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冬，庐州合肥县小包村的寒夜里，一场鹅毛大雪正扑簌簌落着。村东头的青砖瓦房内，年过五旬的包令仪得妻子周氏怀胎十月，今晚就要生了。他曾是咸平元年的进士，历任县令，却因性情耿直遭人排挤，三年前辞官归乡，潜心耕读，膝下唯有一子包莹，年已十八，却不料这年秋染了肺疾，在半月前撒手人寰。
“哇——”一声响亮的啼哭刺破雪夜，产婆抱着襁褓冲进来，满脸喜气：“包老爷！是个少爷！哭声恁响，将来必是大富大贵的命！”
包令仪凑近一看，那婴儿皮肤黝黑如铁，眉心竟有一块月牙形的淡青色胎记，在烛火下泛着微光，不像寻常婴孩那般粉雕玉琢，倒似从灶膛里捡出来的炭块。周氏挣扎着要看，包令仪忙道：“好，好，是个壮实孩子。”
包令仪见婴儿虽黑，一双眼睛却亮如寒星，不哭不闹，只是静静望着他，他接过孩子：“此子便取名‘拯’，字‘希仁’，望他日后能拯民于水火，仁心济世。”
包拯的童年，是在父亲的严苛教诲与母亲的慈爱中度过的。包令仪亲自教他识字，书房里常常传来父子俩诵读《论语》《孟子》的声音。包拯天资聪颖，过目成诵。
村里的孩童却常笑他“包黑子”，拿土块砸他。包拯从不还手，只默默捡起书本回家。母亲周氏见状，便将他揽在怀里，用手帕擦去他脸上的泥污：“拯儿，脸黑不打紧，心要白。你看那墨锭，越黑越能写出清白字。”她指着窗外的老槐树，“你爹爹在树上刻了‘清白传家’四个字，你要记牢。”
包拯仰头望着树上斑驳的刻痕，似懂非懂。直到十二岁那年，他随父亲去邻县探亲，路过一处市集，见一个衙役正抢夺老汉的柴担，老汉跪地哀求，衙役却扬鞭便打。包拯冲上前拉住衙役的手：“你怎能如此欺压百姓！”衙役见是个黑瘦少年，扬手要打，却被包令仪喝止。事后，包令仪摸着儿子的头道：“拯儿，方才做得对。但你要记住，光有血气不够，还要有本事为民做主。”
那晚，包拯在油灯下抄录《史记·酷吏列传》，忽然问：“父亲，郅（zhi）都、张汤执法严酷，却为何被称为酷吏？”包令仪放下书卷，正色道：“执法者，当如秤杆，不偏不倚。若一味用刑，便是暴虐，非正义也。”这番话，如同一颗种子，埋进了少年包拯的心里。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二十八岁的包拯赴汴京参加会试。临行前，父亲包令仪递给他一方砚台，砚背刻着“守正”二字：“京城繁华，勿迷心窍。此去若得功名，当牢记‘清、慎、勤’三字。”
包拯跪在父母面前，磕了三个响头。他知道，这一去，是全家的指望。自哥哥包莹死后，父母将所有心血都倾注在他身上。
会试三场，包拯文思泉涌，尤其在策论中，他直陈“今百姓困于徭役，官吏贪于贿赂，当澄吏治，宽民力”，考官阅后拍案称奇，将其列为甲等。殿试时，真宗见他虽容貌黝黑，却举止沉稳，对答如流，钦点为甲科进士，授大理评事，外放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
喜讯传回小包村，包令仪夫妇非常高兴。然而，当任命文书送到时，包拯却跪在父母面前，叩首道：“父母年事已高，孩儿愿辞官归家，侍奉左右。”
包令仪惊道：“拯儿，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前程！”
“父亲教诲，儿不敢忘。”包拯抬头，眼中泪光闪烁，“若为功名而舍父母于不顾，纵做高官，于心何安？”
原来，包令仪近年风湿缠身，周氏也因忧思过度染了眼疾。包拯心意已决，屡次上书朝廷，请求改任近地，以便奉养。朝廷感念其孝，改授他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离家稍近。但包拯到任后，见父母仍需人照料，竟再次辞官，携妻董氏（他二十岁时所娶，庐州名门之女）回乡，一待便是三年。
这三年里，包拯亲自下地耕种，为父母煎药喂饭，晚间则在窗前苦读，常常至深夜。乡邻们见他放着官不做，甘当农夫，有人称赞“孝哉包郎”，也有人暗笑“迂腐书生”。包拯却毫不在意，每日清晨，必去父母床前问安，傍晚则陪父亲在老槐树下谈古论今。
一日，包令仪指着院中晾晒的稻谷道：“拯儿，你看这稻穗，越是饱满，头垂得越低。为人处世，亦当如此。”
包拯点头：“父亲所言极是。儿近日读《汉书·循吏传》，见龚（gong）遂、黄霸治民，以教化为本，不尚严刑，方得百姓爱戴。将来若有机会为官，儿当以循吏为范。”
包令仪捋须微笑，咳嗽数声后道：“我儿有此心，我死亦瞑目。只是……”他欲言又止，“你天生异相，又性本刚直，日后入仕，恐多荆棘。切记，刚不可折，需辅以柔；直不可肆，需济以智。”
这番话，包拯记了一辈子。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包令仪病逝，享年六十有五。包拯按礼制守孝三年。三年后，周氏亦溘然长逝。包拯将父母合葬于村西的祖坟，在墓旁结庐而居，又守孝一年，直至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才在亲友的劝说下，收拾行囊，踏上赴京的道路。
包拯的第一任实职，是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以产端砚闻名，历任知州多借“进贡”之名，搜刮数十倍于贡品的砚台，馈赠权贵。包拯到任后，首先命人查清历年进贡数目，立下规矩：“每年贡品，仅此数，多一方亦不可！”
一日，亲信幕僚李通捧着一方雕琢精美的“双龙戏珠”砚台进言：“大人，此乃匠人新制，温润如玉，可作送给三司使的见面礼。”
包拯接过砚台，触手生温，确是上品。他沉吟片刻，将砚台递还：“李通，你随我多年，当知我心意。端砚虽好，却不能磨黑了良心。”他指着公堂匾额“清砚堂”三字，“我改此堂名，便是要警示自己：为官如砚，需端方正直，容不得半点瑕疵。”
任满回京时，百姓夹道相送，有老砚工捧来一方朴素的砚台：“大人，这是小人自家磨的砚，没刻花纹，望大人不弃。”包拯推辞不过，收下砚台。行至西江渡口，他忽然想起什么，从包裹里取出那方砚台，竟挥手掷（zhi）入江中。幕僚大惊：“大人，这是百姓心意！”
包拯望着砚台落水处泛起的涟漪，沉声道：“我若收此砚，与那些搜刮民脂的贪官何异？心意领了，砚台却不能留。”后来，据说那方砚台落水处渐渐隆起，形成一座小岛，百姓称之为“掷（zhi）砚洲”，至今犹存。
回京后，包拯因在端州政绩卓着，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后升为监察御史。这一职位，专司弹劾（hé）百官，动辄得罪权贵。同僚劝他：“御史言事，当委婉含蓄，何必锋芒毕露？”包拯却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若知而不言，是为尸位素餐。”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宋军屡败，朝野震动。包拯上书《论边事疏》，直指“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军政废弛”，建议“选良将，明赏罚，操练士卒，充实边储”。他又弹劾（hé）镇守陕西的范雍“庸碌无能，丧师失地”，虽范雍是仁宗乳母的儿子，包拯亦毫不留情。
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弹劾（hé）宰相宋庠（xiáng）。宋庠（xiáng）任相七年，无所作为，时人称为“木头宰相”。包拯连上三道奏疏，痛陈“宋庠（xiáng）尸位素餐，败坏朝纲”，言辞激烈，朝野哗然。仁宗犹豫再三，最终将宋庠（xiáng）罢相。自此，“包拯弹劾（hé），雷霆万钧”的名声传遍京城，官员们见了他，无不屏息敛声，时人谓之“包弹”，与“笑比黄河清”并称——据说想看包拯一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
有人说包拯过于严苛，不通人情。他却在文中写道：“人言我刚，我谓人柔。刚者，守国法；柔者，恤民情。二者不可偏废。”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包拯知开封府。消息传来，汴京百姓奔走相告。开封府号称“天下第一府”，权贵云集，积弊最深，历任府尹少有能任满一年者。包拯到任当日，便命人拆了府门前的登闻鼓，改为“立石告状”——百姓可直接将状纸投至石匣中，避免了衙役刁难。
一日，有百姓状告惠民河两岸的权贵霸占河道，建造花园水榭，导致汛期河水泛滥，淹没民宅。包拯亲自带人丈量河道，发现确有数十处违建，其中竟包括宰相富弼（bi）、枢密使晏殊（shu）的别院。属官劝道：“大人，这些都是朝廷重臣，得罪不起啊！”
包拯迎风而立：“河道乃国家之地，岂容私人侵占？若不治此风，何以安民？”他下令限期拆除所有违建，逾期者严惩。富弼（bi）派人送来名帖，包拯看也不看，掷于地上：“若再求情，一并弹劾！”最终，惠民河得以疏浚，百姓称其为“包公河”。
最着名的，当属“陈州放粮案”。时陈州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而转运使王逵与国舅张尧佐（仁宗张贵妃之弟）却克扣赈灾粮，将霉米充作好米发放，私吞巨额粮款。包拯接到诉状后，力请前往陈州查案。
他带着展昭微服南下，见陈州百姓啃食观音土，饿殍遍野，不禁潸然泪下。他暗中搜集证据，查获王逵与张尧佐的密信，又找到被克扣的好米藏匿处。回开封后，他在御前力陈二人罪状，张贵妃在后宫哭闹求情，仁宗一时动摇。
包拯跪在金銮殿上，从清晨到黄昏，不肯起身：“陛下若姑息奸佞，臣宁死不奉诏！”他的额头磕破了，鲜血染红了玉阶。仁宗最终被其赤诚打动，下旨将王逵、张尧佐交开封府问罪。
行刑那日，开封府外挤满了百姓。包拯身着绯袍，端坐公堂，喝令：“取龙头铡来！”张尧佐吓得瘫软在地，高呼“姐姐救我”。包拯厉声道：“你克扣赈灾粮时，可曾想过陈州百姓的儿女？今日，便是你的报应！”
刀光落下，鲜血溅湿了“明镜高悬”的匾额。百姓们见状，纷纷跪地叩首，山呼“包青天”。自此，“包黑子”的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虽仅两年，却革除弊政，平反冤狱。他离任时，百姓倾城相送，献上万民伞。包拯推辞道：“伞乃遮雨之物，我何德何能，受此大礼？若要谢我，便请记住：遵纪守法，莫做亏心事，便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嘉佑（you）六年（公元1061年），包拯升任枢密副使，成为执政大臣。此时的他，已是花甲之年，鬓角染霜，脸上的皱纹如刀刻般深刻，唯有那双眼睛，依旧黑亮如昔。他深知位高权重，更需谨慎，家中屏风上，亲手书写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每日观之自省。
他的家中，陈设极为简朴，妻子董氏穿着布衣，亲自下厨。儿子包繶（yi）娶了三朝元老崔立的女儿，包拯却告诫儿媳：“崔家世代簪缨，更要恪守家训，不可仗势欺人。”包繶（yi）婚后一年病逝，儿媳崔氏守节未嫁，抚养幼孙包文辅（包繶之子），包拯对其极为敬重，称她“有古烈女之风”。
嘉佑（you）七年（公元1062年）五月，包拯巡视南京（今河南商丘），途中染病，返回汴京后，病情日益加重。仁宗亲自到家中探望，见他居住的房屋低矮狭小，陈设简陋，动容不已。
包拯躺在床上让儿子取出早已写好的遗嘱，呈给仁宗：“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仁宗看罢，泪水夺眶而出。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溘（kè）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噩耗传出，汴京百姓罢市哀悼，连乞丐都在街头烧纸痛哭。灵柩归乡之日，沿途百姓自发设祭，队伍绵延数十里。
包拯死后，仁宗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孝”者，念其侍奉双亲；“肃”者，赞其执法严明。在合肥的包公墓中，出土了一方墓志铭，由枢密（shu mi）副使欧阳修撰写，其中写道：“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这便是包拯，一个生于寒微却志在天下的书生，一个孝顺父母却不徇（xun）私情的儿子，一个弹劾权贵却心系百姓的御史，一个铁面无私却心怀仁爱的法官。他的黑面，并非天生异相，而是刚正不阿的象征；他的月牙，不是天上星辰，而是照破黑暗的明镜。他“清正廉洁、执法如山”的精神，如同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提醒着后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知，什么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