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地节三年：风云变幻中的王朝态势
从甲寅年（公元前67年）开始，到己未年，共六年。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春天三月，宣帝下诏说：“听说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就算是唐尧、虞舜在世，也没法教化天下。如今胶东国相王成，安抚百姓从不懈怠，使得八万多流民自行登记成为当地居民，治理成效卓着，与众不同。特赐王成关内侯爵位，俸禄为中二千石。”然而，还没来得及进一步重用他，王成就在任上去世了。后来，宣帝下诏让丞相、御史询问各郡国来京汇报财政情况的长史、守丞，了解政令的得失。有人回答说：“之前胶东国相王成是虚报流民数量，以此骗取显耀的赏赐。”从这之后，很多地方官吏就热衷于追求这种虚名了。
夏天四月戊申日，宣帝立儿子刘奭为皇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哥哥的孙子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霍显听说立了太子，气得吃不下饭，还吐血，说：“这是在民间时生的儿子，怎么能立为太子！要是皇后以后生了儿子，难道只能当诸侯王吗！”于是又教唆皇后毒死太子。皇后多次召太子来赐他食物，保姆和奶妈都会先尝，皇后想下毒却一直没机会下手。
五月甲申日，丞相韦贤因为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宣帝赐给他黄金百斤、可以坐乘的安车以及四匹马拉的车，批准他离职回家。丞相退休的制度就是从韦贤开始的。
六月壬辰日，任命魏相为丞相。辛丑日，任命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广哥哥的儿子疏受为太子少傅。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伯，觉得太子年纪小，就请求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家。宣帝就此事询问疏广，疏广回答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他的老师和朋友应该是天下的杰出人才，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一家。况且太子已经有太傅、少傅，属官也都配备齐全，现在又让许舜监护太子家，这显得见识短浅，不利于向天下人展示太子的德行。”宣帝觉得他说得很对，把这番话告诉了魏相，魏相摘下帽子谢罪说：“这不是我们能想到的。”疏广从此受到器重。
京城下了一场大冰雹，大行丞东海人萧望之上书，说这是大臣掌权、一家独大导致的。宣帝早就听说过萧望之的名声，就任命他为谒者。当时，宣帝广泛招揽贤才，很多百姓上书谈论对国家有利的事，宣帝就把这些奏章交给萧望之，让他询问情况。萧望之把上书者分为几类，才能高的推荐给丞相、御史，中等的推荐给中二千石官员去试用，满一年后汇报试用情况，才能低的就给他们回复，打发他们回去。萧望之所处理奏报的事情，宣帝全都认可。
冬天十月，宣帝下诏说：“之前九月壬申日发生地震，朕非常害怕。要是有人能指出朕的过失，或者是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来纠正朕的不足，不要顾忌有关部门。朕德行不够，不能让远方的人归附，所以边境屯兵防守一直没有停止。现在又整顿军队，增加屯兵，让老百姓长期劳累，这不是安抚天下的办法。那就撤销车骑将军、右将军的屯兵。”又下诏说：“皇家园林中还没使用过的池塘、禁苑，借给贫民使用。各郡国的宫殿馆舍，不要再修缮。流亡在外的百姓回乡的，借给他们公田，提供种子和粮食，并且暂时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
霍氏家族骄横奢侈，为所欲为。太夫人霍显，大肆修建宅第，制作了有彩色绘画的御用辇车，车内铺垫着绣花的褥子，扶手用黄金涂饰，车轮用熟皮和棉絮包裹，让侍女们用五彩丝线拉着她在宅第中游玩；她还和家奴总管冯子都私通。霍禹、霍山也一起修缮宅第，在平乐馆跑马追逐。霍云在应该入朝参见皇帝的时候，多次称病私自外出，带着很多宾客，在黄山苑围猎，却让家奴去上朝谒见，没人敢责备他。霍显和她的女儿们不分昼夜地出入长信宫，毫无节制。
宣帝在民间的时候，就听说霍氏家族长期尊贵显赫，内心对此很不满。亲政以后，让御史大夫魏相兼任给事中。霍显对霍禹、霍云、霍山说：“你们这些人不努力继承大将军的遗业，现在魏大夫兼任给事中，要是别人在中间挑拨离间，你们还能自救吗！”后来霍家和御史府的家奴在路上争道，霍家的家奴冲进御史府，要踢御史大夫的门，御史大夫向他们叩头赔罪，他们才离开。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霍家，霍显等人这才开始担忧。
正好魏相做了丞相，多次在闲暇时进宫向宣帝汇报事情；平恩侯许广汉和侍中金安上等人可以直接出入宫中。当时霍山兼管尚书事务，宣帝下令让官吏百姓可以直接呈递密封的奏章，不必经过尚书，群臣进见皇帝可以单独往来，霍氏家族对此非常厌恶。宣帝也听说了霍氏毒死许皇后的事，但还没有调查清楚，就把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为光禄勋，把霍光的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城，担任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把霍光姐姐的女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调出京城，担任蜀郡太守，把霍光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出京城，担任武威太守。不久，又把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为少府。戊戌日，重新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以及城门、北军的军队都归他统领。任命霍禹为大司马，但只让他戴小冠，没有印信和绶带，撤销了他原来统领的屯兵和属官，只是让霍禹的官名和霍光一样都是大司马。又收回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信和绶带，只让他担任光禄勋；霍光的中女婿赵平担任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统领屯兵，也收回了赵平的骑都尉印信和绶带。那些统领胡、越骑兵、羽林军以及两宫卫将屯兵的职位，全部换成宣帝所亲近的许氏、史氏子弟担任。
当初，汉武帝在位的时候，频繁征调百姓，致使百姓贫困，穷人触犯法律，违法犯罪的现象层出不穷。于是让张汤、赵禹等人制定法令，设立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等法律条文，对犯有故意纵放罪犯、不揭发检举等罪行的处罚减轻，对犯有故意陷人于罪、释放罪犯等罪行的处罚加重。从那以后，奸猾的官吏巧妙地利用法律条文相互攀比援引，禁令越来越严密，法律条文繁琐苛刻，公文堆满了几案楼阁，主管官员都看不过来。因此，各郡国在执行的时候意见不一，有的罪行相同但判决却不一样，奸猾的官吏趁机进行交易，想让罪犯活命就找理由轻判，想陷害别人就比照死罪的条款，议论的人都觉得这样很冤枉。
廷尉史巨鹿人路温舒上书说：“我听说齐国发生公孙无知的祸乱后，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发生骊姬的灾难后，晋文公因此称霸。近代赵王不得善终，吕氏家族作乱，而汉文帝成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是为圣人的出现开辟道路。在变乱之后，一定会有与以往不同的恩惠，这是贤圣之人用来彰显天命的方式。以前昭帝去世后没有继承人，昌邑王行为淫乱，这是上天要为至圣之人开启道路。我听说《春秋》强调君主即位要符合正统，重视天下一统，谨慎对待开端。陛下刚刚登上皇位，与天意相符，应该改正前代的失误，端正开始接受天命的纲纪，清除繁琐的法令条文，解除百姓的疾苦，以顺应天意。我听说秦朝有十条失误，其中一条至今还存在，就是负责审判案件的官吏。审判案件，是关系到天下人的生命大事，人死了不能复生，肢体断了不能再接上。《尚书》说：‘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不遵守常规的过错。’现在审判案件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相互驱使，把苛刻当作清明，判案严厉的人获得公正的名声，判案公正的人却多有后患，所以审判案件的官吏都希望人死，这并不是他们憎恶这些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让犯人死了自己才能平安。因此，死人的血在街市上流淌，遭受刑罚的人并肩站立，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以万计。这就是仁德圣明的人感到悲伤的原因，太平盛世不能完全实现，都是因为这个。人之常情，平安的时候就乐意活着，痛苦的时候就想着去死，在严刑拷打之下，有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所以犯人受不了痛苦，就编造供词来迎合官吏的意思；审判案件的官吏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就引导犯人明确供词；上奏的时候害怕被驳回，就对供词进行加工，罗织罪名。等到奏请判决的文书完成，即使是皋陶来听，也会认为犯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经过加工编造的内容太多，罗织的罪名很明显。所以俗话说：‘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人们也会认为不该进去；刻个木头人当作狱吏，人们也会拒绝和它对答。’这些都是痛恨狱吏的民谣，悲痛的言辞。希望陛下精简法律制度，放宽刑罚，那么太平盛世的风气就可以在世间兴起。”宣帝觉得他说得很好。
十二月，宣帝下诏说：“近来官吏在运用法律条文时，越来越巧诈苛刻，这是朕德行不够的表现。如果判决案件不恰当，让有罪的人逃脱，无辜的人遭受杀戮，父子为此悲痛怨恨，朕非常痛心！现在派廷史和各郡一起审理案件，廷史责任重但俸禄低，为此设置廷尉平一职，俸禄为六百石，定员四人。希望他们务必做到公平，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每年秋季报请奏请皇帝审定死刑的时候，宣帝常常到宣室，斋戒后处理判决的事情，当时的刑罚被称为公平。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倾听意见，就算不设置廷尉平，案件也会自然公正；如果是为后世开创先例，不如删定法律条文。法律条文确定了，百姓就知道该避免什么，奸猾的官吏也就没有机会玩弄法律了。现在不纠正根本问题，却设置廷尉平来处理细枝末节，等到政治衰败、君主怠于政事的时候，廷尉平就会揽权，成为祸乱的开端。”
评论
汉宣帝地节三年，西汉王朝呈现出多面性的发展态势，诸多事件深刻影响着王朝的走向。
在人才与吏治方面，胶东相王成的事迹反映出当时政绩考核机制存在漏洞，易滋生虚报邀赏的不良风气，这对地方治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萧望之处理百姓上书一事，展现出朝廷广纳贤言、重视人才选拔任用的一面，为国家治理注入新鲜活力。
宫廷内部，立太子引发霍显的强烈不满，其试图毒害太子的行径，凸显出后宫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这不仅关乎皇位传承，更反映出霍氏家族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同时也暗示了霍氏与皇室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政治权力格局上，宣帝对霍氏家族权力的逐步削弱，是其强化皇权的重要举措。霍氏家族长期的骄奢纵横，已对皇权构成威胁，宣帝通过调动霍氏家族成员官职、安插亲信等手段，逐步瓦解其势力，这一系列动作显示出宣帝在政治上的果敢与谋略，为加强中央集权奠定基础。
法律治理层面，路温舒对当时司法弊病的深刻剖析，揭示了严刑峻法下冤假错案频发的现状，而宣帝设置廷尉平以及重视案件审理公平性的举措，体现出其对司法公正的追求与对百姓权益的关注。但郑昌提出的从根本上删定律令的观点也颇具前瞻性，点明了法律制度建设对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这一年，西汉王朝在各种矛盾与变革中前行。宣帝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试图解决权力分配、司法公正等诸多问题，这些举措既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为西汉王朝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调，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