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落地后三小时，展馆的金属门在晨雾中缓缓开启。云倾月踩着细高跟步入展厅，风衣下摆沾着微湿的露气，她一眼便看见自己的作品被安置在角落。那组记录菜市场清晨烟火气的照片，本该置于主展区中央，此刻却被挪至一盏昏黄射灯之下，投影在墙上的标题赫然写着：“the oppressed Edges of Urban Life”——《城市边缘的压抑生活》。
她脚步未停，指尖掠过展签边缘，目光冷得像冬夜的月光。时砚跟在她身后半步，察觉到她呼吸节奏的细微变化。他没说话，只是将背包里的笔记本往肩上提了提，封面钢笔字在灯光下泛出微光：“东方之眼·初稿”。
“这不是我们的方案。”云倾月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让迎上前的外方策展助理顿住了笑容。
对方用流利英语解释，称这是“更具张力的叙事结构”，强调“国际观众更易理解边缘化主题”。时砚上前一步，语气温和但清晰：“我们提交的策展说明里明确写过，这组作品的核心是‘温度’，不是‘苦难’。”
翻译将话转述过去，策展助理耸肩表示遗憾，称调整已成定局，开幕前无法更改。
云倾月转身走向投影区，忽然停步。一台老式胶片相机静静陈列在展台中央，玻璃罩上贴着标签：“Symbol of Nostalgic china”——“怀旧中国的象征”。而她的《雪胡同》正被投射其上，小女孩举着相机的身影与展台老机器重叠，仿佛在诉说某种被预设的“传统中国”图景。
她盯着那台相机，没说话，但眼神已如刀锋般锐利。
当晚彩排，新闻发布厅坐满各国记者。时砚站在讲台前，手握话筒，试图用中文讲述他们为何坚持“非西方视角”。“摄影，是倾听普通人呼吸的方式。”他说。
翻译迟疑片刻，随即转述：“photography is an art of document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underclass.”
台下传来低低的议论声。一名记者举手提问：“你们是否在刻意展示中国的阴暗面？”
云倾月立刻起身，用英文回应：“我们展示的是真实，不是阴暗。”主持人却微笑打断：“我们尊重翻译的专业判断，请继续下一个问题。”
她坐回座位，指节抵住唇角，一言不发。时砚瞥见她眼底掠过一丝寒意，那是他曾见过的、属于影后面对恶意采访时的防御姿态。但他知道，此刻的沉默不是退让，而是积蓄。
休息室里，灯光冷白。时砚翻开笔记本，银杏叶依旧夹在第一页，脉络清晰如初。他凝视片刻，起身走向主办方协调处，请求启用双语ppt辅助讲解，并提议邀请一名懂中文的艺术系学生担任语义校对。
“我们不说教，”他对负责人说，“我们只展示。”
对方犹豫良久，最终点头。
次日清晨，外方策展人亲自到场，坚持拒绝修改文案。他认为策展权属于专业机构，创作者不应干预最终呈现。“艺术解读本就多元，”他摊手，“你们无法控制观众看到什么。”
气氛僵持。展厅内光线渐亮，照在《掌心落叶》那幅作品上——逆光中一只伸向镜头的手，掌心托着一枚枯叶，背景是斑驳的教室墙壁。
云倾月忽然开口：“我建议您先看一段视频。”
她调出一段录播画面：培训班教室里，一群学员围坐，激烈讨论一张街头抓拍。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指着屏幕：“它拍的是生活本身，不是摆出来的美。”另一个女生迟疑道：“可如果没人看到呢？”沉默片刻，那个一直低头记笔记的男学员抬头：“那就让别人看见。不是靠炒作，是靠真实。”
视频结束，展厅陷入短暂寂静。
策展人皱眉：“这和布展方案有什么关系？”
时砚走上前，微笑道：“我们的作品，来自这些人。他们不是‘边缘’，也不是‘苦难’，他们是拿起相机、开始记录自己生活的普通人。我们不是来展示中国有多‘特别’，而是想说——每个人的光，都值得被看见。”
他说完，展厅角落传来轻微的翻页声。那位艺术系学生志愿者正低头记录，忽然轻声问：“你们真的认为，光可以被‘传递’吗？”
没人回答。但云倾月的目光微微一动。
策展人沉默片刻，环视四周展品，最终走到《掌心落叶》前，仔细端详。他抬头问：“这真的是学员拍的？”
“是。”云倾月答，“她是个小学老师，拍这张照片那天，刚学会用光圈优先模式。”
策展人没再说话，只是掏出手机，对着画面拍了一张照。
中午，布展团队重新调整了灯光方案。那组市井照片被移回主展区，配文更换为中英双语说明：“morning markets, beijing —— ordinary Light, Extraordinary Life”。
时砚站在展墙前，看着工作人员将新展签贴上。云倾月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咖啡，杯身印着展馆logo，热气在冷空气中缓缓升腾。
“他们改了。”她说。
“因为看到了真实。”他接过杯子，指尖触到她递来的那一侧，微烫。
她没收回手，而是轻轻压在他的手背上，短暂一瞬，又松开。
展厅入口处，那台老式胶片相机的展签被悄悄撤下。新的标签正在打印，内容尚未公开。
时砚低头翻开笔记本，准备记录今日变动。银杏叶从纸页间滑落，飘向地面。
他弯腰去捡。
一片新的叶子，正从窗外飘进，打着旋，落在展台边缘，紧挨着那台被移走的相机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