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群峰把茶杯往桌上一搁，盖子磕在瓷沿上，发出清脆一响。他盯着墙上那幅全省政法系统架构图，手指在吕州的位置点了三下，像是在敲门。
他昨晚上没睡好，半夜醒来，脑子里不是文件也不是会议，倒是翻出些老黄历——六十年代抓特务，七十年代回汉东工作，结婚生子，八十年代主抓汉东的公安系统，刀口上走过来的，啥风浪没见过？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他怕事，是得为后头人留条路。
祁同伟是他女婿，本事有，底子也硬，还是棒梗的干儿子，上层关系不缺，可眼下才刚上京海市局副局长。梁群峰要的不是个听话的，是个能顶上去、又能连上下的。
京海那边赵立冬越爬越高，赵立春成了省长，赵立冬在城建口搂钱搂得手软，再没人压住，迟早出大事。
他得找个人，既懂规矩，又有分量，还得——不能是新人。
第二天一早，他让秘书把汉东政法学院近五年干部履历调了出来。翻到中间，手指停在一个人名上：高育良。
“这人，还在讲课？”他问秘书。
“讲呢，上个月还带学生搞了个‘基层执法规范化’调研，省司法厅转发了报告。”
梁群峰哼了一声：“讲得好不如干得好。可讲了这么多年，说明脑子没锈，心也没冷。”
他拨了个电话。
“老高，中午有空没？我请你吃顿便饭，就政法学院门口那家牛肉面，你还记得不？”
高育良接到电话时正批改论文。学生写“法治建设应以人为本”，他批了句：“人是本，权是刃，刃不归鞘，终伤其主。”写完自己笑了笑，把红笔搁下。
他当然记得那家面馆。十年前，梁群峰来学院听课，听完没走，拉他去吃面。
两人蹲在门口小凳上，一边吸溜一边聊执法独立性，说到激动处，梁群峰一拍桌子：“法院要是听市长的，那叫衙门；要是听法律的，才叫法庭！”
那会儿他还觉得这话太冲。
现在想想，冲的人还在位，不冲的反倒缩着。
中午，两人坐在老位置。梁群峰一碗面，一碟咸菜，吃得呼呼响。
高育良慢条斯理，面快见底了才开口：“您这顿饭，怕不只是叙旧吧？”
“当然不是。”梁群峰擦了擦嘴，“我问你，你在这学院待了二十年，带出多少学生？”
“算上进修的，没有三千也有两千多个。”
“里头当公安局长的几个？法院院长几个？”
“真没注意算过。我一个教育工作者也没指望什么。”
“祁同伟是你学生？”
“不光他，丁义珍也是我教过的学生。”
“那你知道他们现在管什么事？”
高育良好像回过味来了。一个是棒梗的亲儿子，一个是干儿子还是对面这位的女婿，梁书记这饭有深意呀：“他们两个是我教的学生中出息最大的。”
“风来了。”梁群峰放下筷子，“吕州政法委书记空了，省委要人。我想你过去。不知道你的意思~~~”
高育良没动，手里的筷子轻轻一颤，汤面上漂的油花晃了晃。
“我？讲台坐久了，怕站不稳官场。”
“站不稳？你当年在省党校讲课，赵立春还坐在底下记笔记呢。他现在是省长，你怕他？”
“我不是怕他。”高育良低头，“我是怕一动，就回不去了。”
“回不来才好。”梁群峰声音压低，“讲台清静，可清静救不了人。吕州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公安局长去年换了三任，法院副院长被纪委带走时，兜里还揣着开发商送的房本。你要是不去，那就是看着它烂。”
高育良沉默了一会儿，问：“钟书记知道这事吗？”
“他知道我会提人，没说反对。”
高育良的表情变了变，随后就释然了。钟书记，说过来说过去都逃不过一个名字“贾梗”，这样说来就正常了，丁义珍在基层也有几年了，祁同伟两年前就上副局长了。
这次汉东大换血，作为他们的长辈是要避嫌，这个头就该我这个当老师的出了。
“梁书记，您是政法委书记，您点头，这事就能成。可我去了，得有三件事——第一，人事任免我得参与；第二，重大案件我得知情；第三，不许下面的人绕过我直接找您汇报。”
梁群峰盯着他看了五秒，忽然笑了：“行啊，老高，你这哪是去当书记，是去当‘监军’啊？”
“我不监军，我只监法。”
“好。”梁群峰伸手，“那就这么定了。明天组织部来人，你配合谈话。后天，省委常委会过程序。”
高育良没立刻答应，而是问了一句：“义珍最近在查什么？”
“京海那几笔贷款，还有老港区货轮的事。”
“那船……”高育良眼神一闪，“我听说，靠泊批文是秘书代签的？”
“补的，日期往前写。”
“这不叫违规，这叫犯罪。”高育良终于抬头，“我要是去吕州，第一个事，就得把这规矩立起来——谁签字，谁负责；谁代签，谁坐牢。”
梁群峰点点头：“这话，你留着去吕州大会上讲。”
三天后，省委组织部正式发文：高育良同志任吕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免去其汉东政法学院党委委员、教授职务。
消息传开，吕州市委大院炸了锅。
有人翻他履历，说他是“书生从政，干不了硬活”；有人打听他背景，得知是梁群峰亲自推的人，立马闭了嘴；还有人悄悄给京海打电话，问“这人是不是冲着赵家来的”。
高育良到任那天，天阴着。
他没带家属，没搞欢迎仪式，一个人拎着个旧皮箱进了办公楼。
秘书陈清泉想帮他提，他摆摆手：“我自己来，以后也是。”
办公室还没收拾利索，他就让叫来了政法委三名副书记和公安、检察、法院一把手。
人到齐了，他没寒暄，开门见山：“我来吕州，不为升官，也不为立功。就两件事——第一，今年年底前，所有积压的涉企经济案件必须清查一遍，谁压着不办，我找谁谈话；第二，从今天起，政法系统内部会议记录必须存档，会议纪要当天上传内网，谁敢私下改内容，一律停职。”
底下人面面相觑。
公安局长试探着问：“高书记，有些案子……牵涉面广，是不是得先汇报？”
“汇报当然要。”高育良看着他，“但不能等。你汇报的同时，该查的查，该封的封。出了事，我担着。”
会开完，人陆续走了。
高育良坐在办公桌后，翻开第一份文件：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某地产公司强拆案的延期审理申请。申请理由写着“证据不足，需进一步核实”。
他拿起笔，在旁边批了八个字：“证据在哪，去哪找。”
秘书进来送水，见他批完，犹豫着问：“高书记，这案子……开发商跟市里几位领导走得近。”
高育良把笔一放：“我知道。可拆迁户的房被推了，人睡在桥洞底下，这算哪门子‘证据不足’？”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楼下院子里，几个干警正围在一起抽烟，见新书记出现，慌忙掐了烟散开。
高育良没说什么，只道：“以后别在办公楼前抽烟，影响不好。”
转身回屋，他从皮箱里取出一本旧书，封面写着《刑法原理与实务》，是他当年写的讲义。翻到扉页，上面有行小字：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他轻轻摩挲了一下，放进抽屉。
当天下午，他让秘书调出吕州近三年所有涉企诉讼案卷。晚上八点，办公室灯还亮着。
凌晨两点，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高书记，您查的那艘货轮……不止在老港区停过。它上个月还在吕州东港卸过一批货，收货方是‘宏远贸易’，法人代表叫高启盛，是您侄子。”
电话挂了。
高育良没动，盯着桌上的案卷，手指慢慢敲在“宏远贸易”四个字上。
他闭了闭眼，又睁开，拿起内线电话。
“明天一早，安排人去东港海关，调‘宏远贸易’过去六个月的所有报关记录。另外——”他顿了顿，“查一下高启盛名下所有账户的流水。”
话筒还没放下，他又补了一句：
“别打我名号，就说政法委例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