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统治的黑暗夜幕下，一场震撼山河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泰定二年（1325 年），河南息州的土地上，赵丑厮、郭菩萨振臂一呼，率先点燃了反抗的火种。彼时的息州百姓，在沉重的赋税徭役与残酷的民族压迫下早已不堪重负，田间的庄稼被豪强掠夺，家中的存粮被官府搜刮，无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赵丑厮和郭菩萨深知民众的苦难，他们巧妙地借用宗教的力量，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响亮口号。这句口号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瞬间照亮了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他们的号召下，饱受压迫的农民们纷纷拿起简陋的农具，组成起义队伍。尽管这支队伍装备简陋、缺乏训练，但他们心中燃烧着对元朝暴政的怒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反抗之路，就此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序幕。
时光流转至至元三年（1337 年），反抗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的不同角落相继燃起。在遥远的广东，朱光卿、聂秀卿高举义旗，以“定光佛出世”为号召，发动起义。广东地区虽物产丰富，但百姓同样遭受着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商业税、盐税等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商人与百姓喘不过气来。朱光卿和聂秀卿的起义，吸引了众多不满元朝统治的民众加入，他们在岭南大地上与元朝官军展开激烈战斗，试图打破这黑暗的统治。
同年，在中原腹地河南，棒胡也聚众起义。棒胡以烧香为契机，将饱受苦难的民众聚集在一起。起义者们高举“弥勒小旗”，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向元朝统治者发出挑战。他们从河南的乡间出发，一路与元朝军队周旋，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响应，起义队伍不断壮大。棒胡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中原，让元朝统治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至元四年（1338 年），袁州的土地上，彭和尚、周子旺率领五千余农民揭竿而起。这些起义农民的背心上皆书写佛字，他们坚信通过反抗能够摆脱元朝的残酷统治，迎来光明的未来。袁州起义的规模虽然不算巨大，但却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反抗的希望。
到了至正初年，小规模的起义与暴动如同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在南京一带，起义活动尤为频繁，短短时间内，起义次数竟达三百余起。这些起义虽然各自为战，但却如同星星之火，在元朝的统治版图上不断闪烁，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
参与起义的农民大多是汉人、南人，他们在元朝的等级制度中处于最底层，遭受着最为沉重的压迫与歧视。元朝统治者不仅从经济上剥削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也对他们百般压制。面对此起彼伏的起义，蒙古统治者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的问题，反而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甚至提出了灭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疯狂主张，这一主张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实施，但却充分暴露了元朝统治者的残暴与狭隘。与此同时，元朝统治者还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一系列歧视性禁令。这些禁令的实施，如同在干柴上浇油，进一步激发了汉人、南人心中的怒火，反抗的火焰越燃越旺。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各样反抗蒙古统治者的民谣在民间广泛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深刻地揭露了元朝统治下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现实，在民间鼓动起强烈的反抗情绪。“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这句民谣，形象地表达了南人对改变被压迫地位的渴望；“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则预示着中原地区即将发生重大变故；而“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句在至正十年（1350 年）黄河灾区广泛流传的民谣，更是充满了神秘的预言色彩。
当时，元朝政府征发大量民夫治理黄河，民夫们在工地上遭受着监工的虐待，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这句民谣的出现，仿佛是一种冥冥中的预示，让民众相信改变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一样，元末农民起义也借助了带有宗教性质的口号和宣传方式，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宗教能够将分散的民众凝聚在一起，成为反抗专制统治的强大力量。
这些广泛传播的民谣，如同一声声呐喊，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朝统治者对不同民族的歧视与压迫，导致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而统治阶层的腐败、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沉重的赋税徭役，则使得阶级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元末大起义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总爆发，其中阶级矛盾更是起到了主导作用。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毅然拿起武器，向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一场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帷幕。
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中原大地正笼罩在沉重压抑的氛围中。连年的水患让黄河决堤泛滥，无数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元朝政府为治理水患，命工部尚书贾鲁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共计十五万农民，奔赴黄河工地服徭役。这些被征调的农民，本就饱受苛捐杂税之苦，如今又被迫离开家乡，在监工的皮鞭与呵斥下，每日顶着烈日修筑堤坝。为防止农民反抗，元朝还派兵沿黄河两岸严密监视，荷枪实弹的士兵如同一把把利刃，架在农民的脖颈之上。正是这些在黄河工地上日夜劳作、受尽欺凌的农民，最终成为点燃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导火线。
在这场即将震撼天下的起义背后，有一位关键人物——韩山童。他出身于白莲教世家，自祖辈起，便在暗中编织着反抗元朝统治的密网。白莲教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为教义，宣扬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降临，这种充满希望的宗教理念，如同甘霖般滋润着饱受压迫的汉人百姓的心田，成为他们反抗异族统治、意图恢复汉族王朝的精神支柱。韩山童一家，世代以传教为掩护，秘密联络四方豪杰，积蓄力量，等待着揭竿而起的时机。
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巧妙的行动。他们提前在黄河河道底部埋下一尊独眼石人，并在石人背后刻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当民工们在挖掘河道时，这尊石人赫然现世，背后的文字迅速在人群中传开。这句充满神秘色彩的预言，恰似一颗投入沸腾油锅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民众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同年五月，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集了3000多名白莲教教徒。他们高举“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大旗，在庄前的空地上歃血为盟，向元朝统治发出了最强烈的挑战。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以此号召河、淮、襄、陕等地的百姓。他振臂高呼，诉说着元朝统治者的暴行，讲述着汉人曾经的荣光，悲愤激昂的话语让在场众人热泪盈眶，纷纷振臂响应。
然而，就在起义的火种即将熊熊燃烧之际，不幸降临。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计划泄露，元地方政权迅速调集军队进行镇压。韩山童不幸被捕，面对元朝官吏的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其子韩林儿在部下的拼死保护下，仓皇逃至武安。刘福通率领部分教徒浴血奋战，杀出重围。他深知起义已无退路，于是强忍悲痛，重新集结力量。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刘福通率领义军一举攻克颍州，随后又势如破竹地攻下朱皋。
在朱皋，义军打开官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饥肠辘辘的贫民。消息传开后，方圆百里的百姓纷纷赶来投奔，高呼着“反元复汉”的口号，“从者数十万”。此后，义军一路高歌猛进，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因起义军皆头裹红巾作为标识，故而被世人称为“红巾军”。红巾起义爆发后，饱受苦难的贫苦百姓如同久旱逢甘霖，纷纷加入义军队伍，“贫者从乱如归”。短短数月间，黄河、长江、两淮之间，起义的旗帜如繁星般遍布大地，元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强大的力量。一支以颍州为起点，由韩山童、刘福通领导；另一支则在蕲州、黄州崛起，领导者是徐寿辉与彭莹玉（即彭和尚）。彭莹玉出身于袁州的普通庄户人家，自幼出家为僧。他精通医术，常以清泉为百姓治病，药到病除，袁州百姓将他奉若神明。多年来，彭莹玉利用自己的威望，以白莲教为纽带，秘密组织农民反抗元朝统治。至元四年（1338年），他领导的首次起义不幸失败，被迫逃匿淮西。即便如此，淮西百姓依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可见其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之高。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彭莹玉与徐寿辉等人在大别山南麓的多云山（今天堂寨）中，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义。他们以红巾为号，高举义旗，振臂一呼，四方响应。十月，徐寿辉在清泉师太殿上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天完”（一说为“宋”），年号“治平”，并定都蕲水（今湖北浠水）。新政权建立后，义军士气大振，迅速占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这两支红巾军都信奉弥勒佛，以烧香聚众的形式组织力量，因此也被称为“香军”。一时间，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各路豪杰纷纷响应，以红军为号，在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等地揭竿而起，共同掀起了反抗元朝统治的狂潮。
然而，红巾军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在悄然上演。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元朝军队发起疯狂反攻，义军遭遇重创，蕲水失陷。徐寿辉等人不得不退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暂避锋芒。至正十六年（1356年），天完政权迁都汉阳，但此时徐寿辉已被丞相倪文俊架空，沦为徒有虚名的傀儡皇帝。倪文俊野心勃勃，妄图杀徐寿辉后向元朝投降。至正十七年（1357年），倪文俊的阴谋败露，被部下陈友谅杀死，天完政权的实权从此落入陈友谅手中。陈友谅野心更甚于倪文俊，至正十九年（1359年），徐寿辉欲前往龙兴，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陈友谅在城外设下伏兵，将徐寿辉的左右部属尽数斩杀。随后，陈友谅以江州为都城，挟持徐寿辉，自封汉王，独揽大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在采石杀害徐寿辉，存在近十年的天完政权就此灭亡。但红巾军点燃的反元烈火并未熄灭，它继续燃烧，最终将腐朽的元朝统治彻底埋葬。
在风云变幻的元末乱世，1360年的长江流域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陈友谅在采石矶挥刀斩杀徐寿辉，随后迫不及待地登上皇位，建立汉政权。这一弑主篡位的暴行，震惊了天下义军。同为红巾军系统的明玉珍听闻噩耗，义愤填膺。他深知陈友谅此举违背大义，是对反元联盟的背叛，于是毅然决然地与陈友谅断绝往来，关闭了与汉政权的通商与通信渠道。长江之上，原本相连的战船往来断绝，夔门紧锁，巴蜀之地自此与陈友谅势力划清界限。
这场政治风波后，明玉珍在川蜀势力迅速崛起。1360年（一说1361年），在部将与幕僚的拥戴下，他自称陇蜀王，开始独立经营巴蜀。彼时的四川，历经战乱却仍保有天府之国的底蕴。明玉珍广施仁政，下令免除百姓税赋三年，鼓励开垦荒地，又在成都、重庆等地设立学校，延请名儒讲学。他还组建水师，打造战船，沿长江设防，将川蜀之地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
1363年（一说1362年），在谋士刘桢“天命所在，人心所归”的劝说下，明玉珍于重庆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登基大典那日，重庆朝天门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明玉珍头戴十二旒冕旒，身着玄衣纁裳，在群臣山呼“万岁”声中，昭告天下要建立一个“轻徭薄赋，以安黎庶”的新政权。立国之后，他派遣麾下猛将万胜率精兵三万，沿赤水河谷南征云南。万胜用兵如神，在曲靖大破元梁王孛罗帖木儿的十万大军，一举攻克昆明。然而好景不长，孛罗帖木儿联合大理段氏土司段功，集结当地土军二十万反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万胜孤军深入，后援断绝，只得率残部杀出重围，退回川南。
尽管军事受挫，明玉珍却展现出卓越的政治眼光。1365年，他派遣使者携带蜀锦、井盐等特产，沿长江东下，与占据应天的朱元璋通好。使者带来的书信中，明玉珍言辞恳切：“愿与明公共击暴元，复我华夏衣冠。”这份诚意得到朱元璋的回应，双方互通有无，在长江上下游形成犄角之势。可惜天不假年，次年明玉珍一病不起，临终前握着丞相刘桢的手嘱咐：“善辅吾儿，保境安民。”他年仅三十八岁，庙号太祖，谥号钦文昭武皇帝（一说文武至圣皇帝），在位虽仅六年，却在巴蜀百姓心中留下“爱民如子”的美名。其幼子明升继位时，重庆百姓自发罢市三日，以悼贤君。
与此同时，江淮大地的反元烽火同样炽热。韩山童早年以白莲教为纽带，在黄河两岸秘密传播“明王出世”的教义，为起义积蓄力量。郭子兴便是被这股燎原之火点燃的豪杰之一。出身定远富豪之家的他，散尽万贯家财，在自家宅邸广开筵席，结交四方豪杰。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落魄书生，只要有志反元，皆能在郭家受到礼遇。府中整日宾客盈门，锻造兵器的叮当声彻夜不绝。
1352年正月，当刘福通在颍州高举义旗的消息传来，郭子兴立即响应。他以白莲教烧香拜佛的仪式为掩护，召集数千乡勇。十一日清晨，定远城外的空地上，火把照亮寒夜，郭子兴身披战甲，手举“反元复宋”大旗，振臂高呼：“元人暴虐，民不聊生！今日举义，为天下苍生计！”众人齐声呐喊，声震四野。
二月二十六日，郭子兴率领义军直扑濠州城。城中元军守备空虚，在内应配合下，义军如潮水般涌入，迅速占领城池。元朝闻讯，派蒙古将军彻里不花率三千骑兵前来镇压。然而这位将领畏惧义军声势，竟在濠州城南三十里扎营，整日不敢攻城。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纵容士兵劫掠周边村庄，将无辜百姓用绳索串起，谎称是“乱民”向朝廷邀功。一时间，乡间哀嚎遍野，无数百姓扶老携幼，涌入濠州城投奔郭子兴。这些难民与义军合兵一处，加固城防，共同抵御元军。濠州城头，军民并肩作战，将这座江淮重镇守成了元朝攻不破的铁壁，为日后朱元璋崛起奠定了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