愿赴死，是希望能让圣明的朝廷有所感悟；但他们不仅没有得到赦免，反而都被杀害，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冤屈，自汉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拒绝谏言、诛杀贤能，用刑如此严酷的。以前周文王只有一个妻子，却生下十个儿子；如今宫中宫女有数千人，却没听说有多少生育的喜讯，陛下应该修养德行、减轻刑罚，以增加子孙繁衍的福气。据考察，自春秋以来，直到古代的帝王时期，都没有出现过黄河水变清的情况。我认为黄河象征着诸侯的地位。水清澈属阳，水浑浊属阴。黄河本应是浑浊的却反而变清，这意味着阴想变成阳，也就是诸侯想要称帝。京房的《易传》说：‘黄河水变清，天下就会太平。’如今天现怪异天象，地出不祥之物，人间又有瘟疫，这三种情况同时出现，却又有黄河水变清的现象，就如同春秋时期麒麟不应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把它当作怪异之事记录下来。希望陛下能抽出空闲时间，让我把话说完。”奏章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
过了十几天，襄楷又上书说：“我听说殷纣王喜好女色，所以妲己出现了；叶公喜欢龙，结果真龙来到了他的庭院。如今黄门、常侍这些受过宫刑的人，陛下对他们的宠爱超过常人，可至今没有皇子诞生的征兆，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又听说宫中设立了黄帝、老子以及佛教的祠庙，这些教义崇尚清虚无为，珍爱生命、厌恶杀戮，提倡减少欲望、去除奢侈。可如今陛下欲望不除，杀戮惩罚又超出常理，既违背了这些教义，又怎么能获得福运呢？佛教徒不在同一棵桑树下连续住宿三晚，是不想长久地产生感情，这是多么专注啊；他们如此坚守一心，才能修成正果。而如今陛下身边美女如云，尽享天下的艳丽之色，吃着各种美味佳肴，尝遍天下的滋味，又怎么能做到像黄帝、老子所倡导的那样呢！”奏书上呈后，皇帝立刻召襄楷进宫，让尚书询问他上书的情况。襄楷说：“古代本来没有宦官，汉武帝末年多次到后宫游玩，才开始设置宦官。”尚书秉承皇帝的旨意，上奏说：“襄楷言辞和道理都不正当，违背经典和技艺，假借星宿的说法，编造符合自己心意的内容，欺骗皇上、蒙蔽事实，请让司隶依法惩处襄楷，把他逮捕送到洛阳监狱。”皇帝认为襄楷的话虽然激烈，但说的都是天文星象方面的事，所以没有杀他；不过还是按照司寇的刑罚标准来处置他。从永平年间以来，虽然有臣民学习佛教，但天子并不喜好；到了陛下这里，才开始特别喜好，还经常亲自祈祷祭祀，因此佛教逐渐兴盛，所以襄楷才提到这些。
符节令汝南人蔡衍、议郎刘瑜上表营救成瑨、刘瓆，言辞非常激烈，他们也因此被免官。成瑨、刘瓆最终死在狱中。成瑨、刘瓆向来刚正不阿，精通经学，在当时很有名望，所以天下人都为他们感到惋惜。岑晊、张牧则逃跑后得以幸免。岑晊逃亡的时候，亲友们都争着收留他；只有贾彪关着门不接纳，当时的人都埋怨他。贾彪说：“俗话说‘看准时机行动，不要连累后人。’公孝（岑晊字公孝）为了要挟君主而引发事端，这是他自己招来的灾祸，到了这种时候都不能拿起武器去帮助他，难道还能收留隐藏他吗！”于是大家都佩服他的裁断公正。贾彪曾经担任新息县长官，当地百姓贫困，很多人不愿意养育孩子；贾彪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不养育孩子和杀人同罪。城南有人抢劫害人，城北有个妇人杀了自己的孩子。贾彪出去调查，下属想带他去城南，贾彪生气地说：“贼寇害人，这是常见的事；但母子相残，这是违背天理人道的！”于是驾车前往城北，查办了那妇人的罪行。城南的盗贼听说后，也绑着自己前来自首。几年间，百姓养育孩子的人数以千计。大家都说：“这是贾父让我们生的孩子。”都给孩子取名为贾。
河内人张成，擅长风角之术，推算占卜后认为会有大赦，就教唆儿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将其逮捕，不久后张成的儿子因为遇到大赦而被释放；李膺更加愤怒，最终还是查办并杀了他。张成向来凭借方术与宦官交往，皇帝也常向他询问占卜之事；宦官就教唆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告发“李膺等人豢养太学里的游士，与各郡的学生相互勾结，往来奔走，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于是皇帝大为震怒，向各郡国发布命令，逮捕党人，并向天下宣告，让大家一起痛恨这些人。案件经过三公府，太尉陈蕃拒绝受理，说：“如今要查办的人，都是在国内享有声誉、忧心国事、忠诚奉公的大臣，这样的人就算犯了罪，十代都应该赦免，哪有罪名还不明确就逮捕拷打的道理呢！”他不肯签署同意逮捕的文书。皇帝更加生气，于是将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监狱，供词牵连到的人，有太仆颍川人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寔、范滂等人，一共二百多人。有些人逃跑没被抓到，朝廷就悬赏捉拿，派出的使者到处都是。陈寔说：“我要是不去坐牢，大家就没有依靠了。”于是自己前往监狱请求囚禁。范滂到了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无罪，会在天帝面前为我申辩；如果我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众人听了这话，也就不再祭祀了。陈蕃又上书极力劝谏，皇帝忌讳他言辞过于急切，就以陈蕃征召的人不合适为借口，罢免了他的官职。
当时因党人案被牵连逮捕的，都是天下有名的贤能之士，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是西州的豪杰，以自己没被牵连为耻，于是主动上书说：“我之前举荐已故大司农张奂，这算是依附党人。另外，我从前被判处到左校署服劳役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为我申诉，这表明我被党人所依附，我也应该受到牵连治罪。”朝廷知道了这件事，却没有追究。杜密向来与李膺的名声和品行相当，当时的人把他们并称为“李、杜”，所以两人同时被关押。杜密曾经担任北海相，在春天巡视的时候，到了高密，看到郑玄担任乡啬夫，知道他是个有特殊才能的人，就征召他到郡里任职，还送他去学习，郑玄最终成为大儒。后来杜密辞官回家，每次拜见郡守、县令，经常会有所建议和托付。同郡的刘胜，也从蜀郡辞官回到家乡，闭门不出，不与外界往来。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刘胜字季陵）是个清高的人，公卿们大多举荐他。”杜密知道王昱是在刺激自己，就回答说：“刘胜身为大夫，享受上宾的礼遇，却知道好人不举荐，听到坏事也不说话，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只为自己考虑，像寒蝉一样一声不吭，这是有罪的人。如今对于那些有志气、努力践行道义的贤能之人，我杜密举荐他们；对于那些违背道义、丧失气节的人，我杜密检举他们，让您赏罚得当，美名远扬，这难道不好吗！”王昱听了感到惭愧并信服，对待杜密更加优厚。
九月，任命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司空刘茂被免职。
冬天十二月，任命光禄勋汝南人宣酆为司空。
任命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窦武在任期间，征召了很多有名的士人，自身清正廉洁，嫉恶如仇，不接受送礼贿赂。妻子儿女的衣食仅仅够维持生活而已。得到两宫的赏赐，他都全部散发给太学的学生以及施舍给贫民。因此众人都赞誉他。
匈奴和乌桓听说张奂来了，都相继投降，一共有二十万人；张奂只杀了他们的首领，其余的人都安抚接纳。只有鲜卑逃出塞外。朝廷担心无法制服檀石槐，就派使者拿着印绶去封他为王，想要和他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频繁地侵扰掠夺。他把自己的地盘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到辽东，连接夫馀、濊貊等二十多个城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到上谷等十多个城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到敦煌、乌孙等二十多个城邑，为西部。每个部分都设置大人来统领。
评论
这段史料记录了东汉“党锢之祸”爆发的关键节点，字里行间充斥着士大夫的血泪抗争、宦官的嚣张跋扈与皇权的昏聩无能。其中的人物抉择与制度溃败，不仅是汉末乱世的序幕，更藏着穿越千年的历史镜鉴。
襄楷的“狂言”：以“天意”对抗“人意”的绝望呐喊
襄楷两次上书，堪称汉代版“逆耳忠言”的极致。他借“太微星变”“柏伤竹枯”等天文灾异，直指桓帝“杀无罪、诛贤者”“拒谏诛贤”的暴行；以“河清”异象警示“诸侯欲为帝”的危机；甚至敢直言“黄门、常侍是天刑之人”，戳破皇帝“宠信宦官却求子嗣”的荒诞。这种将“天意”与“人事”捆绑的劝谏方式，看似迷信，实则是士大夫在皇权垄断下的无奈策略——当“人间法理”已无法约束帝王，只能抬出“上天示警”作为最后的武器。
尤为尖锐的是他对“黄老浮屠之祠”的批判：皇帝一面推崇“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的教义，一面“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杀罚过理”，这种“言行分裂”恰是整个王朝精神崩塌的缩影。襄楷最终“司寇论刑”的结局，证明：当权力已无底线，连“借天说话”的空间都被挤压，剩下的便只有沉默或毁灭。
“党锢之祸”的爆发：从“个案”到“清洗”的权力狂欢
李膺诛杀张成之子，本是司法正义的执行（张成仗着“预知大赦”便纵子杀人），却被宦官集团扭曲为“党人诽讪朝廷”的罪证。这场由“方伎交通宦官”引发的构陷，最终演变为“逮捕党人二百馀人”的大规模政治清洗，暴露了宦官集团的险恶用心：他们要消灭的不仅是李膺等个体，更是整个“太学游士+郡国生徒”的清流网络。
陈蕃“不肯平署”的抗争与最终被“策免”，则标志着士大夫在朝堂的彻底失势。他那句“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的辩护，在“天子震怒”面前苍白无力——当皇帝沦为宦官的傀儡，“忠奸”已不再由是非判断，而由立场决定。这场清洗最可怕的后果，不是贤才入狱，而是“天下以言为讳”的噤声效应：当说真话成为死罪，整个社会便只能在虚伪与恐惧中沉沦。
贾彪的“裁正”与皇甫规的“自污”：乱世中的两种生存智慧
贾彪“闭门不纳”岑晊的举动，看似冷漠，实则是乱世中的清醒。他那句“相时而动，无累后人”道破了残酷现实：当抗争已沦为无谓的牺牲，保全自身以图将来，或许是更负责任的选择。而他任新息长时“严制不养子与杀人同罪”、优先查办“母子相残”案的治理实践，则证明：清流的价值不仅在朝堂抗争，更在地方教化——即便无法改变全局，仍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守护底线。
皇甫规的“自请入党”则展现了另一种勇气。这位平定边疆的名将，主动宣称“臣宜坐之”，并非真认为自己有罪，而是以“自污”的方式声援受迫害的党人，用个人声望对抗政治清洗。这种“耻于不与”的姿态，与那些明哲保身者形成鲜明对比，证明：在黑暗时代，沉默也是一种罪过，而敢于“同流合污”般地站在正义一边，需要更大的担当。
窦武的“清流做派”：外戚与士大夫的短暂同盟
窦武身为外戚，却“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甚至将两宫赏赐“散与太学诸生及贫民”，这种“反外戚常态”的做派，成为黑暗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崛起，本质是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势力的一次临时结盟——在宦官专权的共同威胁下，原本相互猜忌的群体被迫联手。
但这种同盟的脆弱性显而易见：窦武的“众誉归之”，恰恰反衬出士大夫群体的绝望——他们已不得不依赖外戚的力量，而非制度性的正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以权制权”的策略，终究是饮鸩止渴：外戚与宦官的轮流坐庄，不过是权力游戏的不同玩法，从未改变“皇权失控”的本质。
匈奴与鲜卑：边疆危机背后的内政溃烂
张奂能轻易招降二十万匈奴、乌桓，却无法遏制鲜卑的寇掠，看似是军事问题，实则是内政的延伸。当朝廷深陷党争、宦官卖官鬻爵、军费被层层盘剥，边疆将士的斗志早已被内耗消磨。檀石槐“不肯受封、寇抄滋甚”并“三分其地”，不仅是对汉朝国力的蔑视，更是对其政治腐朽的直接回应——一个连内部团结都做不到的王朝，何来威慑边疆的底气？
“遣使封王、欲与和亲”的失败，与内地“党锢之祸”形成残酷呼应：当中央政府失去公信力，无论是对内部贤才的迫害，还是对外部势力的怀柔，都会显得软弱而可笑。
结语：崩溃前的最后挣扎
这段历史最令人窒息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毁灭的预兆，却无力阻止。襄楷的警告、陈蕃的抗争、贾彪的坚守、皇甫规的声援，甚至窦武的结盟，都像是溺水者的挣扎。而桓帝的麻木、宦官的贪婪、党人的悲壮，共同将东汉推向了“大木将颠”的终点。
千百年后回望，这段历史仍在叩问：当权力失去制约，正义沦为口号，个体该如何自处？是如襄楷般以狂言殉道，如李膺般以锋芒碎身，如贾彪般以隐忍图存，还是如皇甫规般以智慧声援？答案或许各异，但底线从未改变：任何时代，都不能让说真话的人被淹没，不能让守正义的人被摧残——这是文明存续的根基，也是历史给我们的永恒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