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 ，庚午年）
春天二月，大赦天下。
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回来奏报事情，汉朝被降为公爵的诸侯王全都上缴了玺印绶带，成为平民，没有违抗命令的。只有原广阳王刘嘉因为献上符命，鲁王刘闵因为献上神书，中山王刘成都因为上书称赞王莽的德行，都被封为列侯。
班固评论说：从前周朝分封了八百个诸侯国，其中同姓的有五十多个，之所以这样亲近亲属、任用贤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这就像是深深扎根、巩固根本，让国家坚不可摧。所以在周朝兴盛的时候，周公、召公共同辅佐治理，使得刑罚搁置不用；衰落的时候，有春秋五霸扶持其弱势，共同守护；天下人都称周天子为共主，即便是强大的诸侯也不敢颠覆它。历经八百多年，气数已尽、德行衰竭，周天子才降为平民，享尽天年。秦朝嘲笑夏、商、周三代，私自号称皇帝，却让子弟成为平民，对内没有骨肉至亲作为根基辅佐，对外没有尺寸土地的诸侯作为羽翼护卫；陈胜、吴广奋起挥动木棒起义，刘邦、项羽随后就推翻了秦朝。所以说，周朝享国超过了它应有的历数，秦朝却没有达到预期的国祚，这是由国家形势决定的。
汉朝兴起之初，鉴于秦朝因孤立无援而灭亡的教训，于是尊崇子弟，大封九个诸侯国。从雁门以东到辽阳，是燕国、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山向左转弯，渡过黄河、济水，靠近大海的，是齐国、赵国；谷水、泗水一带，包括龟山、蒙山，是梁国、楚国；东边临近长江、太湖，接近会稽的，是荆国、吴国；北边以淮河为界，包括庐山、衡山，是淮南国；汉水以北，横亘九嶷山的，是长沙国。诸侯国边界相连，环绕着三面边疆，外部与匈奴、南越接壤。天子自己管辖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到巴、蜀，北边从云中到陇西，加上京师、内史，一共十五个郡；公主、列侯的封邑大多在这些郡中。而那些大的诸侯国，跨州连郡，城池几十座，宫室、百官的制度和京师一样，这真可谓是纠正偏差过了头。
即便如此，汉高祖忙于创业，日理万机，汉惠帝在位时间又短，吕后以女主身份代理国政，然而天下却安然无事，没有狂妄狡诈之徒带来的忧患，最终挫败吕氏的叛乱，成就汉文帝的帝业，这也要依赖于诸侯的力量。可是诸侯势力原本就强大，发展到后来愈发膨胀，小的诸侯荒淫无道、违反法律，大的诸侯心怀异志、横行叛逆，最终导致自身受害、国家灭亡。所以汉文帝分割齐国、赵国，汉景帝削减吴国、楚国的封地，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使得诸侯国自行分化。从那以后，齐国分为七个小国，赵国分为六个，梁国分为五个，淮南国分为三个。皇子刚被封立的，大的封国不过十多座城。长沙国、燕国、代国虽然还保留旧名，但都失去了南北边境的土地。汉景帝遭遇七国之乱后，抑制削弱诸侯，降低他们的官职。汉武帝时，因衡山王、淮南王谋反，制定了左官律，设立了附益法；诸侯只能享受封国的衣食税租，不能参与政事。到了汉哀帝、汉平帝时期，诸侯都是继承祖业的后代，与皇室亲属关系疏远，生长在深宅大院之中，不被士人和百姓尊崇，权势与富人家没什么区别。而汉朝皇帝在位时间短，连续三代没有继承人。因此，王莽看到汉朝内外势力都已衰微，上下都很薄弱，便无所顾忌，萌生了奸邪之心，凭借着太后的权力，假借伊尹、周公的名义，在朝堂上独断专行、作威作福，不离开朝堂就能掌控天下。阴谋得逞后，便登上皇帝的宝座，分别派遣五威将等官员，乘坐驿车奔走天下，颁布符命。汉朝的诸侯王纷纷叩头，献上玺印绶带，生怕落在后面；有的甚至称赞歌颂王莽的德行来求得他的欢心，这难道不悲哀吗！
国师公刘秀说：“周朝设有泉府这一官职，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提供百姓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治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中有赊贷的记载，《乐语》中有五均的说法，各种传记里也都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如今推行赊贷，设立五均，实施各种管制措施，是为了让百姓平等，抑制兼并。”于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设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司市通常在每个季节的第二个月，评定物价的上、中、下三等，作为市场的标准价格。百姓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物品卖不出去的，均官会考察核实情况，按照成本价收购；如果物品价格比标准价格高出一钱，就以标准价格卖给百姓；价格低于标准价格的，就听任百姓自行交易。另外，百姓生活匮乏想要赊贷的，钱府会借给他们；每月一百钱收取利息三钱。又按照《周官》的规定向百姓征税，凡是有田不耕种的，视为不生产，要缴纳相当于三个劳动力的赋税；城郭中的住宅不种植树木、蔬菜的，视为不长草木，要缴纳相当于三个劳动力的布匹；百姓游手好闲没事做的，要缴纳一匹布；那些交不出布的，就要为官府服劳役，由官府提供衣食。凡是在山林、水泽中获取金、银、铅、锡、鸟、兽、鱼、鳖以及从事畜牧的，还有妇女养蚕、纺织、缝纫、修补，工匠、医生、巫师、占卜、祭祀以及其他有专门技艺的人，商贩、商人等，都要自行申报经营所得，向所在地的官府报告，扣除成本后，按利润的十分之一缴纳贡税；胆敢不自行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全部没收其经营所得，还要为官府服劳役一年。羲和鲁匡又上奏请求对酒类实行专卖，王莽听从了他的建议。同时禁止百姓携带弩和铠甲，违反的人会被流放到西海。
评论
始建国二年，王莽的统治在一系列“操作”下，让本就动荡的局势愈发复杂。从对汉朝诸侯王的处置来看，王莽轻而易举地就瓦解了汉朝遗留的诸侯势力，曾经高高在上的诸侯王为求自保，纷纷讨好王莽，尽显世态炎凉，也反映出汉朝宗室的衰落与无奈。班固对周、秦、汉三代诸侯国制度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不同制度下国家兴衰的缘由，也暗示了王莽篡汉并非偶然，而是汉朝自身制度弊端与衰落的结果。而王莽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设立五均司市、钱府官，实行赊贷、五均、专卖等政策，看似想要调节经济、抑制兼并、造福百姓，实则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这些措施过于理想化，忽视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经济规律，不仅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还可能因官员的执行不力或从中谋私，进一步扰乱经济秩序。禁止百姓携带弩铠，看似维护社会稳定，实则是对百姓权利的一种限制。王莽的这些举措，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和不满，为新朝的统治埋下了更多隐患，使其统治根基愈发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