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冬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那辆黑色公务车缓缓驶入市委大院。车门打开，刘向东的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扎进他耳朵里。
他转身走进内间，反手锁上门，顺手拔掉了墙角的监控电源线。屋里顿时暗了一圈，只有窗帘缝隙漏进来的一条光打在办公桌上，照着那份还没来得及销毁的工程拨款审批单。
手机响了，是徐江。
“人来了。”赵立冬没等对方开口，直接说，“你现在去给我办三件事——第一，找两个人，去安欣家楼下转转；第二，给李响送点‘礼物’，要让他睡不着觉那种；第三，把西郊仓库那个铁箱处理掉，明早之前，我要它变成灰。”
“可那边还有监控……”
“监控是你装的？”赵立冬声音压下来，“你要是还想活着回家吃饭，现在就闭嘴干活。你要是倒了，你老婆孩子能不能平安过日子，我说了算。”
电话挂断，赵立冬坐到沙发上，手指敲着膝盖。他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但箭已在弦上。外面风声越紧，他越不能坐着等死。
天刚擦黑，安欣骑电动车拐进家属区巷子时，两个穿着工装裤的男人迎面走来，一左一右贴着他车把停下。
“你是安警官？”左边那人问。
“有事？”
“我们是远洋建设的，项目被你们查停了，家里五口人等着吃饭。”那人往前半步，肩膀几乎撞上安欣，“再这么查下去，有人要饿死。”
安欣没动，只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按住执法记录仪开关：“报上名字，单位，身份证号。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做个笔录。”
两人对视一眼，转身走了。但走出十米后，其中一人回头喊了一句：“晚上开车慢点啊，路滑。”
同一时间，李响正在厨房煮面，忽然听见“啪”一声，阳台玻璃应声而碎。他冲过去一看，地上是一块带棱角的水泥块，旁边还有一张折成三角的纸条，用刀片压着。
他戴上手套捡起来，上面写着“闭嘴”两个字，刀片上有暗红色痕迹，像是从谁手上蹭过去的。
他没报警，直接拍了照片发给丁义珍。
消息发出不到两分钟，回信就来了：“别碰现场，等技术队。你今晚搬去市局安全屋。”
李响回了个“好”，转身开始收拾换洗衣物。他动作很稳，但手心有点出汗。他知道这不是吓唬，是真有人想让他闭嘴。
赵立冬开了辆市政工程调度车，带着两名心腹出了城。车队打着“夜间设备检修”牌子，顺利通过三个卡口。到了西郊废弃建材市场，他亲自下车，用钥匙和指纹打开了地下储藏室的防火柜。
里面是个金属箱，贴着“防汛物资账目”的标签。他冷笑一声，掀开盖子——厚厚一叠银行流水、转账凭证、签字报销单，全是当年港口项目资金挪用的原始记录。
“抬去焚烧炉。”他说。
四个人合力把箱子搬上推车，推进车间角落的高温炉。火舌卷上来的时候，赵立冬盯着火焰看了一会儿，直到纸张边缘卷曲发黑，才转身离开。
回到车上，他掏出湿巾擦手，连指甲缝都仔细擦了一遍。司机问他要不要绕路回市区，他摇摇头：“回市政府，我还有会要开。”
丁义珍是在会议室接到安欣的汇报电话的。听完经过，他放下手机，抬头看坐在对面的政法委副书记：“明天起，所有参与调查组外围工作的民警，一律实行双人同行制。出入登记，车辆追踪，一条都不能少。”
“是不是太紧张了？”
“不是紧张，是清醒。”丁义珍喝了口茶，“他们敢动手，说明怕了。怕的人，最容易出错。”
他又拨通周叔的号码：“所有备份数据，立刻上传省级政法云平台，做三级隔离存储。原始文件加密锁死，权限设为仅我本人可调阅。”
“已经启动。”周叔的声音冷静得像台机器，“另外，西郊监控系统十分钟前被人远程注销了三十秒，位置正是你提过的那个仓库区。”
“果然是那儿。”丁义珍点点头，“记下Ip地址，留着用。”
会议结束已是深夜。他没回家，直接去了市局地下安全屋。安欣和李响已经入住，房间干净简洁，墙上挂着应急逃生路线图。
“怕吗？”他问。
“不怕。”安欣摇头，“就是觉得这些人越来越不要脸了。”
李响接着说：“白天威胁，晚上砸窗，下一步是不是该放火了？”
丁义珍笑了：“那就让他们放。只要他们在动，我们就看得见。静的蛇才咬不死人，乱窜的，迟早撞上石头。”
他临走前叮嘱值班队长：“二十四小时轮岗，进出人员全部登记。他们敢来，咱们就当场抓现行，一个都不让走脱。”
凌晨两点，赵立冬终于回到家。他让司机先把车开走，自己站在单元门口站了几分钟，确认没人跟踪才上楼。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门窗，然后拉上所有窗帘。
他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烟快烧到手指时，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没动。脑子里反复跳的是徐江那句“账本烧了”，可越是这么说，他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第二天清晨六点，丁义珍坐在办公室翻看一份名单。上面是近五年参与港口项目的各级干部，红笔圈出的十几个名字，都是可能掌握线索的关键人物。
他拿起笔，在最上方写下“保护方案A级”五个字，然后拨通电话：“准备第三阶段材料，重点盯住资金链末端的三家空壳公司法人。”
话音未落，桌上的平板弹出一条警报：西郊仓库区域出现异常热源信号，持续十五分钟，疑似使用工业级焚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