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元江继续说：“登出来了！真的登出来了！‘严重失实’！‘纯属不实之词’！‘深表歉意’！‘恢复名誉’！好！好！元湖办得漂亮！不愧是省委大院的人！”
戴夕怡妈妈姚放也凑过来，一遍遍读着声明上的字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次是喜极而泣：
“老天爷啊，可算是还我们夕怡清白了！这下好了，这下看谁还敢乱嚼舌根！”
戴建军紧绷的脸上也露出一丝释然，他重重吐出一口气：“三叔出手，就是不一样。”他看向坐在角落的妹妹，“夕怡，你看，没事了！报社道歉了！”
戴夕怡手里也捏着一份同样的报纸。她低着头，目光停留在“严重失实”、“纯属不实之词”、“恢复名誉”这几个加重的字眼上。
指尖下的纸张传来微凉的触感。她感到一种奇异的、近乎眩晕的感觉，会不会越描越黑呢？都是双刃剑吧！。
昨天还铺天盖地、将她钉死在耻辱柱上的污名，今天就被这白纸黑字、盖着报社公章的声明轻飘飘地抹去了。
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
这年头有的事情真是没有一个准头和真理吗，什么都可以指鹿为马？
这一次，像用一块巨大的、崭新的橡皮擦，擦掉了画布上肮脏的涂鸦，留下了一片刺目的、不容置疑的“空白”与“清白”。
这翻云覆雨的速度，这颠倒黑白的力度，让她第一次如此清晰深切感受到权力的无比魔力。
它运转起来，无声无息，却能碾碎“真相”，重塑“现实”。
这声明不是澄清，而是一道不容置疑的旨意，宣告着戴家的“面子”不容玷污，而她戴夕怡，作为这个面子的一部分，必须、也只能是“清白”的。
权力可以轻易抹去报纸上的铅字，却抹不掉这皮肉之下的记忆和屈辱。
窗外的城市灯火在雨后的湿气中晕染开一片模糊的光海，遥远而冷漠。
戴夕怡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的肌肉依旧维持着那个僵硬的、近乎嘲讽的弧度。父亲那句“风风光光嫁出去”的许诺还在空气里嗡嗡作响，像一群惹人厌烦的苍蝇。
她终于看清楚了，看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在这个由红木家具、旧军装照片和省委秘书处电话线编织成的世界里，在这座用祖父的将星和三叔的权柄构筑的堡垒里，没有什么污点是真正无法洗刷的，没有什么丑闻是真正致命的。
需要的，只是一块更大的、更体面的遮羞布，一场更隆重、更能彰显家族力量的仪式。
她的“错误”，她的“耻辱”，甚至欧阳辉留在她身体和生命里的印记，都可以通过权力的洗白洗礼，再一次纯洁，白璧无瑕。
就像父亲刚才摔碎的那个茶杯，清扫干净，换上一个更新、更贵、更体面的，一切便仿佛从未发生。家族的面子，那层金光闪闪、不容玷污的外壳，才是唯一需要被小心呵护的圣物。
这只是这个家族赖以生存、运转不息的冰冷规则。而她，曾经懵懂无知地越过了界，如今，不过是重新被纳入轨道，成为这庞大机器上一颗更“合适”的、被打磨光滑的螺丝钉。
窗外的城市灯火依旧璀璨，无声地宣告着又一个夜晚的降临。
戴夕怡慢慢她不再看任何人，也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僵硬地转过身，朝着自己房间那扇紧闭的房门走去。
脚步落在地板上，很轻，却带着一种被彻底驯服后的、死气沉沉的重量。
那则《更正及致歉声明》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烫在报纸上，也烫在戴夕怡的眼皮上。“严重失实”、“纯属不实之词”、“深表歉意”、“恢复名誉”——每一个字都硬邦邦、冷冰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来自权力高处的裁决意味。
父亲戴元江亢奋的声音在餐桌上嗡嗡作响，每一个音节都像小锤子敲打她的太阳穴。“看看！登出来了！白纸黑字！我戴家的女儿，清清白白！谁敢再放一个屁？！”
母亲姚放用指尖一遍遍摩挲着那几行字，仿佛这样就能把那“清白”擦得更亮些，擦进所有人的眼睛里。她长长吁出一口气，那叹息里混着如释重负的虚脱和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老天爷开眼……这下好了，夕怡，没事了，都过去了……”她扭头看向女儿，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安抚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催促——快，和这“清白”一起笑出来，一起把这页翻过去。
戴夕怡的目光粘在报纸上，指尖下的纸张冰凉。客厅里，两天前被父亲狂怒摔碎的描金白瓷茶杯的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水磨石地面光洁如新，仿佛那场惊心
动魄的碎裂从未发生。然而此刻，随着这则声明的每一个字跳入眼帘，那刺耳的“哐当——哗啦！”声却在她脑子里骤然复活，一遍遍回放。
碎裂声，父亲的咆哮声，母亲压抑的啜泣声，还有那散落一地、沾着茶叶、描金纹路断裂扭曲的冰冷瓷片……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这纸声明强行压进了地底深处，在她骨头的缝隙里尖叫。
“夕怡？”母亲的声音又响起，带着点试探的焦虑。
戴夕怡猛地回过神，指尖用力掐进掌心，用那尖锐的痛楚逼退眼底瞬间涌上的酸涩和眩晕。她抬起头，扯动嘴角，努力想弯出一个类似“庆幸”或“感激”的弧度，肌肉却僵硬得不听使唤，只牵出一个极其勉强、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嗯…看到了。”她声音低哑，像砂纸摩擦过喉咙，“谢谢…三叔。”
“一家人说什么谢！”戴元江大手一挥，红光满面，连日来的阴鸷被一扫而空，只剩下扬眉吐气的亢奋，“这才是开始！老三办事，就是雷厉风行！这下好了，地基打牢了，后面那桩体面事，水到渠成！”他意有所指地加重了“体面事”三个字，目光灼灼地扫过女儿的脸。
戴夕怡的心像被那目光烫了一下，骤然缩紧。地基？体面事？她垂下眼帘，盯着报纸上“恢复名誉”那四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这“名誉”，不过是三叔用权力强行为她披上的一件新衣，一件为了即将到来的“体面婚姻”而准备的、更华丽的囚服。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那种山雨欲来的紧绷感确实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带着目的的忙碌和期待。
电话铃声成了家里的主旋律。多半是打给父亲的，偶尔也打给母亲。戴夕怡能清晰地听到父亲在书房里压低声音，却又掩不住兴奋的通话片段：
“……对！就是那个意思！家世、根子一定要正！前途是首要考量！……嗯嗯，老三也打过招呼了？……太好了！……见面？我看越快越好！赶早不赶晚嘛！……”
母亲姚放则承担起另一种“备战”。她开始频繁地拉着戴夕怡逛百货大楼和友谊商店。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台里的衣料，真丝的、呢绒的，颜色多是端庄沉稳的米白、浅灰、藏青，被母亲带着审视的目光反复摩挲、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