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南山区层峦叠嶂的青田县，云雾缭绕的山林间，刘伯温选择了一处静谧的居所隐居。庭院中，几株古梅遒劲的枝干斜斜伸展，石阶上青苔斑驳，竹影婆娑。每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入书房，刘伯温便会伏案执笔，将半生的宦海沉浮、对世事的洞察思考，化作笔下的文字。
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天地间，他将自己的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总结。每一个观点的诞生，都凝聚着他对过往岁月的反思，对世间百态的深刻体悟。时而眉头紧锁，时而豁然开朗，他沉浸在创作的世界中，字斟句酌，精心雕琢每一个篇章。终于，一部蕴含着深邃智慧与独特见解的《郁离子》应运而生。书中以寓言故事为载体，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深刻剖析了社会的种种问题，展现了他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与追求。
而就在刘伯温潜心着述的这段时光里，华夏大地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广袤的土地上，反元的烽火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黄河岸边，饥民们高举义旗，呐喊声响彻云霄；长江流域，豪杰奋起，誓要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曾经不可一世的元王朝，此时已如风中残烛，统治根基摇摇欲坠。然而，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各支反元义军却未能团结一心，反而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势力，互相纷争不断。战场上硝烟弥漫，刀光剑影，兄弟相残的悲剧不断上演，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若要探寻刘伯温重新出山的缘由，就不得不详细梳理元末农民起义的脉络，以及朱元璋如何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崛起称雄。而这元末农民起义的根源，还得从元朝末期朝廷内部的乱象说起。
自元武宗之后，元朝的皇位更迭频繁，历经元仁宗、元英宗直至泰定帝，政治局势愈发混乱，腐朽之气弥漫朝堂。元朝皇帝的短命，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都极为罕见。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到顺帝元统元年（1333 年），短短二十五年间，皇位竟八次易主。
频繁的帝位争夺，使得蒙古贵族之间矛盾重重，长期陷入相互倾轧的漩涡之中，这种内斗常常演变成惨烈的内战。元英宗在位时，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坡之变”。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南坡的行宫中，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悄然展开。心怀不轨的权臣联合势力，发动政变，元英宗不幸遇害，这场变故让元朝的政治格局瞬间陷入混乱。
元文宗时期，“两都之战”“天历之变”接踵而至。为了争夺皇位，各方势力在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数百姓因此家破人亡。在这一次次的权力斗争中，国家的军政大权逐渐落入了手握重兵的蒙古保守派大臣和钦察人军事将领手中。这些人只知争权夺利，对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疾苦毫不关心，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到了元朝末期，贪污剥削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朝廷公然卖官鬻爵，官员之间贿赂成风，官场一片乌烟瘴气。各级官吏为了敛财，对老百姓的搜刮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百姓初次拜见官员，要缴纳拜见钱；即使没有什么事情，官员也会找借口索要撒花钱；逢年过节，追节钱是必不可少的；官员生辰，还要送上生日钱；平日里管事要收常例钱，迎来送往有人情钱，传讯追拿有赍发钱，就连打官司论诉也要交公事钱。那些贪官污吏以搜刮钱财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能力”，觅得钱多就自鸣得意，称自己“得手”；如果被派到富裕的州郡任职，就说是得到了“好地分”；补得靠近京城的官职，便认为是进入了“好窠窟”。更令人痛心的是，就连肩负监察职责的肃政廉访官吏，也丧失了基本的操守。他们每到一个州县，都会带着库子，公然检钞称银，就如同在集市上做买卖一般，毫无廉耻之心。
时光流转，到了元惠宗时期，元朝的腐败现象达到了极点。蒙古贵族骄横跋扈，肆意妄为；钦察将军拥兵自重，目无王法；喇嘛僧仗着宗教势力，为非作歹。官吏们的贪污行径更加猖獗，地主豪强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且这些恶行日益严重。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更是荒淫无道，他们的丑声秽行，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此时的元朝，就像一座即将倾塌的大厦，统治根基已经彻底动摇，走上了崩溃的不归路。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富者田连阡陌，家中金银堆积如山，过着奢靡无比的生活，他们不仅拥有广袤的土地，还掌控着大量的商业资源，对财富进行着疯狂的掠夺。而穷者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无数百姓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卖儿鬻女的悲惨场景屡见不鲜，社会矛盾一触即发，一场彻底改变元朝命运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元朝末年的华夏大地，犹如被烈火炙烤的荒原，土地兼并的狂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蒙古贵族早已褪去马背民族的豪迈，化身成为贪婪无度的封建大地主，他们伸出巨爪，疯狂掠夺着大片田土，如同饕餮般吞噬着天下的膏腴之地。
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登基之前，为了彰显自己的“忠心”与“实力”，大手一挥，将七千顷肥沃的土地献给朝廷。这七千顷土地，阡陌相连，一望无际，是无数农民世代耕耘的家园，却在帝王的权力游戏中，轻易地改变了归属。而到了元顺帝时期，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经朝廷之手转拨给大臣伯颜，数量竟也高达五千顷。这些被堂而皇之献纳和拨给的土地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被蒙古贵族私吞、霸占的田土，其数量之巨，超乎想象。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农民的血汗，每一块田亩都承载着百姓的悲苦，却成了贵族们炫耀财富与权力的筹码。
元朝皇帝为了稳固统治，笼络蒙古王公，自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便将金银珠宝与广袤田土当作拉拢人心的工具。元世祖时期，政府赏赐给大臣的田地，一次不过百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贪欲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遏制。赏赐的田地数量不断攀升，从百顷增至千顷，再到万顷。起初，赐田的区域多集中在北方，那里虽土地广袤，但历经战乱，民生凋敝。后来，贵族们的目光逐渐转向江南，苏州、杭州等鱼米之乡，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了贵族们竞相争夺的“肥肉”。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向这片膏腴之地伸出魔爪，将江南的良田美宅收入囊中，让原本富足的江南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蒙古贵族将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土地，以极其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在他们眼中，农民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是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奴隶。元武宗时期，那些皇帝身边的“近幸之人”，凭借着皇帝的宠信，为他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这些土地租给农民后，每年竟要收取五十万石租粮，平均下来，每亩土地的租金高达四石。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四石粮食几乎是一户农民一年的全部收成。农民们在沉重的租税下，如同被压弯脊梁的骆驼，苦苦挣扎，稍有不慎，便会陷入绝境。
淮南王的家人在扬州更是横行霸道，他们广占田土，仗着主子的权势，时常派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各乡之间横冲直撞。他们名为“索债征租”，实则行剽掠之事，所到之处，农民们惊恐万分，麦禾被肆意践踏，家园被洗劫一空，哀嚎声与哭喊声回荡在乡间田野，久久不散。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更是野心勃勃，他公然请求皇帝将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自己的兄弟和女婿，然后层层转租给农民。这一操作，使得农民们遭受的剥削愈发沉重，如同陷入无尽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
在蒙古贵族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汉族大地主也不甘示弱，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以福建崇安县为例，当地承担田税的民户共有四百五十家，每年需缴纳六千石粮食。然而，其中五十家地主大户，竟承担了五千石的税额，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他们，却牢牢掌控着六分之五的土地。这些大地主们，如同盘踞在地方的恶势力，他们不仅残酷剥削佃户，还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赋役。
在江南地区，田主们的剥削手段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向佃户征收高额租粮外，还随意摊派丝料，强行勒收附加粮。更过分的是，他们竟迫使佃户代替自己服差徭，将佃户当作免费的劳动力随意驱使。有的地主为了逃避差役，还使用“飞洒”“诡寄”等卑劣手段，将赋税和差役转嫁给普通百姓。这一系列恶行，导致赋役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出现了“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的残酷局面。在北方地区，同样因赋役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者田连阡陌，财富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求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
土地的高度集中，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得元朝末年的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如同地底涌动的岩浆，随时都有可能喷发，一场足以颠覆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正在黑暗中积蓄力量，只待时机成熟，便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
元朝末年的朝堂之上，奢靡之风如瘟疫般迅速蔓延，将整个统治集团裹挟其中。朝廷用度日益奢靡无度，宛如一只永远无法填满的饕餮巨口，无情地吞噬着国家的财富，使得曾经看似强大的帝国，逐渐陷入了财政崩溃的泥潭。
在元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奢侈腐化已然成为一种病态的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对百姓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每年从民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本应用于国计民生，却大部分都被挥霍在无节制的岁赐和荒诞的“做佛事”之中。元武宗时期，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钞二百八十万锭，然而，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位还不到一年，便大手大脚地花掉了八百二十余万锭。这些钱财如流水般被挥霍，仿佛是一场无止境的豪赌，完全不顾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死活。
仁宗即位后，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发糟糕。他在位期间，朝廷的支出竟然高达二千万锭，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入了蒙古贵族和那些受宠幸的色目人官商的腰包。这些贵族们身着华丽的绸缎，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珠宝，每日在府邸中举办奢华的宴会，山珍海味摆满餐桌，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那些色目人官商，凭借着皇帝的宠信，垄断商业，巧取豪夺，将巨额财富收入囊中，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元武宗统治时期，宗教活动的开支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用于敬神、修寺等宗教事务的费用，一度占据了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拔地而起，寺庙中的佛像用黄金打造，装饰着各种珍贵的宝石。每一次佛事活动，都是一场盛大的奢华表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是供佛饮食这一项，该年就耗用了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杀的羊更是多达万头。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百姓忍饥挨饿的悲惨现实，而统治集团却对此视而不见，依旧沉迷于宗教活动带来的虚假繁荣之中。
英宗以后的诸位皇帝，更是一个个贪财好货，对财富的掠夺达到了无厌的程度。他们四处搜刮奇珍异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动用国家的力量。在宫廷之中，各种奢华的装饰层出不穷，宫殿的墙壁上镶嵌着宝石，地面铺着昂贵的地毯，每一件家具都堪称艺术品。皇帝们的生活更是奢华至极，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追求极致的享受，一顿饭的花费可能是普通百姓几年的口粮，一件衣服的价值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
在这种奢靡之风的侵蚀下，元朝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经常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甚至到了“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的地步。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朝统治者绞尽脑汁，最终只能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他们不断加重税收，各种苛捐杂税如雪花般纷纷落在百姓头上。田赋、商税、盐税等不断增加，百姓们辛勤劳作一年的收获，大部分都被官府搜刮而去。除了加重税收，元朝政府还滥发纸币。他们不顾市场的承受能力，大量印制纸币，导致市场上的纸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商品价值。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上涨。原本可以买到一石米的钱，没过多久只能买到半石，甚至更少。百姓们手中的积蓄迅速缩水，生活变得愈发艰难。
严重的通货膨胀如同一场巨大的灾难，席卷了整个社会。市场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小商小贩们的货物价格一日数变，他们辛苦经营却难以维持生计；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许多人只能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挣扎。而那些达官显贵们，却依旧过着奢华的生活，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情绪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触即发。元朝的统治在奢靡之风的侵蚀和财政危机的冲击下，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极其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将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这种人为的划分导致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社会局势日益紧张。
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享有特权，无需从事任何劳动，却可以肆意占有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使得蒙古人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而汉人则被剥夺了诸多基本权利，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拥有，只能以出生日期来作为标识。他们的生活受到严格限制，不能拥有铁器，甚至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这种极端的限制严重束缚了汉人的生产生活。赋役的沉重负担，再加上灾荒的不断侵袭，使得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元政府妄图通过这种残酷的压迫手段来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种极端的言论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汉人对元朝统治的仇恨愈发强烈。即使在伯颜的侄子脱脱当政期间，对汉族的猜忌也丝毫没有减轻。在农民大起义之初，脱脱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并以“汉贼大起”相称，这种带有明显歧视和偏见的言论，使得有识之士预见到元朝的统治必将被推翻。
而除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贪污剥削之外，元朝还接连遭受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地区大雨成灾，饥民数量多达四十余万，社会动荡不安。二年，江浙地区遭受灾害，饥民数量更是高达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地区再次受灾，饥民数量仍有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流离失所。在天灾人祸的双重迫害下，农民们成群地离开土地，生活无以为继，武装起义相继而起，反抗元朝统治的浪潮此起彼伏。
在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禁令也逐渐被废除。延佑二年（1315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试图通过清查土地来增加赋税收入。但地主们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们又为了邀功请赏，将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当作熟地充数，导致“苛急烦扰”，百姓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等地的农民率先发起了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反抗元朝政府的压迫，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