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上的晨雾还没散透，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刚接住第一缕阳光，上海市网信办三楼的会议室里，空气已经绷得像拉满的弦。李砚之把一叠投诉材料推到会议桌中央，蓝色封皮上“星链中国用户数据投诉案”几个字格外扎眼，他指尖敲了敲最上面那份，声音压着几分凝重：“王大叔的渔船，在舟山渔场用了星链中国的‘远洋通’服务，定位数据三天内泄露两次，外国船队直接堵了他的传统渔区——这不是技术故障，是企业把用户数据当‘增值资源’给第三方了。”
会议桌两侧坐着网信、工信、航天局的工作人员，还有特邀的伦理学家张敬之教授。张教授推了推眼镜，拿起材料翻了两页，眉头拧起来：“更麻烦的是轨道。星链中国上个月抢发了12颗低轨卫星，轨道高度和我国‘天网’系统的气象卫星重叠了三次，差点造成碰撞——太空资源不是谁家先抢就是谁的，这已经触及太空伦理的底线了。”
李砚之揉了揉眉心，手机屏幕亮了下，是下属发来的紧急消息：“民航局刚才来函，虹桥机场进近航道昨天下午出现15分钟信号干扰，初步排查是星链中国某颗卫星的频段偏移。”他把消息投屏到墙上，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投影仪的嗡鸣声在空气中飘着。
“得找陈默谈谈。”李砚之站起身，抓起外套，“星链中国是国内卫星互联网的龙头，他们的问题不解决，整个行业都要跟着乱。”
陈默在星链中国总部的顶楼办公室里，正对着巨大的屏幕看卫星轨道模拟图。屏幕上，代表自家卫星的蓝色光点密密麻麻挤在低轨区域，和其他卫星的轨道线缠成一团乱麻。助理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文件：“陈总，网信办李主任要见您，说是关于用户投诉和轨道占用的事。”
陈默叹了口气，把笔扔在桌上。他不是不知道问题，只是去年董事会定了KpI，要在年底前把卫星数量从300颗扩到500颗，抢占低轨资源——国外的星链已经有两千多颗了，他要是慢了，中国企业在卫星互联网领域就没话语权了。“让他进来吧。”
李砚之走进办公室时，陈默正站在窗边看黄浦江的货轮。“李主任，喝茶。”陈默递过一杯龙井，语气带着几分试探，“数据泄露那事，我们已经把涉事的第三方公司告了，用户赔偿也到位了。轨道的事，我们正在调整卫星姿态，不会再跟‘天网’冲突。”
“调整姿态？”李砚之接过茶杯，没喝，放在桌上，“陈总，我昨天去了舟山渔港，王大叔的船停在码头，渔网晒了一地。他说用‘远洋通’是为了能跟家里视频，结果渔区位置被卖了，这季的收成少了一半——你觉得赔偿能补回来吗？”他顿了顿，指着墙上的轨道图，“还有轨道，低轨资源就这么多，你抢一颗，别人就少一颗，要是每个企业都像你们这么干，未来太空里全是卫星碎片，谁还能安心用卫星互联网？”
陈默的脸沉了沉：“李主任，我理解监管的重要性，但卫星互联网是新兴行业，国外都在跑马圈地。我要是按部就班等审批，等伦理框架，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就落后了！”
“落后不是靠抢资源、牺牲用户权益换来的。”李砚之拿出一份草案，放在陈默面前，“这是我们初步拟的《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讨论稿）》，你看看——核心就三条：用户数据必须本地化存储，未经本人同意不能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轨道申请要经过航天、伦理专家联合评审，避免无序抢占；信号频段必须报备，不能干扰公共通信和航空安全。”
陈默拿起草案，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本地化存储要加服务器，成本得涨20%；轨道评审要走流程，我这12颗卫星的发射计划就得推迟——李主任，这会拖垮企业的。”
“拖垮企业的不是监管，是没有底线的发展。”李砚之站起身，“明天上午，我们要开一个多方座谈会，邀请了渔民代表、伦理专家、民航和航天部门的人，你要是愿意，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第二天的座谈会在市网信办的多功能厅举行。王大叔坐在第一排，穿着洗得发白的渔服，手里攥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定位记录，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陈默走进来时，正好对上王大叔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无奈——就像他小时候在老家看到的，农民看着被洪水淹了的庄稼的眼神。
座谈会开始，李砚之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请王大叔发言。王大叔站起来，声音有点发颤：“我不懂什么卫星、伦理，我就知道，我用‘远洋通’，是信得过它安全。结果我的船在哪，每天捕多少鱼，别人都知道。外国船跟在我后面，我网还没下，他们先把鱼捞走了——这不是偷吗？”
台下有人点头，张敬之教授接着说：“王大叔的遭遇，本质是数据伦理的缺失。卫星互联网收集的用户数据，不仅有定位，还有通信内容、使用习惯，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后果比传统互联网更严重——因为卫星信号覆盖广，数据可能跨境流动，监管难度更大。”
民航局的代表也开了口：“昨天的信号干扰虽然没造成事故，但进近航道的信号一旦中断，飞机就像瞎了眼。卫星互联网企业必须把信号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能为了扩大覆盖范围，就随意调整频段。”
陈默坐在角落里，听着大家的发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想起去年去西北调研，看到牧民通过星链中国的卫星上网，给牛羊看病、卖特产，那时他觉得自己做的是好事。可现在，好事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陈总，你也说说吧。”李砚之看向他。
陈默站起身，走到台前，沉默了几秒，才开口：“首先，我向王大叔道歉，也向被信号干扰影响的民航部门道歉。”他鞠了个躬，“之前我总觉得，发展要快，要抢时间，但今天听了大家的话，我明白，没有伦理的发展，再快也没用——用户不相信你，行业不认可你，再多人造卫星，也只是太空里的垃圾。”
他顿了顿，看着李砚之手里的草案：“关于《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我们星链中国愿意参与修订，也愿意第一个试点——数据本地化存储，我们下个月就启动服务器建设；轨道申请，我们暂停新卫星发射，先配合航天部门调整现有卫星的轨道；信号频段，我们马上成立专门的监测团队，确保不干扰公共通信。”
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王大叔也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橘子，递给陈默：“陈总，要是早这样，多好。”
接下来的一个月，李砚之和张敬之教授牵头，联合星链中国、天网航天、民航局等单位，对《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进行了十几次修订。他们新增了“跨境数据流动伦理条款”——卫星互联网的数据跨境传输，必须提前向网信部门报备，且不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还加入了“太空资源公平分配原则”——低轨卫星轨道申请采用“按需分配+动态调整”机制，避免企业垄断资源。
框架修订期间，陈默带着团队去了舟山渔港，给渔民们做“远洋通”的安全升级，还承诺免费提供一年的数据分析服务，帮他们规划渔区。王大叔的船再次出海时，用升级后的“远洋通”，定位数据只有他自己能看，还能收到附近台风的预警——他给陈默发了张照片，照片里满船的渔获，阳光洒在海面上，金灿灿的。
框架定稿那天，李砚之把所有人召集到网信办的会议室。张教授拿着最终版的框架，逐条讲解：“第一条，用户数据伦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收集提供服务必需的数据，且数据存储期限不超过服务周期；第二条，太空资源伦理：低轨卫星轨道使用期限为5年，到期后需重新申请，未使用的轨道资源由航天部门回收再分配；第三条，信号安全伦理：卫星信号频段需通过工信部门审核，建立24小时监测机制，一旦出现干扰，立即暂停服务……”
框架一共12条，涵盖了数据、太空资源、信号安全、跨境监管、应急响应等各个方面。李砚之看着窗外，黄浦江上的货轮来来往往，远处的东方明珠塔直插云霄。他想起小时候，爷爷给他讲“上九天揽月”的故事，那时他觉得太空是遥不可及的；现在，卫星互联网把太空和地面连在了一起，而这份伦理监管框架，就是连接两者的“安全带”。
陈默拿着框架，心里很踏实。他刚接到通知，星链中国的新卫星发射计划已经通过了航天部门的审批，轨道是根据“按需分配”原则分配的，正好能覆盖西北的偏远山区——那里还有很多孩子，等着通过卫星互联网看到外面的世界。
框架正式出台那天，上海市网信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李砚之在发布会上说：“卫星互联网是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但科技的发展不能没有伦理的约束。《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不是为了限制行业发展，而是为了让行业走得更稳、更远——我们要让卫星互联网不仅能连接信号，还能连接信任。”
发布会结束后，李砚之收到了张教授发来的消息，消息里是一张照片：西北某小学的孩子们，正通过卫星互联网上英语课，屏幕里的老师笑着，孩子们也笑着。李砚之回复了一句：“这就是伦理监管的意义。”
黄浦江上的雾彻底散了，阳光洒满江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天空中，一颗卫星正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它的信号覆盖着城市、乡村、渔港、山区，传递着信息，也传递着信任——就像《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里写的那样：“科技向善，伦理先行；太空无垠，责任有界。”
半个月后，星链中国的新卫星成功发射。当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开始传输信号时，陈默给李砚之打了个电话。电话里，陈默的声音很激动：“李主任，西北山区的孩子们已经能用上卫星互联网了，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的直播！”
李砚之笑着说：“好啊，这才是卫星互联网该有的样子。”他挂了电话，拿起桌上的《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在扉页上写下：“为了每一个在信号覆盖下的人，为了每一片被卫星照亮的土地。”
窗外，黄浦江上的风轻轻吹过，带着春天的气息。李砚之知道，卫星互联网的发展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伦理监管框架也需要不断完善，但只要守住“向善”的底线，未来就一定是光明的——就像那片星空，虽然遥远，却永远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