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秋天来得比北京早一些，刚下飞机，就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湿冷。提着沉重的行李走出希思罗机场，看着陌生的街道和行色匆匆的路人，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瞬间将我淹没。
我拿出手机，想给张云雷打个电话，却发现屏幕上显示着“时差7小时”。现在是伦敦下午三点，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他应该还在后台准备演出，或者刚刚结束演出，正是最忙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发了条微信给他：“我到了，伦敦这边天气有点冷。”
等了很久，手机都没有动静。我知道，他肯定是在忙。于是我收起手机，拦了辆出租车，报上提前租好的公寓地址。
公寓不大，但很温馨，家具齐全，窗外能看到一条安静的街道。我把行李拖进屋里，累得直接瘫倒在沙发上。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呼吸声，显得格外冷清。
我又拿起手机，屏幕依旧是黑的。我安慰自己，他只是忙，等忙完了就会回我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熟悉环境，办理入学手续，购置生活用品。伦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但也充满了挑战。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还有独自一人面对所有事情的无助感，都让我格外想念在北京的日子，想念张云雷，想念德云社后台那些吵吵闹闹的师兄弟。
期间，张云雷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一点，伦敦时间下午六点。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应该是刚结束演出。
“到了吗？安顿好了？”他问。
“嗯，都安顿好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这边挺好的，就是有点冷。”
“冷就多穿点，别感冒了，”他顿了顿，“学习的事儿怎么样了？还习惯吗？”
“还行，刚开始，有点懵，”我笑了笑，“慢慢来吧。”
“嗯，”他那边很安静，只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对不起啊，这几天演出太忙了，没怎么顾得上你。”
“没关系，我知道你忙，”我说，“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知道了，”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那边……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啦，大家都挺友好的，”我不想让他担心，“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我想你了。”
简单的四个字，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我强装的坚强。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也想你。”我低声说。
“好好照顾自己，”他说，“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晚。”
“嗯，你也是。”
挂了电话，房间里又恢复了寂静。我握着手机，久久没有放下。七小时的时差，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差距，更是两个世界的错位。我醒着的时候，他可能在睡觉；他活跃在舞台上，接受着欢呼和掌声的时候，我可能正对着一堆看不懂的文献发愁。我们的生活，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走向不同的轨迹。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还会每天发微信，分享彼此的生活。我会告诉他伦敦的天气，学校里的趣事，遇到的困难；他会告诉我演出的情况，后台师兄弟的糗事，还有他又学了什么新段子。
“今天九郎哥又在台上砸挂我了，说我现在天天对着手机傻笑，跟个望妻石似的。”他发来消息，后面跟着一个无奈的表情。
我看着笑了，回复他：“那你就是望妻石本石了。”
“去你的吧，”他回，“你才是石头呢，硬邦邦的。”
这样的互动，让我暂时忘记了距离的遥远，好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
直到有一次，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个小组作业，因为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我和组员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被弄得焦头烂额，委屈得不行。我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晚上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再也忍不住了，给张云雷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那边很吵，有音乐声和说话声，应该是在哪个聚会或者饭局上。
“喂？”他的声音有点模糊，背景音很大。
“张云雷……”我一开口，声音就带上了哭腔。
“怎么了？怎么哭了？”他立刻听出了不对劲，声音也紧张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我……我在学校遇到点事儿，”我抽抽噎噎地说，“跟组员闹得不太愉快，他们……他们好像不太喜欢我……”
“别急，慢慢说，”他的声音试图保持平静，但我能听出他的焦急，“到底怎么回事儿？”
可是那边实在太吵了，他的声音也断断续续的，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而我自己，因为委屈和难过，也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你等一下，我找个安静的地方。”他说。
然后是一阵嘈杂的移动声，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最后终于安静了。“好了，现在能听见了，”他说，“到底怎么了？跟我说说。”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他耐心地听着，时不时地安慰我几句：“没事，这很正常，文化差异嘛，慢慢沟通就好了。”“别难过，你已经很棒了。”“实在不行，咱就不跟他们一组了，咱自己做。”
他的安慰让我感觉好了很多，但挂了电话之后，一种更深的无力感席卷了我。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远在万里之外，只能通过冰冷的电话，传来隔着电流的声音。这种感觉，比遇到困难本身，更让我难过。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向他倾诉负面情绪的次数。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觉得，我是个只会给他添麻烦的人。我开始学着自己处理问题，自己消化情绪，把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藏在心里。
而张云雷，似乎也越来越忙了。他的演出越来越多，行程越来越满，有时候我发的微信，他要很久才会回复，甚至有时候，直到第二天才会回我一句“昨天太累了，睡着了”。
我们之间的联系，渐渐变得稀疏起来。曾经每天都有的早安晚安，变成了偶尔的问候。曾经无话不谈的分享，变成了简单的“吃了吗”“睡了吗”。
七小时的时差，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之间。我这边阳光明媚的时候，他那边可能星光璀璨；我这边华灯初上的时候，他那边可能刚刚迎来清晨。我们努力地想要靠近对方，却总是在时间的错位中，一次次擦肩而过。
有一次，国内过年，德云社大封箱，后台肯定很热闹。我看着朋友圈里杨九郎发的照片，一群师兄弟挤在一起，笑得前仰后合，张云雷站在中间，穿着喜庆的红色大褂，笑容灿烂。
我给他发了条微信：“封箱快乐！看照片大家都好热闹啊。”
等了很久，他回了一句：“嗯，挺热闹的。你那边过年了吗？”
“这边不过年，就是普通的一天，”我回，“有点想你们了，想德云社了。”
他没有再回。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寓里，煮了碗速冻饺子，就算是过年了。窗外是伦敦寂静的夜，没有鞭炮声，没有热闹的春晚，只有我自己，和手机里那张热闹的照片。
我知道，他不是不想回我，他只是真的很忙。忙着他的事业，忙着他的舞台，忙着那些属于张云雷的光芒万丈。而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渐渐变成了他生活里，一个模糊的、需要隔着七小时时差才能联系上的存在。
我们之间的沉默，越来越多。有时候通电话，也会出现长时间的冷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说我的学业，他可能没兴趣；他想说他的演出，我可能听不懂那些圈内的梗。曾经那么默契的两个人，好像正在慢慢失去共同语言。
有一次，他难得有空，我们视频通话。看着屏幕里他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脸，我突然觉得很心酸。他好像瘦了一些，眼底的疲惫也更重了。
“最近怎么样？”他问。
“就那样吧，学习挺忙的，”我说，“你呢？是不是又接了很多演出？”
“嗯，还行，”他笑了笑，“过段时间可能要去趟上海，然后是南京……”
他说着他的行程，我安静地听着。看着他说话时的样子，我突然很想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像我想你一样，想念过我？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我害怕听到那个不确定的答案，更害怕，我们之间仅存的那点联系，也会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彻底断裂。
七小时的时差，隔出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更是两个世界的生活，两种不同的节奏。我们都在努力地向前走，只是方向不同，步伐不同，渐渐拉开了距离，只剩下越来越深的沉默，和心底那点，不敢轻易触碰的思念与失落。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改变。而我和他之间的故事，似乎也正在朝着一个，我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悄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