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元年（公元89年，己丑年）
春天，迷唐想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邓训征调湟中的六千士兵，命令长史任尚率领，把皮革缝制成船，放在木筏上渡河，突袭迷唐，把他打得大败，先后斩首一千八百多级，俘获两千人，缴获马牛羊三万多头，迷唐的部落几乎全被消灭。迷唐收拾剩下的部众向西迁徙一千多里，那些依附他的小部落都背叛了他。烧当羌的首领东号磕头请罪，表示愿意受死，其余的人也都前来归顺，送上人质。于是邓训安抚接纳这些归附的人，威望和信誉大大提升，随后便解散屯驻的军队，让他们各自回到所属郡县，只留下两千多解除枷锁的刑徒，分别让他们屯田、修缮堡垒。
窦宪即将出征匈奴，三公、九卿到朝堂上书劝谏，认为：“匈奴没有侵犯边塞，却无缘无故让军队长途跋涉，耗费国家钱财，到万里之外去求取功劳，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办法。”奏书接连呈上，却总是被搁置不理。宋由害怕了，就不敢再在奏书上署名，其他九卿也渐渐不再坚持。只有袁安、任隗坚守正道，毫不退缩，甚至摘下官帽在朝堂上坚决谏争，前后上书将近十次，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危险害怕，袁安、任隗却神色严肃，镇定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说：“国家刚刚遭遇皇帝驾崩的大丧，陛下还在守丧期间，百姓内心不安，三个季节都没听到皇帝出行的清道警戒声，大家都忧心忡忡，好像有所求却得不到满足。如今却在阳春三月征发兵役，搅得天下不得安宁，去对付戎狄，这实在不是对中原百姓施加恩泽、更改年号端正时运、从内到外治理国家的做法。万民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护自己所生之物，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一件事物如果不能处在合适的位置，天地间的正气就会错乱，更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报答。那些戎狄，是四方不同的气所生，和鸟兽没什么区别；如果让他们与中原百姓杂居，就会扰乱天地间的正气，玷污善良的人，所以圣王的制度，只是对他们加以笼络，不绝其往来罢了。如今匈奴被鲜卑打败，远远地躲在史侯河以西，距离边塞几千里，却想趁着他们虚弱损耗，占他们弱小的便宜，这不是正义之举。如今刚刚征发军队，大司农的调度却不足，上下互相逼迫，民间的困苦已经很严重了。大臣和百姓都说不行，陛下怎么能只因为一个人的想法，就不顾万人的性命，也不体恤大家的话呢！向上观察天心，向下考察民意，就足以知道事情的得失。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原就不再是原来的中原了，难道只是匈奴的问题而已吗！”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人乐恢，都上疏劝谏，太后不听。太后又下诏让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一起修建府邸，使百姓劳累服役。侍御史何敞上疏说：“我听说匈奴凶暴叛逆已经很久了，平城之围，匈奴送来傲慢书信的耻辱，这两件事，作为臣子本应不惜牺牲生命去报仇雪恨，高祖、吕后忍住愤怒，咽下怨恨，放过匈奴没有诛杀。如今匈奴没有叛逆的罪行，汉朝也没有值得羞愧的耻辱，却在春天百姓忙于耕种的时候，发动大规模劳役，百姓怨恨，都心怀不满。又随意为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修缮馆舍府邸，占满了街道里巷。窦笃、窦景是亲近的贵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如今大军正在行军途中，朝廷为此操心，百姓愁苦不堪，国家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却急忙修建大型府邸，装饰玩赏之物，这不是留下美好品德、昭示后人的做法。应该暂且停止工匠的劳役，专心关注北方边境，体恤百姓的困苦。”奏书呈上后，没有被理会。
窦宪曾经派自己的门生带着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有事情请他帮忙，郅寿立刻把这个门生送到诏狱。郅寿前后多次上书，陈述窦宪骄横放纵的行为，引用王莽的例子来告诫国家；又趁着朝会的时候，指责讥讽窦宪等人讨伐匈奴、修建府邸的事，声音严厉，神色庄重，言辞旨意非常恳切。窦宪很生气，诬陷郅寿购买公田、诽谤朝廷，把他交给官吏处置，判处死刑。何敞上疏说：“郅寿是参与机密事务的亲近大臣，纠正补救朝政是他的职责，如果他心怀沉默不说话，那他的罪确实该杀。如今郅寿不顾众人意见，坚持正确的主张，是为了使宗庙安宁，难道是为了他个人吗！我之所以冒死直言，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忠守节，把死当作归宿；我虽然不了解郅寿，但估计他会心甘情愿。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施行诛杀诽谤者的刑罚，从而损害安宁祥和的教化，堵塞忠诚正直的言论，留下无穷的讥讽。我何敞错误地参与机密事务，说了不该说的话，罪名明确，应当被关进牢狱，在郅寿之前死去，死一万次都不够。”奏书呈上后，郅寿得以免除死刑，改判流放合浦，还没出发，就自杀了。郅寿是郅恽的儿子。
评论
永元元年的史事，集中展现了东汉中期朝堂权力失衡与边疆治理的鲜明对比。
边疆治理的“恩威之辨”：邓训的成功范式
邓训对迷唐的军事打击与后续安抚，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治理策略。他先以“缝革为船”的奇袭大破迷唐，彻底摧毁其势力基础，再通过“绥接归附、罢屯兵、置弛刑徒屯田”等举措，以最小成本巩固成果。这种“先威后恩”的模式，既展现了对叛乱势力的强硬，又以安抚政策瓦解敌对阵营，最终实现“威信大行”。
邓训的成功，关键在于打破了张纡“欺诈诱杀”的恶性循环，用“恩信”重建与羌胡的信任。他释放的信号清晰而坚定：对抗者必遭打击，归附者可得安宁。这种“赏罚分明”的治理逻辑，远比单纯的武力镇压或无原则妥协更有效，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以实力为基础、以信任为纽带”的经典范例。
朝堂抗争的悲壮与无力：外戚专权下的纲纪崩坏
窦宪北伐匈奴的决策，遭到三公九卿集体反对，袁安、任隗“免冠固争十上”，鲁恭、何敞等以“天心民志”“国计民生”力谏，却被太后一概无视。这场抗争的悲壮之处在于：反对者并非否定边疆安全，而是质疑“无故劳师”的动机——北伐本质是窦宪“赎罪固权”的私人工具，却被包装成“国家利益”。
更令人痛心的是郅寿的结局：他拒绝窦宪请托、直言其“骄恣类王莽”，反遭诬陷致死。这揭示了外戚专权的核心危害——权力凌驾于法律与道义之上。当“私怨”可左右国法，“谏言”被视为“诽谤”，官僚体系的纠错功能彻底失效，朝堂沦为权贵的游乐场。宋由“不敢复署议”的退缩，则暴露了多数官员在强权面前的妥协，加速了纲纪的崩塌。
“公私倒置”的政治危机：北伐与建宅的双重荒诞
窦宪在北伐军“在道、朝廷焦唇”之际，竟让弟弟窦笃、窦景大修“弥街绝里”的豪宅，这种“公私倒置”的荒诞，直指东汉中期的政治病灶：外戚将国家资源视为私产，把个人享乐置于民生疾苦之上。何敞怒斥其“非所以垂令德”，却“书奏不省”，说明此时的皇权已被外戚绑架，失去了基本的是非判断。
鲁恭“臣恐中国不为中国”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当朝廷以“万人之命”换“一人之计”，以“百姓愁苦”供“权贵享乐”，民心离散、国本动摇是必然结果。这种“权力私有化”的倾向，一旦突破底线，再强大的帝国也会从内部腐朽——东汉末年的乱世，在此已现端倪。
民族观的局限与启示：鲁恭言论中的进步与偏见
鲁恭将戎狄视为“与鸟兽无别”，主张“羁縻不绝”，反映了古代中原王朝的典型民族偏见，这种“华夷之辨”的狭隘性，限制了对边疆问题的深层认知。但他反对“乘虚耗、利微弱”的不义之战，强调“爱民者有天报”，却蕴含着“反对恃强凌弱”“重视民生为本”的进步思想。
这种矛盾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观念往往受制于时代，需辩证看待。鲁恭的偏见不值得认同，但其“以民为本”“反对穷兵黩武”的主张，却超越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治理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永元元年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边疆治理的有效路径，更照见了权力失控的可怕后果。邓训的局部成功，无法弥补朝堂的系统性崩坏——当公权力沦为私人工具，当忠直者遭迫害、妥协者得保全，即便有暂时的军事胜利，也难以阻挡帝国滑向衰落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