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覆雪的山路上颠簸前行，每一次震动都精准地敲打在李云龙的伤腿上，带来一阵阵酸麻胀痛。他咬紧牙关，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但目光始终投向窗外。沿途的景象逐渐发生变化，不再是荒无人烟的山岭，开始出现更多军事活动的痕迹：伪装网覆盖的物资堆放点、牵着骡马行进的运输队、以及更多利用山体巧妙构筑的掩体和工事。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似乎也淡了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紧张有序的备战气氛。
车子最终驶入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山谷，入口处设有严密的明哨暗哨，检查了司机的证件和李云龙的文件袋后才予以放行。山谷内部别有洞天，沿着山体开凿出了大大小小的洞口，有的挂着帆布帘子，有的则加固了木料和钢筋，隐约能听到发电机低沉的轰鸣声和电报滴滴答答的声响。
吉普车在一个较大的洞口前停下，洞口上方用白灰简单地刷着“研究室”三个字。司机搀扶着李云龙下车，将双拐递给他。李云龙拄着拐，艰难地站稳，深吸了一口冰冷而带着机油和煤炭味道的空气。
他被引着走进矿洞。里面比想象中要宽敞许多，但光线昏暗，依靠着挂在岩壁上的电灯和摇曳的马灯照明。空气流通不畅，混合着烟草、汗味、纸张和地下潮气的复杂味道。洞壁裸露着岩石的纹理，不时有细小的碎石屑落下。巨大的原木支撑着顶棚，给人一种沉重而坚固的感觉。
洞里被隔成了几个区域，用帆布或者简陋的木板分开。可以看到一些穿着军装的人伏在简陋的木桌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查阅文件、书写材料或者低声讨论。电话铃声偶尔响起，接着便是急促的对话声。这里没有前线野战医院的死亡气息，却弥漫着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和专注——一种大脑高速运转带来的无形压力。
一个戴着深度眼镜、看起来有些书卷气的中年军人迎了上来，他是研究室的副主任，姓吴。他热情地与李云龙握手（小心地避开了他拄拐的手），语气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客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李云龙同志，欢迎欢迎！早就听说你要来，我们这儿就缺你这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同志！快，这边请，你的住处和工作台都安排好了。”
吴主任引着李云龙来到矿洞深处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这里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单间，里面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旧桌子和一把椅子，条件简陋，但至少有了私密空间。隔壁就是一个稍大的工作区，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各种地图、文件、书籍和稿纸，几个研究员正埋头工作。
“条件艰苦，李研究员多担待。”吴主任扶了扶眼镜，“你的伤怎么样？需要先休息一下吗？”
“不用，直接开始工作吧。”李云龙摇摇头，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里的一切。
吴主任点点头，似乎很欣赏这种态度。他简要介绍了一下研究室的情况：这里主要负责收集分析前线战报、研究敌军战术装备特点、总结我军作战经验教训、并提出战术改进建议。成员构成复杂，有像他这样从军事院校调来的理论教员，有从部队选拔上来的有文化的参谋，也有像李云龙这样因伤暂时无法上一线、但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你的那份阻击战总结，首长们高度重视，已经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下发各部队学习了。”吴主任说着，从一堆文件中找出一份油印的材料，正是李云龙那字迹歪斜的原始报告的打印整理版，上面还加了一些批注，“我们最近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深入研究如何有效应对美军的地空火力优势和装甲突击，你的经验非常宝贵。”
接着，吴主任抱来一大摞材料放在李云龙的桌上：最新的敌情通报、各部队上报的战斗总结（有的极其简略，有的相对详细）、缴获的敌军装备说明书（附带着潦草的中文翻译）、甚至还有一些国外军事杂志的片段（不知从何种渠道得来）。资料浩如烟海，却又杂乱无章。
“李研究员你先熟悉一下情况，看看这些材料。有什么想法，随时可以和大家讨论。”吴主任交代完，便又去忙自己的事了。
李云龙坐在那张冰冷的椅子上，伤腿因为久坐开始隐隐作痛。他环顾四周，看着那些伏案工作的、大多戴着眼镜、显得有些文弱的研究员，再低头看看自己粗糙的手掌和打着夹板的腿，一种强烈的异样感油然而生。这里和他熟悉的硝烟弥漫、吼声震天的前线指挥部截然不同，这里安静、压抑，却同样关系到成千上万战士的生死。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一份战斗总结报告看了起来。报告来自另一个军的一支队伍，描述了一次不成功的夜间袭击，伤亡很大。写得有些混乱，但李云龙能从中清晰地看到美军照明弹和雷达哨戒带来的麻烦，以及火力协同上的脱节。
他拿起铅笔（研究室提供了相对好用的铅笔和纸张），下意识地想在那份报告上写下批注，指出几个关键失误点和改进建议，就像他以前批阅下属报告一样。但笔尖悬在半空，他停住了。他意识到，在这里，他的意见不再仅仅影响一个团、一个师，可能会被整理成文，下发到整个志愿军。每一个字，都需要更加慎重，更有依据。
他放下了笔，开始更加耐心地阅读。他发现，很多上报的总结过于简略，侧重于描述英勇事迹和大概过程，缺乏对战术细节、敌军反应、装备效能的准确记录和分析。而研究室现有的分析，往往又偏重于理论推演和宏观指导，有时会与前线复杂的实际情况有些脱节。
这就是他存在的意义——成为连接血火实践与高层决策的那座桥梁。
接下来的几天，李云龙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工作节奏。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桌前，艰难地阅读、理解、消化着海量的信息。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理论性的材料和专业术语看得非常吃力，但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实战直觉和经验。他往往能一眼看出某份战报中隐含的关键信息，或者某个战术建议在现实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他开始尝试着与周围的研究员交流。起初，那些“秀才”们对这个拄着拐、满脸硝烟味、说话直来直去甚至有些粗鲁的“老粗”有些敬而远之。但当李云龙用最朴实的语言，结合具体战例，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个理论方案的不可行之处，或者提出一个看似土气却极其实用的战术小技巧时，他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讨论甚至争论变得频繁起来。李云龙常常和吴主任或者其他研究员为了一个战术细节争得面红耳赤。他不懂什么大道理，只会说：“这不行！老子试过！这么干就是送死！”“你那玩意儿听着好，战场上根本没时间让你摆弄！”
他的粗话常常让秀才们皱眉，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往往切中要害，迫使大家去思考更现实、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他那份来自无数实战锤炼的、近乎本能的战场洞察力，开始一点点地渗透并影响着这个偏重于理论和汇总的研究室。
工作之余，他依旧坚持康复训练。在矿洞相对平坦的地面上拄着拐练习行走，扶着岩壁做下蹲练习。每一次挪动依旧痛苦，但他咬牙坚持着。他知道，只有尽快恢复行动能力，才能更深入地开展工作，甚至有机会去靠近前线的地方实地勘察。
矿洞里的生活枯燥而忙碌，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只有洞口透入的光线变化和一日三餐（伙食比医院稍好，但依旧简陋）提示着昼夜更替。李云龙沉浸在这种全新的、用脑多于用枪的战斗中，感受着一种不同于冲锋陷阵、却同样重要的责任和压力。
他正在慢慢适应新的角色，就像他当年适应从士兵到指挥员的转变一样。在这个昏暗而充满思辨的矿洞里，一场关于如何更聪明、更有效地打赢这场现代化战争的头脑风暴，正在悄然展开。而李云龙，这个带着一身伤疤和满脑子超前又接地气想法的“老粗”，正成为这场风暴中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