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五年（1355年），中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宋，史称“小明王”。这一事件标志着红巾军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各地的红巾军纷纷响应，接受了韩宋的领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元力量。韩林儿虽然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但他的存在为红巾军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精神象征，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决定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伐元，试图一举推翻元朝的统治。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他们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迅速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他们的攻势迅猛，直抵柳林、枣庄，距离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不过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贵族们惊恐万分，纷纷建议北逃，元朝的统治中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而，就在红巾军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他们在河北中部遇到了元朝援军的顽强阻击。经过一番激战，红巾军不得不撤回山东，暂时失去了继续进攻的机会。尽管如此，东路军的这次行动仍然给元朝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让红巾军的威名传遍四方。
与此同时，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将领率领，他们攻占了绛州，随后进入保定路，又折经大同，一路直趋塞北。这支军队的行动路线极为大胆，他们不仅在中原地区作战，还深入到了蒙古族的传统势力范围，给元朝的北部边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多伦县附近），并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这一行动不仅是对元朝统治的沉重打击，也极大地鼓舞了红巾军的士气。随后，他们又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
在三路大军的同时行动中，西路军由李喜喜、白不信等将领率领，他们从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西安）。李喜喜随后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他们的行动范围极广，几乎涵盖了元朝的整个西部地区，给元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与三路大军的进攻同时，刘福通本人也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他攻占了汴梁（今开封），并以汴梁为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他“造宫阙，易正朔”，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此时的红巾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反元势力网络，其势力范围“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正如红巾军的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更在心理上给予了元朝统治者沉重的打击。
这一时期的红巾军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之一。他们以恢复中原为号召，团结了广大受压迫的百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元力量。虽然最终红巾军未能彻底推翻元朝的统治，但他们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为后来的明朝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的行动，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他们不仅在战场上与元军作战，还积极推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红巾军的士兵们在战斗中缴获的衣粮，不是据为己有，而是慷慨地分发给当地的贫苦百姓。对于那些无罪却被元军掠夺的百姓，红巾军一律放还，让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园。这种对百姓的关怀和保护，使得红巾军在民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
在莱州，毛贵还推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制度。他设立了三百六十个屯田点，每个屯田点相距三十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网络。为了提高粮食运输的效率，红巾军还制造了百辆大车，专门用于运输粮储。在土地政策上，红巾军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措施，官田和民田的税收只收取二成，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红巾军还设立了“宾兴院”，专门用于罗致和培养人才，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与此同时，元朝政府在面对红巾军的起义浪潮时，采取了一系列极端和残酷的措施。他们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试图通过这种恐怖手段来压制起义。同时，元朝政府还下令将“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试图集中力量对抗红巾军。然而，当他们看到汉族地主阶级也对红巾军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时，元朝政府又改变了策略，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予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企图利用汉族地主的力量来对抗红巾军。
元朝政府还试图通过收买的方式来削弱红巾军的力量。他们赐给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并给予他们官号，试图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这一举动无疑给红巾军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元朝将领起兵进攻红巾军，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各地“义士”的响应，纷纷前来会合。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试图从背后打击红巾军。
然而，红巾军在刘福通的领导下，并没有被元军的进攻所吓倒。至正十六年（1356年），答失八都鲁的军队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逐渐成为红巾军最强大的对手。
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采取了分兵把守的策略，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形成了对红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他成为了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给红巾军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汉族地主阶级的态度也呈现出多样性。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声称要“竭忠以报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元朝的统治。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他们选择结寨自保，观望形势的变化，等待时机。还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主要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不得不加入。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红巾军的起义不仅是一场农民的反抗运动，也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在斗争中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然而，元朝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复杂态度，使得这场斗争充满了艰难和曲折。尽管如此，红巾军的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基础，也为后来的明朝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在初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面临着诸多困境，形势开始变得不利。北伐的三路大军在出发之前，并没有进行精密的军事布置和协调。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各路军队之间的军令不统一，彼此之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这种分散的作战方式，使得红巾军虽然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体上缺乏战略协同，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
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他们虽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使得他们的胜利难以持久。往往前方刚刚取得胜利，后方却又遭到了敌人的攻击，导致战果难以巩固，军队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休整和补充。
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率领元军发动了对汴梁的进攻，并最终成功攻占了这座城市。韩林儿和刘福通被迫撤兵，退守安丰。与此同时，驻守山东的红巾军将领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杀害，这使得山东的红巾军失去了核心领导。察罕帖木儿趁机进逼山东，迅速占领了山东的各座城池。山东的失守，使得安丰失去了重要的屏障，形势变得更加危急。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的军队对安丰发起了围攻。由于失去了山东的屏藩，安丰城的防御力量相对薄弱，最终城破。在这场战斗中，刘福通不幸遇难牺牲，红巾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尽管韩宋政权最终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在长达十三年的反元斗争中，红巾军经历了大小数百场战斗，给蒙古贵族和官僚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力量，更在心理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红巾军的斗争从根本上削弱了蒙元王朝的统治，为最终明朝消灭蒙元，重建汉族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巾军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以恢复中原、驱逐鞑虏为号召，团结了广大受压迫的百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元力量。虽然他们在斗争中经历了诸多挫折和失败，但他们的勇敢和坚持，为后来的明朝建立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是由于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牵制了元军大量的兵力，才为南方的朱元璋、陈友谅等各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北方的战火纷飞，使得元朝的统治重心不得不向北倾斜，南方的军事压力相对减轻，这为南方的起义军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
趁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领部队进兵和阳，随后渡江攻下了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不仅扩大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也让他在红巾军内部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就在这一年，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建立了宋政权。朱元璋接受了韩林儿授予的官职和封号，他的军队也按照红巾军的传统，以红巾裹头，被称为香军。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的军事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他成功占领了集庆路（今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应天地理位置优越，战略意义重大，它的占领标志着朱元璋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他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然而，在攻打下应天之后，朱元璋一度陷入了矛盾之中。他在战前动员时曾向将士们承诺，应天城内金银遍布，美女如云，只要大家努力打下来，那些财富和美女就都是大家的。这种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热情，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朱元璋深知，如果放任士兵们在城中劫掠，不仅会破坏城内的秩序，还会失去民心，对未来的发展极为不利。
在以前的军事行动中，朱元璋也见过军士们攻下城池后强抢民妇的恶行。他曾遇到一个为义军养马的小孩，小孩哭诉说他的母亲被一名义军抢走了。而小孩的父亲也在为义军养马，却不敢反抗抢走他妻子的义军，一家人平常见面都不敢相认。朱元璋听后于心不忍，他深知那一家人都是在为义军做事，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于是，他定下了一条规矩：破城后不允许强占已婚妇女。
朱元璋深知，义军中有很多人与土匪无异，他们加入义军只是为了抢粮食、财物和女人。但义军首领也需要这些人来卖命作战。即使在濠州滁州期间，朱元璋自己也干过不少带队伍去抢粮食和财物的事。然而，随着势力的逐渐壮大，朱元璋意识到，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就必须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
关键时刻，李善长和马氏及时出面制止了朱元璋欲洗劫应天府的想法。李善长指出，应天城池坚固，又有长江天险，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适合长期发展。他建议朱元璋维持城内的良好秩序，不能让城池破败不堪。马氏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朱元璋，要考虑到获得地主乡绅等有钱人的支持，以便于以后筹集军粮。朱元璋深以为然，他意识到，只有赢得民心，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势力。
于是，在攻下应天后，朱元璋一反常态，颁布了严格的军规军纪，并斩杀了一些执意抢掠的士兵，以儆效尤。这一举措不仅维护了城内的秩序，也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朱元璋的军队从此军纪严明，他的领导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朱元璋不仅善于治军，还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人都为他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等人也纷纷前来投奔，成为他麾下的得力干将。朱元璋的势力在应天逐渐稳固，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步向外扩张，为后来建立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这短短的三年间，朱元璋以金陵（今南京）为根据地，积极向外扩充势力，逐步奠定了他日后建立明朝的基础。当时的局势十分复杂，朱元璋的北面是名义上的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和刘福通，他们虽然在北方与元军展开激战，但局势并不稳定；西面是徐寿辉领导的另一支红巾军，势力庞大但内部矛盾重重；东面则是张士诚，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苏杭一带，经济实力雄厚但缺乏进取心。在这样的包围圈中，唯有皖南、浙东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军势力相对较弱，这为朱元璋的扩张提供了机会。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军事扩张计划。他派遣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得力将领分别攻占了宁国、徽州、池州等地。这些地区的占领，不仅扩大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还为他进一步向东南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年，朱元璋亲自率兵攻克了婺州（今浙江金华），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浙东的势力。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的军事行动继续推进，他成功攻占了衢州、处州等地，将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纳入了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的占领，使得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为他日后的统一战争积累了重要的资源和地缘优势。
在军事扩张的同时，朱元璋也十分注重恢复农业生产，以稳定后方。他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灾害，经营农田。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还为农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此外，朱元璋还设立了管理民兵万户府，仿效古代寓兵于农的做法，选拔强壮农民，让他们在农忙时耕作，农闲时练习武艺。这种做法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朱元璋还多次蠲免田赋，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朱元璋还接受了朱升的建议，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体现了朱元璋的远见卓识和稳健的治国理念。他没有急于称王称帝，而是专注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积累资源，等待时机。这些措施收到了显着的成效，在朱元璋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相对安定，军粮也有了充足的供应，为他日后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的同时，北方的红巾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遭到了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猛烈袭击，形势逐渐变得不利。与此同时，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杀害，陈友谅虽然势力强大，但内部“将士离心”、“政令不一”，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明玉珍虽然在四川建立了一方势力，但他的目标仅限于偏安一隅，缺乏进取心。占据苏州的张士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完全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这种复杂的形势，为朱元璋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不仅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还在政治上赢得了民心，在经济上积累了资源。他的势力逐渐壮大，成为当时各支起义军中最具潜力的一支。朱元璋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南方的军事格局，也为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