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四十六 ，从公元157年（丁酉年）到公元163年（癸卯年），一共七年。
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丁酉年）
春天正月己未日，皇帝大赦天下。
居风县的县令贪婪残暴到了极点，县民朱达等人和蛮夷一起造反，把县令杀了，聚集了四五千人。夏天四月，他们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皇帝下诏让九真都尉魏朗去讨伐，把叛军打败了。
闰月庚辰日的月末，发生了日食。
京城闹起了蝗灾。
有人向皇帝建议说：“老百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货币轻、铜钱薄，应该改铸大钱。”皇帝就把这件事交给四府的官员和太学里有见解的读书人讨论。太学生刘陶发表意见说：“现在国家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老百姓吃不饱饭。我看到近年来，好庄稼都被蝗虫和螟虫吃光了，老百姓家里织布机都空了，因为公私各方都来索要财物。老百姓担心的，哪里是钱的多少、分量的轻重呢！就算现在能把沙子石头变成金子美玉，但老百姓渴了没水喝，饿了没饭吃，就算有伏羲、神农那样的纯德，唐尧、虞舜那样的文明，也没法保证国家内部的安定啊。老百姓可以百年没有钱，但不能一天没饭吃，所以粮食才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些提议的人不明白农业生产才是根本，却总说铸钱的好处。就算一万个人铸钱，一个人来抢夺，都供应不上，更何况现在是一个人铸钱，却有一万个人来抢呢！就算把天地阴阳当作炭火，把万物当作铜料，驱使不用吃饭的百姓，让不饿的人来干活，也满足不了那些贪得无厌的需求。要想让老百姓富裕，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老百姓不用太劳累就能过上富足的日子。陛下怜悯天下人的忧愁，想通过铸钱来调整物价，拯救弊病，这就好比在煮沸的锅里养鱼，在烈火上让鸟栖息。水和树木本来是鱼和鸟生存的根本，但使用的时机不对，最后肯定会焦烂。希望陛下放宽对铸钱的禁令，暂时搁置铸钱的提议，听听老百姓的歌谣，问问路边老人担忧什么，看看日月星辰的光辉，观察山河的流向，这样天下人的心思，国家的大事，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没有什么疑惑了。我想到现在土地广阔却没人耕种，人口众多却没有饭吃，一群小人竞相往上爬，占据国家的重要位置，在天下飞扬跋扈，像鸟一样到处掠夺食物，吃人连骨头都不放过，贪婪得没有满足的时候。我真担心突然有服劳役的人、贫穷的工匠从筑墙的队伍里站起来，扔掉工具，挥着手臂，登上高处大声呼喊，让心怀怨恨的老百姓像云一样聚集响应。到那时，就算有再大的钱，又怎么能挽救危机呢！”于是就没有改铸大钱。
冬天十一月，司徒尹颂去世。
长沙的蛮人造反，进犯益阳。
朝廷任命司空韩演为司徒，任命太常北海人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公元158 年，戊戌年）
夏天五月甲戌日的月末，发生日食。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皇帝进言，说“日食这种异常现象的过错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听说后，暗示洛阳的官员逮捕并拷问陈授，陈授死在了狱中。皇帝因此对梁冀心生愤怒。
京城又闹蝗灾。
六月戊寅日，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举行大规模的求雨祭祀。
秋天七月甲子日，太尉黄琼被免职，任命太常胡广为太尉。
冬天十月，皇帝到广成苑打猎，接着又去了上林苑。
十二月，南匈奴各个部落一起反叛，和乌桓、鲜卑一起侵犯边境的九个郡。皇帝任命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陈龟在出发前，上奏章说：“我听说日月星辰运行不正常，就要选拔贤士做丞相；蛮夷不恭敬，就要提拔士兵做将领。我没有文才武略，却愧居这军事要职，就算把身体拼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西州边境，土地贫瘠，老百姓多次遭受敌寇掳掠，家庭破败，虽然还活着，但实际上跟枯朽的人没什么两样。过去几年并州又是水灾又是虫灾，庄稼荒废减产，租税和徭役都没法完成。陛下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怎么能不给予抚慰的恩情呢！古公亶父、西伯姬昌因为施行仁政，天下人都归附他们，难道是靠用车拉着金银财宝去给百姓施恩吗？陛下继承中兴的皇统，承接光武帝的大业，临朝处理政务却没把心思放在这上面。而且地方官员不好，有的是宦官推荐的，他们害怕违抗皇上旨意，只图眼前过得去。老百姓的叹息呼喊，招来了灾害，胡虏又凶悍，趁着国家衰弱来钻空子。使得国家仓库的财物都进了那些贪婪之人的口中，国家事业没有一点成效，这都是因为将帅不忠诚，聚集了一群奸人导致的。之前凉州刺史祝良，刚到任就大力纠察处罚，太守、县令等官员，被降职撤职的将近一半，没过多久，就成效显着，实在应该给予特殊奖赏，来鼓励有能力的官员。应该更换地方官员，赶走那些奸恶残暴的人；还要重新选拔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挑选有才能的人，把法令教给他们；免除并州、凉州今年的租税和徭役，赦免罪犯，一切重新开始。这样好的官员就知道奉公守法的好处，坏的官员也能意识到营私舞弊的后果，胡人的马匹就不会窥视长城，边塞也就没有了望警戒的忧患了。”皇帝于是重新选拔幽州、并州的刺史，从营、郡太守、都尉以下的官员，也大多进行了更换。下诏为陈将军免除并州、凉州一年的租赋，赏赐给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陈龟到任后，州郡的官员都十分害怕，节省了大量的经费，每年能省下以亿为单位计算的钱财。皇帝下诏任命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去讨伐匈奴、乌桓等。匈奴、乌桓放火烧了度辽将军的军营大门，然后驻扎在赤阬，烟火都能相互看见。士兵们非常害怕，都想逃跑。张奂却安稳地坐在营帐中，和弟子们照常讲学诵读，军士们渐渐安定下来。张奂于是暗中引诱乌桓，和他们私下交好，让乌桓斩杀了匈奴、屠各部落的首领，打败了匈奴的部众，各个胡人部落都投降了。张奂认为南单于车儿没有能力管理好国家事务，就把他扣押起来，上奏请求立左谷蠡王为单于。皇帝下诏说：“《春秋》主张遵循正道；车儿一心向往归化，有什么罪要被罢黜呢！让他回到王庭去！”
大将军梁冀和陈龟一直有矛盾，就诬陷陈龟贬低损毁国家威严，为自己捞取功劳和声誉，还说他不被胡虏畏惧，于是陈龟被召回，朝廷任命种暠为度辽将军。陈龟就请求告老还乡，后来又被征召为尚书。梁冀越来越暴虐，陈龟上奏章陈述他的罪状，请求皇帝诛杀梁冀，皇帝没有理会。陈龟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梁冀害死，就绝食七天后去世了。种暠到了军营，先宣扬朝廷的恩德和信用，引诱胡人投降，有不服从的，再进行讨伐；之前被郡县活捉当人质的羌人，种暠都把他们送回去；他真诚地安抚胡人，奖赏惩罚分明，因此羌人、胡人都来归顺。种暠于是撤掉烽火台，取消了望哨，边境地区安然无事；后来他入朝担任大司农。
评论
这段史料覆盖了汉桓帝永寿三年至延熹元年的历史，呈现出东汉王朝在内外危机中加速滑落的轨迹。从经济政策的争议到边疆治理的反复，从士大夫的呐喊到外戚与皇权的裂痕，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大厦将倾”的危机感：
经济争议背后的民生困局：铸钱之争与治理本质的错位
“改铸大钱”的提议与刘陶的反驳，堪称东汉经济治理思想的交锋焦点。刘陶的上疏一针见血：当“良苗尽于蝗螟，杼轴空于公私之求”，百姓面临的是“渴无所饮，饥无所食”的生存危机，而非“钱货厚薄”的货币问题。他尖锐指出“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揭露了问题的核心——不是货币制度落后，而是“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的掠夺性统治。
刘陶的核心主张“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直指封建王朝的治理本质：民生的根本在“食”，而非“钱”；财富的关键在“生产”，而非“铸币”。当权贵集团“吞肌及骨，并噬无厌”，即便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也填不满贪婪的黑洞。最终“遂不改钱”的结果，并非政策的胜利，而是现实的无奈——王朝已无力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只能在“维持现状”中等待崩溃。
边疆治理的摇摆：能吏的短暂闪光与体制的深层溃烂
南匈奴、乌桓、鲜卑的联合叛乱，再次暴露了东汉边疆防御的脆弱。而陈龟、张奂、种暠三位边将的不同遭遇，折射出边疆治理的困境：
陈龟的“激进改革”：他上任前就直指“牧守不良多出自中官”，主张“除并、凉租赋”“革易贪残”，试图从根源解决边患。其“到职后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经用岁以亿计”的成效，证明了“反腐即强军”的朴素逻辑。但他因与梁冀有隙被诬陷，最终“不食七日而死”，说明在权贵垄断的体制下，任何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者都难逃厄运。
张奂的“临危镇定”：面对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的危机，他“安坐帷中讲诵自若”稳定军心，又“潜诱乌桓击匈奴”分化敌军，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但他因“奏废南单于”违背“《春秋》大居正”的礼制被驳回，反映出朝廷在“务实”与“守礼”之间的僵化选择——宁可牺牲边疆稳定，也要维护表面的宗法秩序。
种暠的“怀柔安抚”：他“先宣恩信，诱降诸胡，遣还质民”，以“诚心怀抚”赢得羌胡顺服，甚至“去烽燧，除候望”实现边地晏然。这种“以德化人”的治理，与此前边将的“贪暴”形成对比，却同样难以持久——当中央腐败导致资源枯竭，再好的个人品德也无法填补体制性的漏洞。
三位能吏的短暂成功，如同黑暗中的萤火，反衬出整个边疆体系的腐朽：边患的根源不在外敌太强，而在内部太烂——宦官与外戚的利益输送、地方官的盘剥压榨，让边疆百姓与少数民族沦为牺牲品，最终“逼上梁山”加入叛乱。
权力格局的裂痕：皇权与外戚的矛盾初显
太史令陈授因“日食咎在梁冀”的言论被害死狱中，成为桓帝与梁冀关系的转折点。“帝由是怒冀”的细节，标志着此前“皇权完全依附外戚”的状态开始松动。梁冀的反应——从“讽洛阳收考授”到迫害陈龟——则暴露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嚣张。
这种矛盾的本质，并非“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权力分配的冲突：桓帝已成年，不愿再做傀儡；梁冀则欲永久垄断权力。陈授之死不过是导火索，真正的风暴正在酝酿。而此时的朝廷官员，或如胡广般“左右逢源”，或如黄琼般“无奈去职”，士大夫群体的沉默，为后来的“灭梁冀”事件埋下了伏笔。
时代的底色：灾异与叛乱的常态化
这段时间里，“蝗灾”“日食”“蛮夷叛乱”接连发生，形成了“灾异-叛乱-镇压-再叛乱”的恶性循环。从居风令引发的朱达起义，到长沙蛮寇益阳，再到南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寇边，叛乱的范围从内地蔓延到边疆，参与者从农民扩展到少数民族，本质上都是“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反抗。
而朝廷的应对始终停留在“镇压-赦免”的重复中：既无解决“民饥”的根本举措，也无整顿吏治的决心，更无制衡权贵的魄力。正如刘陶所预言：“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怨之民响应云合”——当底层民众连“一朝之饥”都无法忍受时，任何微小的火星都可能点燃燎原大火。
永寿三年至延熹元年的历史，是东汉衰亡的关键节点。梁冀的暴虐已激起皇权的不满，民生的凋敝让叛乱成为常态，士大夫的呐喊沦为徒劳。陈龟的死、刘陶的谏、张奂的智，都不过是王朝落幕前的挣扎。而桓帝对梁冀“由是怒”的细节，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权力风暴即将来临——只是这场风暴，最终没能挽救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