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四年（公元161年，辛丑年）
春天正月辛酉日，南宫的嘉德殿着火；戊子日，丙署也着火了。
与此同时，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二月壬辰日，存放兵器的武库又着火了。
司徒盛允被免职，朝廷任命大司农种暠为司徒。
三月，太尉黄琼被免职；到了夏天四月，朝廷让太常沛国人刘矩担任太尉。当初，刘矩做雍丘县令的时候，用礼义谦让来教化百姓。遇到打官司的人，他常常把他们拉到跟前，耳提面命地告诫，说气愤这种事忍一忍就过去了，进官府打官司可没那么简单，让他们回去再好好想想。打官司的人听了很感动，往往就各自罢休回去了。
甲寅日，朝廷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参户亭侯刘博为任城王，让他供奉河间孝王的祭祀。
五月辛酉日，有彗星出现在心宿附近。
丁卯日，原陵的长寿门着火。
己卯日，京城下起了冰雹。
六月，京兆、扶风以及凉州发生地震。
庚子日，岱山和博尤来山都出现崩塌、断裂。
己酉日，皇帝大赦天下。
司空虞放被免职，朝廷又任命之前的太尉黄琼为司空。
犍为属国的夷人抢掠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带兵打败了他们。
零吾羌和先零等各个羌族部落造反，进犯三辅地区。
秋天七月，京城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
朝廷削减了从公卿以下官员的俸禄，向王侯们借贷一半的租税，按照不同等级售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等爵位来筹集钱财。
九月，司空黄琼又被免职，朝廷任命大鸿胪东莱人刘宠为司空。
刘宠曾经担任会稽太守，他简化繁琐的政令，严查违法的行为，把会稽郡治理得非常好。后来他被征召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个老头，从若邪山谷里出来，每人带着一百个铜钱来送刘宠，说：“我们是山谷里的粗人，从来没见过郡里的官员。以前别的太守在任时，官吏到民间搜刮，整夜都不停，有时候狗叫一整晚，老百姓都没法安宁。自从您来了之后，晚上狗都不叫了，老百姓也见不到官吏。我们年纪大了，还能遇到您这样圣明的官，现在听说您要离开，所以我们自己过来送送您。”刘宠说：“我的治理哪能像您说的那么好呀！辛苦你们了，老人家！”然后从每人那里挑了一个大钱收下。
冬天，先零、沈氐羌和其他一些羌族部落侵犯并州和凉州，校尉段颎率领湟中的志愿兵去征讨。凉州刺史郭闳贪图和段颎一起立功，就故意阻拦段颎的军队，让他们不能前进。志愿兵服役时间长了，想念家乡，都纷纷叛逃回去。郭闳把责任推给段颎，段颎因此被召回关进监狱，被送去左校署服劳役，朝廷让济南相胡闳代替他做校尉。胡闳既没有威严也没有谋略，羌人于是更加肆意妄为，攻陷了军营堡垒，还互相勾结，侵犯各个郡县，寇患变得更加严重。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说：“如今泰山的盗贼快要被消灭了，局势大致平定，却又听说各个羌族部落都反叛了。我生长在邠岐地区，今年五十九岁，以前做郡吏的时候，两次经历羌人反叛，我事先谋划的事，也有说准了的。我一直患有疾病，担心自己寿命将尽，无法报答国家的大恩，希望能得到一个闲散的官职，让我能作为一个使者，乘坐一辆车，去三辅地区慰问，宣扬国家的威望和恩泽，凭借我熟悉的地形和兵势来帮助各路军队。我一直处于穷困孤立的境地，观察郡里的将领已经几十年了，从鸟鼠山到东岱山，他们的弊病都是一样的。一味地寻找勇猛的将领去对付敌人，不如让政治清平；就算像孙武、吴起那样精通兵法，也不如奉公守法。之前的变故还没过去多久，我实在为此担忧，所以才越职说出我的一点想法。”朝廷下诏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让他持符节监督关西的军队，去征讨零吾等羌族部落。十一月，皇甫规进攻羌人，打败了他们，斩杀了八百人。先零等各个羌族部落仰慕皇甫规的威望和信誉，互相劝说来投降的有十多万人。
评论
这段史料记录了汉桓帝延熹四年的动荡局势，从宫廷火灾到边疆叛乱，从官场腐败到民生凋敝，展现了东汉王朝在多重危机交织下的衰败景象，其中蕴含的制度困境与治理教训发人深省：
灾异频发：天怒人怨的时代镜像
这一年，“南宫嘉德殿火”“武库火”“原陵长寿门火”等火灾接连发生，“大疫”“雨雹”“地震”“山裂”等灾异密集出现。在汉代“天人感应”的认知体系中，这些现象被视为“上天示警”，直指朝政的失序。
灾异的集中爆发绝非偶然，而是社会矛盾的集中投射：
宫廷与武库失火，象征着皇权核心与国防力量的脆弱——当宦官专权、军备废弛，连“禁地”都无法保障安全，王朝的统治根基已岌岌可危；
大疫与地震导致民生雪上加霜，而朝廷应对乏力，只能靠“赦天下”“减俸禄”等形式主义措施敷衍，进一步加剧了百姓对政权的失望；
岱山等名山“颓裂”，在古人眼中是“社稷不稳”的预兆，暗合当时“羌乱频发”“盗贼四起”的现实。
这些灾异的背后，是“人祸”大于“天灾”——宦官集团的挥霍无度耗尽了国库，地方官的横征暴敛逼反了百姓，当统治阶层对灾异的警示视而不见，“天怒”便成了“人怨”的外化。
财政危机与吏治腐败：王朝运转的全面失灵
为应对危机，朝廷采取“减公卿俸禄”“貣王侯半租”“卖官鬻爵”（关内侯、虎贲等均可买卖）的措施，这些饮鸩止渴的手段，暴露了财政的彻底崩溃：
卖官鬻爵的本质是“饮鸩止渴”：用“虎贲、羽林缇骑”等职位换钱，等同于出卖国家机器的公信力，最终导致“官员素质下降-治理能力衰退-百姓更不满”的恶性循环；
减俸与征租的不公：“减公卿奉”“貣王侯半租”看似“共克时艰”，但宦官与亲信的财富丝毫未受影响，负担最终转嫁到普通官员与百姓身上，进一步激化了阶层矛盾。
而吏治的腐败则让危机雪上加霜：凉州刺史郭闳为“贪共其功”，故意阻挠段颎平羌，导致“义从羌叛归”，最终却将责任推给段颎——这种“邀功诿过”的官场生态，让有能力的官员被打压，无能之辈靠钻营上位，边疆的“羌患”自然愈演愈烈。
士人的两种治理范式：柔性教化与务实平乱
在普遍的腐败与混乱中，刘矩、刘宠、皇甫规三位官员的作为，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的治理智慧，也反衬出体制的病态：
刘矩的“礼让化民”：他任雍丘令时，对诉讼者“提耳训告”，劝其“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用道德教化化解矛盾。这种“以德治民”的方式，在律法废弛的时代，成为维系基层秩序的微弱纽带。但它的有效性仅限于小范围，无法改变整个官场的贪婪与暴虐。
刘宠的“简除烦苛”：他任会稽太守时，废除繁琐苛政，禁止官吏扰民，让“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山阴老叟“奉百钱送行”的细节，道尽了百姓对“不折腾”的朴素渴望——当官员守住“不扰民”的底线，便是最大的政绩。刘宠“选一大钱受之”的举动，既保全了百姓的心意，又坚守了清廉的原则，成为后世“清官”的典范。
皇甫规的“威德并施”：面对羌乱，他既反对郭闳的“邀功”，也不盲从段颎的“纯武力”，而是提出“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孙吴未若奉法”的治理理念——平定叛乱的关键，在于整顿吏治、赢得民心。他上任后“击羌破之”，又靠“威信”招降十余万羌人，证明“恩威并施”比单纯镇压更有效。但皇甫规的成功依赖个人能力，无法复制到整个腐败的体制中。
边疆困局：羌乱背后的治理失效
羌人的持续叛乱，是边疆治理失败的集中体现：
段颎本有平羌之才，却因郭闳的掣肘被冤入狱，反映出“内斗”已凌驾于“边防”之上——当官员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前，边疆的稳定便无从谈起；
胡闳接任后“无威略”，导致羌人“覆没营坞，寇患转盛”，证明“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用人机制，是边疆动荡的根源；
皇甫规的平叛策略直指核心：羌乱的本质是“吏治腐败”引发的“民怨”，而非单纯的“民族矛盾”。他的成功招降，说明羌人并非“天生叛逆”，而是被贪官污吏所逼。但这种“治标”的成功，无法改变“朝廷腐败-边官暴虐-羌人反抗”的恶性循环。
延熹四年的历史，如同一幅“王朝病入膏肓”的诊断书：灾异是“症状”，财政危机是“并发症”，吏治腐败是“病根”，而宦官专权则是“催化剂”。刘矩、刘宠、皇甫规的努力，如同给重症病人注射的“强心针”，能暂时缓解痛苦，却无法治愈深层的病灶。当卖官鬻爵成为常态，当邀功诿过成为惯例，当百姓只能寄望于“清官”而非“制度”，这个王朝的崩塌，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